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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文学史，欲准确而概括地描述其发展流变，已是相当不易，若要说明其发展变化的动因，则更是难上加难。林继中教授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却在这两方面都作了成功的探索，值得一读： 该书可谓呕心沥血之作。十六年前，作者已写完其中的下卷即中唐至北宋部分：去年又完成上卷，并对下卷进行修改。从酝酿到定稿，历时约二十年。笔者读此书时，时时感到作者思考之深入全面，感到启发人处甚多。毕竟其中凝结着作者二十年的沉潜之功。 作者认为，文化不仅是文学与客观世界或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物，而且文学在文化之中，犹如胎儿在母体之中，二者互涵互动，是系统与子系统的关系。文学既有其独立性，有其特殊的规律；又服从文化的总体规律，与文化中的其它因素交互作用而产生总件效应。那么文化有什么样的总规律呢?作者引述托马斯?哈定的观点，认为文化进化总是要求得到“最大化地流通”，总是“通过适应而变异成多种文化”。那么，“文学作为文化的敏感部位，也必然具有文化的这种品格。反映于文学演进史，便是不断向俗处降，朝多样化发展”（10页）但是，这个“不断向俗处降”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而是也有不断的“雅化要求”，不断地向雅化提升；而且这一过程并非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大家打成一片”，雅与浴不断调整与融合。因此，作者就用这个雅与俗的复杂运动过程来概括文学史的演进。而雅与俗，又大体上与士族与庶族、贵族与平民相对应，因此中国文学史也是士族文学向世俗地主文学嬗变的历史。本书认为，魏晋至盛唐的文化类型可称为士族文化，中唐至北宋的文化类型则是世俗地主文化，文学的发展也可相应地以中唐为界，而不论士族还是庶族，贵族还是平民.作为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环境之中，又生活在一定的历史主传承之中，因此观察和分析种种横的、纵的因素对文人心态的影响，当然应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所在，也是本书的用力点之一： 在这样的理论构思指导下，本书对中国文学史上大大小小许多问题加以探究和说明，反过来也以这许多事实支持了作者的理论构想。须知作者的理论本非凭空构筑，而正是对文学史上大量事实深入思考的结果。下面就举几个例子看看作者在其理论构思中的一些新鲜见解。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文学的自觉源于人的个体的自觉，这一结论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本书进一步从士族、庶族社会结构的角度加以观察，从而指出所谓个体自觉，虽与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人格的觉醒”有某些类似乃至相通之处，又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作者说： 在宗法官僚社会中，个体存在以等级与人伦为坐标。所谓“个体自觉”，也只能是将重心由“国”挪向“家”（家族）一边而作精神上之自由追求耳，并无抛弃现存秩序另建社会新秩序之行为。故群体自觉幻灭之后，党人解体，一部分有力者由名士而门阀，以家族利益为第一义；一部分则疏远朝廷，走上隐逸之路；更多的下层文士则成了无根之蓬草，在惶恐中游走。正是这些人首先将“个体自觉”表现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文学史有直接凶影响。（34页）这指的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游士”诗作。作者又说，那些走上门阀、军阀之路的名士，处于强势地位，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他们及其周围的大小文人其“志”既“深”；而又保留着东汉名士“尚气”的习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其“梗概而多气”。这“志深”与“尚气”的结合，便合成建安文学的总体风格：这样来解释汉末及建安时期的文学现象，比泛泛然谈论个体自觉、生命意识的觉醒，是更有说服力、更深刻的。 在讨论东晋玄言诗时，本书首先对儒道会通的文化精神加以阐释。