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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书桌前的是朱子彦教授的新著《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下文简称《新论》）。看到“让某某走下圣坛”的书名，读者切莫认为这是一句商业广告语。其实，恢复史事的真相，摘下历史人物头上的光环，让他们走下圣坛复归凡身，正是历史学者的任务和职责。诸葛亮的北伐、关羽的失荆州、吕布的反复无常、魏延头上的反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等，这些三国史上耳熟能详的史事人物，经朱先生的精细考证，现在有了全新的诠释。读完《新论》，我对三国史事人物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不过，此处想要说的，则是朱先生治学方法上的特色。 重视历史进程中“人谋”的作用 中国历史入汉唐一段，先由一统转向分立，又由分立复归统一，古人谓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原因何在？当代学者总喜欢在社会经济上寻原因，是为三国鼎立原因的“南北经济均衡说”。以“南北经济均衡”来说明从统一转分立之因，同样也以“南北经济的不均衡”（中原地区经济发展超过了吴、蜀地区）来论证分立复归一统之原。反身自问，数十年来，每有学生问及三国鼎立的最终原因，我总以此种理论解释之，而流行的各种教材也都有类似的叙述。虽不满于这种经济解释的泛用，但人云亦云，已为成说，亦不加思索，而朱先生的《新论》则思索而能破此成说。 朱先生说：我不太同意近年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所谓“南北经济均衡”导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的观点，这实在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三国鼎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自然需要详细的探讨，但“人谋”的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不可忽视。三国分立之形势成于赤壁之战，而此战的胜负，实与“人谋”大有关系。就刘备方面而言，自江陵败后，几乎是日暮途穷，倘若不和他人联合，大约只能逃往苍梧太守吴巨处（见《先主传》引《江表传》所载，苍梧在今广西梧州市境内）。[1]然曹操在夺取江陵之后，忽视了夏口的战略地位，不能乘胜追击势单力薄且已疲惫不堪的刘备；而谋士程昱对刘孙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分析，又未能引起曹操的重视。反观南方，则诸葛亮、鲁肃等积极谋划联合。尤其是孙权一方，众臣都主张迎降曹操，唯有鲁肃、周瑜极力蹿掇孙权抵抗，最终完成刘孙之联盟。故赤壁之战，曹操是“人谋”上的失策最终造成战略上的失误，而刘孙一方则不得不归因于“人谋”上的胜算。此与诸葛亮《隆中对》释曹操之败袁绍的“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同一事理。《三国史新论》，一论曹操“人谋”之不周，忽视夏口的战略地位，是为赤壁惨败的战略原因。二论刘备、关羽、诸葛亮“人谋”之失误，致使《隆中对》所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三论汉末凉州武将之不善“人谋”，虽兵力强悍、一度席卷关洛京畿，终难逃脱灰飞烟灭的结局。作者以此3个案例来说明“人谋”在此段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并概括说“整个三国的战争史，凡善用‘人谋’者就能克敌制胜，反之则必然失败”。 受朱著之启发，我想：非但三国战争史与“人谋”大有关系，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又怎能离开“人谋”的作用与影响？长期以来，唯物史观被我们误解为唯“物”史观，而唯“物”又被简化为唯“经济因素”，似乎只有经济因素才是历史的唯一的、根本的、最终的动因。于是，事无巨细，凡事都从经济上来寻找解释，似乎不如此，就不能体现唯物史观的立场和精神，至于人的活动无非只是实现历史深层原因的工具而已，至多也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其实，无视了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活动及其作用，历史如何说得清呢？这种经济解释的泛用，看似为求其深，实在反失其真。所以，朱先生对“人谋”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的探讨，很值得我们借鉴。 正视历史人物的“二律背反” 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述，是历史学中永无止境的课题，因为每一时代，总需要按该时代的价值尺度来理解、评述历史人物。不过，不管如何重评重议，实事求是，尊重史实真相，总是基本的原则。朱先生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重新评述，或提出些新观点、新看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对历史人物的翻案”。我想，作者之所以不认可历史人物“翻案”式重评，恐怕是因为学术史上的翻案文章，难免有矫枉过正的毛病。换言之，历史人物的评述，最易犯的毛病，即褒之捧煞，贬之棒煞，而捧煞、棒煞的毛病，都是不能实事求是，尊重史事的真相。当年郭沫若替曹操的翻案文章，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朱著的《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一节，意在纠正历史人物评价上的这种偏向。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史事，对曹操用人政策的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曹操既有“唯才是举”的一面，也有嫉贤妒能、雄猜极测的事例；既有善于纳谏的一面，也有不少拒谏饰非、固执己见的史实。作者把用人政策上不合逻辑的悖论现象，称之为“二律背反”。这是非常深刻的概括。其实，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大都离不开“阴谋诡计”4个字；说历史上的政治家，大都也是“阴谋诡计家”，大概也不会太冤枉他们。政治风云的诡谲多变，政治斗争的冷酷无情，政治家不用心计、不施手腕何以立足？所以，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常常是不合逻辑、前后矛盾，表里不一、言行相悖是其常态。对于如此复杂的政治活动，如此多样性的历史人物，简单地褒煞贬煞、或捧煞棒煞，倒是历史学家自己不懂政治了。