作者说：“人之为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这正是儒家与道家各执一瑞的内在依据。……二者对立矛盾、交替互补，在士大夫内心造成一种钟摆式的动态平衡，失去这一平衡便有难名的痛苦。”（55页）在作者看来，东晋玄学之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相妥协，正是求取这一平衡的表现。这样从士人心态的角度讨论玄学，颇具启发性。作者指出正是这种儒道会通的文化精神重塑了士人的理想人格，然后，作者又从东晋的社会、政治角度进行分析，指出门阀政治、偏安心态以及“罕关庶务”的士族本性三个因素左右着重塑的过程。作者说，由于士族势力的兴盛，其自信心增强，心态趋于平衡，使其扬弃冬士以放诞为通达的极端行为，而推重人格上的雅量与气度；由于罕关庶务，不为物累，淡化了功利之心，遂有利于审美精神之发扬。他们即世间而出世间，对生命热爱却又努力超脱，于感喟之中体味本体，表现出一种宇宙意识，于是养成一种“玄学的生活情调”，这正是玄言诗大畅其道的基础。这样从社会、政治、学术、士人心态各个方面考虑和解释文学现象，而又互相联系，打成一片，可使读者会心而笑，不能不佩服作者目光之敏锐、思维之深入与融通。 本书以“由雅入俗”又“化俗为雅”的“双向文学运动”概括中唐至北宋的文学发展。其论述中胜义颇多，下面也随手举几个例子。 在论及中晚唐市井俗人的趣味好尚对雅文学的影响时，作者认为，这种影响的表现可大致归纳为两方面，一是重叙事，二是重感官。关于重感官，作者引述了林庚先生《中国文学简史》（上卷）关于“晚唐感官的彩绘的笔触”的论述，指出林先生的话表现了诗人特有的敏锐。然后说：“我认为真正开始此种‘感官的彩绘的笔触'的大力者，是李贺。而脱颖而出的李贺诗的意义，首先就在于以此种笔触开启了文学形式发展的新方向。”（81页）作者亦以其细腻敏锐的审美感受，引导读者去体会此种笔触，并进而指出继承李贺笔法者，尚有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人。从晚唐这一派诗人中看出“俗”的影子，可谓别具只眼。按吴融《禅月集序》云：“至于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彩为第一流，有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迩来相教学者，靡曼浸淫，困不知变，亦风俗使然也。”从这段话中不难想见李贺诗当日为流俗所好的盛况，可与作者的判断相印证。作者又进一步分析，此种“俗”是与晚唐初涉政界的世俗地主士人的心态有关连的，其华词丽藻之下埋伏着病态，是一种“有力的病态形象”。病态而有力，就在于诗人心哀而尚未心死。这些分析，颇有意味，至少是可以引发读者的深思的。 在论及唐宋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时，作者强调，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于严羽所谓”唐以诗取士”，更体现为士族文化、庶族文化两种构型的嬗变中的杠杆作用：就此意义而言，北宋文学的发展所受科举制的制约比唐代深刻得多。北宋的科举制经过了改革，具有政教合一的功能，它不但吸引了大量世俗地主及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参政的桥梁，而且因其考试内容以儒学经典为内容，故影响了世俗地主的价值系统的转换，导致宋代理学的核心——伦理学入主文学，左右了大部分作家的创作。作者又说，处于较下层的世俗地主经由科举跻身封建统治的上层，一方面将“俗气”带进文坛，使士族文化（包括文学）染上了“俗气”；另一方面，这些世俗地主面对原有的士族文化，又要使自己“雅”起来。因此，北宋的科举便推动了由雅入俗又化俗为雅约双向文学运动。20世纪后半期以来，学界对宋代科举的研究逐渐开展，关于宋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也受人嘱目，本书的论断可谓嚆矢，足供参考。 作者以雅俗流变为线索，分析北宋文学史。他说宋初的西昆体是“雅化”的，而白于脱离了世俗地主“以俗为底子”的实际，故不能取得那些“三家村乍富人”的认同。但那毕竟又是一次审美教育，其“以学问为诗”的倾向已积淀为后人的期待视野。以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都继西昆体之后进行“雅化”的探索。他们作品中的内省意识和由此意识升华而成的古淡风格，也从此积淀为宋人“雅化”的特色。最后，到了苏轼手里，方才妥善处理了俗、雅关系，既以其天才创作使致用和务本的精神有了美的载体，又提出了“绚烂归于平淡”这一合乎北宋文化目的的审美理想。这样抓住雅与俗来观察北宋文学史，是颇有新意的。 书中许多地方都见出作者见解之独到。这里再举一例：论宋诗者多称苏、黄，本书从士大夫自我调节的角度论二人的区别。