其实，非但是政治人物，即以一般的历史人物而论也是如此。人之行为的反复无常、难以逆料，人性之深曲隐蔽、复杂微妙，有所谓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之叹！而朱先生提出的“二律背反”倒可以用作历史人物评述上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长期以来，受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的影响，历史人物、尤其是三国的人物之脸谱化、陈式化，真可谓已经深入人心了。苏轼《东坡志林》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即快”。可见曹操的“奸臣白脸”至少在宋代已经定型了。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在传播普及历史知识上的功效远胜于历史学，但因此而带来的不少曲解、误会，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则有劳历史学者来加以纠正。如魏延，作者认为：他不仅善战无敌、勇猛过人，且颇有才略，说其谋反，乃是《三国演义》捏造的千古奇冤。吕布为人“性格直爽，不拘小节”，且“有容人之量，无割地称王之野心”，而所谓“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实在是陈寿、王夫之等人的偏颇之论。诚如作者所说：“见利忘义、反复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刘备、张绣、马超、公孙渊等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囿于正统观念，对后者的“二律背反”视而不见；或是一白遮百丑，有意为之开脱、掩饰，①都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透视史料背后的史实真相 史学家严耕望在《治史经验谈》中说：新的稀有难得的史料当然极可贵，但历史研究的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运用新材料，自然能得出新结论，创造新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所谓“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能说过的话”，这决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钩沉，而非标新立异。[2]我认为，严先生的这一番论述，用来评论朱先生的《三国史新论》，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们不妨举引用二个书中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公元221年的刘备征吴，结果招致猇亭之败，诸葛亮闻之叹曰：“法孝直（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法正传》中的这短短几句话，透露出一个重要而容易忽视的史实真相：至少在猇亭之战之前，唯一能使刘备言听计从的谋臣不是诸葛亮，而是法正，而此前的诸葛亮并未能进得蜀汉政权的最高决策层。同传中又曰：“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其中“好尚不同”4字，也很值得玩味再三。朱著认为：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此话一语破的。刘备、法正和诸葛亮彼此关系究竟如何，正史中没有明说。不过，朱先生将这些片言只语的史料贯穿起来，三人之关系，庶几可窥探而得其真相矣。 又如，按诸葛亮《隆中对》的规划，是以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取宛洛，一取长安，令曹魏首尾不能兼顾。然关羽孤军北攻襄樊，与此规划大悖，诸葛亮何以不表反对、不加劝阻？既已开战，曹魏为解樊城之危，先后派出5批援军，几乎是倾其全力而攻之，而蜀汉则始终不发一兵以增援荆州，以致于樊城久攻不下，关羽“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素以用兵谨慎的诸葛亮何以对襄樊战役采取“壁上观”的态度呢？朱先生认为，凡此种种疑问，都须剖析二人在政治、外交的不同主张才能得以解释。史料记载关羽曾骂孙权为“狢子”，声称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这都表明：关羽不仅与诸葛亮的联吴抗魏主张完全对立，而其所作所为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如此，则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合前后而观其会通”之分析，历史之疑问涣然冰释，史实真相也豁然显露。 古人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倒不是说，古书全不可信，古人的记载都是有意作伪或是非颠倒（有意作为或是非颠倒诚也有之），而是许多史实真相总不能径情直遂地向外人告白宣布。一些事关重大的内情、内幕，史料中往往不置一词，或者只是片言只语的涉及。这就需要历史学者从隐晦曲折、若明若暗的历史信息中，钩沉发微、阐明真相，而高明的历史学者就能从人所共见的材料中揭示出人所未见的史实真相，这正是朱先生治学方法上的一大亮点。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三国热”，影视、出版、旅游，甚至饮食行业，人人都拿历史说事。②历史能受到这么广泛的欢迎和重视，这自然是件好事。但人人都拿历史说事儿，难免会人人都不把历史当回事儿。我曾说：说史如“烹调”，评话家、文学家要刺激受众的口味，一定要多加“佐料”；而史学家则讲究历史的“原汁原味”，不仅不能多用“调料”，还要顾及读者的身心健康。[3]怎么“烹调”出大众欢迎、“吃”了又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历史“菜肴”呢？我认为，朱先生的《三国史新论》做了一次成功的尝试。 注释： ①史学著作中为张作霖、张学良所作为的掩饰、开脱，就是典型的一例（参见张鸣：《张作霖父子头上的光环》，载于《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1页。 ②“人人都拿历史说事儿”，取自张生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参见《新周刊》第238期。 参考文献： ［1］吕思勉. 吕著三国史. 北京：中华书局，2006：78 ［2］严耕望. 怎样学习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24—25 ［3］张耕华. 三国，如何写？如何品？－读《吕著三国史话》有感. 书品，2006，6 原载：《探索与争鸣》 2007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