作者认为，在后期封建社会士大夫那旦，形成了以兼济与独善原则为基础的自调机制，白居易就是一个典型。而在苏轼手中，此种白式自调机制更发展为一种与“儒道互补”相表里的心态，即对于专制作消极的反拨，将“满肚皮不合时宜”化作一种“漠然自定”的人生态度，以特殊形式保留“威武不能屈”的内‘容，在内心深处保持个体人格。苏轼在精神上实现了自我超越，似乎是站在历史与人生之外来观照生命，以空漠之感来淡化悲哀。作者说： 说到底，苏轼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索性想开去，取庄生的“游心”（心灵的自山活动），与儒家的“孔颜之乐”（仁者不忧），加上沸家的随缘任运、无分别心，形成自家无地不乐的审美心态。（236页） 而黄庭坚则是将理学家的内省功夫与禅宗的自我解脱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内心的恬淡与宁静，并且以此种心态论诗。因此黄氏一再反对在诗中讪谤侵陵，连隐讥暗骂的弦外之音也不主张，而是靠着“克己”、“不见威否”的内省功夫，将怨怒化为乌有，做到胸次释然。作者说，苏轼的“漠然自定”“好比是痰化而为涕，病根未除，而且，他愈是多说此‘务使平和'之类的话，就愈令人疑心是害了这个病便偏爱讲这个病”；而山谷的一点自怨自艾，“则好比发低烧，有时会喃喃自语”。（274页）这样细心的体察和生动的表述，对读者当然十分有益。 总之，林继中教授的这本新著精彩之处甚多，这里不可能一一举出。作者深思熟虑，不仅要对漫长繁复的文学史作出准确的概括，而且力求说明其所以然。他的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文笔之生动，也是本书吸引人的因素之一，从上文所引述也可窥豹一斑。当然，概括的面如此广阔，涉及的问题如此繁多，那么有些地方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也正是事之必然。比如关于“韵外之致”的审美理想是如何形成、发展的?这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问题。本书说，这种审美理想与“社会退避的人生态度更为无间”。（241页）又说，它的“一端是与道、释出世哲学相联系”，而“另一端却深深植根于儒家的入世人生观”，并且举出被视为“隐逸诗人”、“韵外之致”的代表者陶潜、王维、韦应物、柳宗元，说他们无一不曾具济世之雄心。（240页）作者又强调苏轼“漠然自定”的人生态度与“韵外之致”的联系，说“内在人格的丰富与对外在环境的漠视，便构成‘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审美理想”。（268页）这些论述，使人感到作者对“韵外之致”的体认，似乎是指悠远淡泊之中蕴含着内心深处的入世的眷恋。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便有一些疑问。究竟什么是“韵外之致”?古人论“韵外之致”，往往是摘句嗟赏而并不顾及全篇。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千山响杜鹃，万壑树参天”之类，或壮阔雄浑，或生机勃发，而又如曹雪芹所说，“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那是不是就可说是“韵外之致”?林逋的“疏影横陈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朱熹称赞说有难以言说的“言外之意”。是否也算“韵外之致”?“韵外之致”这四个字是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来的，他在同篇中列举自以为得意的诗句，既有“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幢幽”那样的闲寂，也有“马色经寒惨，雕声带晚饥”那样的肃杀，是否也可说是“韵外之致”?苏轼便称这些诗句为“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书黄子思诗集后》）如果上举这些描绘风景、外境的诗句都称得上有“韵外之致”，那么，用本书所说的出世、入世的人生态度加以解释，似乎是求之过深。关于“韵外之致”，似乎本来就是个难以说清的话题，笔者也颇有兴趣，所以忍不住发问。林继中先生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于众的新鲜见解，本身就是学术研究深化一步的表现。相信他的这本新著所论及者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探讨，会给人们许多启示，那将是十分令人欣喜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