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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奎英教授新著《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是一部颇具创见且思维缜密的力作，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甚至是振聋发聩的感觉。众所周知，中国的“道”和西方的“逻各斯”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都具有非比寻常的地位，因而在中西诗学的比较中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提及。不管是国内的钱钟书，还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都曾将“道”与“逻各斯”相提并论。而这一论点在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一书中得到了系统、全面的表述，自此，“道与逻各斯”作为中西比较诗学的框架和基点，几乎具有了流行性、统治性的意义。后来杨乃乔曾对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框架进行批判质疑，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经与逻各斯”框架，才使这一框架的统治地位有所撼动。赵奎英教授的新著，从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特定视野出发，对上述两种框架，尤其是“道与逻各斯”框架的局限性进行了一次更为彻底的检视，明确提出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这不能不说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又一次重大推进。那么，从“道与逻各斯”到“名与逻各斯”，有哪些进一步的深化和推进呢？ 首先，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能更充分地揭示出中国传统诗学的复杂性。作者认为，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语言与存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对于中西诗学文化的生成具有基点性意义。其中，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西方表现为语言与“逻各斯”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则化身于语言与“名”的关系。在“名”这一概念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对语言本质、政治伦理、逻辑思维和哲学本体的看法，“名”对于中国传统诗学乃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就像西方传统中存在着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在中国传统中也存在着一种“重名主义”。“名”与“反名”(“道”)、“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中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名”与“逻各斯”是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把“道与逻各斯”作为中西比较诗学不言自明的基点框架。而事实上，由于道家之“道”排斥“名”，“道与逻各斯”框架使得“名”对中国哲学、诗学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得不到有效梳理。道家之“道”排斥“名”，儒家之“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 其次，“名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根据作者的追溯，“逻各斯”的原义是“言说”，引申为“理性、逻辑”，而“道”则主要是一个无名、混沌的存在。无名之“道”与言说性的“逻各斯”，虽然同为本体，其实是相距甚远的。而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名分名誉”等含义。如果说，“名”谓“书字”的含义与逻各斯的“言说”原义形成对比，名之“名分”则像“理性、逻辑”对于逻各斯那样根本。这样一来，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名”与“逻各斯”之间的可比性，而且也理解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什么重视口说言语和理性，而中国古代的重名倾向则表现为对于文字和名分的推崇。 再次，作者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在中西哲学语言观、本体论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有建树性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西诗学传统中的诗学观念、诗学理想、诗学形态进行系统分析，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认识。作者认为西方传统诗学在逻各斯语言观、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逻辑化言语方式的协同作用下，生成了以追求理性“真理”为目标、以“有韵的逻各斯”为标示的“纯诗学”观念，和以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演见长的逻辑化诗学体系；而中国传统诗学在名言观、无名本体论、名道悖反和审美超越中则形成了一种以“有象的道”为标示的“大诗学”观念，将对混沌“中和”境界的追求与 “大美”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诗学理想，以及诗化的诗学形态。此外，作者还从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伴随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出现的两大转向入手，说明了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在“诗化与空间化”思维层面上的汇通的可能性，并对国内学界流行的“重时轻空”说进行了批判清理。 如果说张隆溪采用的是“文化求同”的理论策略，而赵奎英以“名与逻各斯”为基点的比较则是“求同存异”。毕竟，中西方文化传统绝不是二元对立、不可逾越的，但二者在具有相通性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同的诗学精神和语言文化逻辑。任何一种比较，都应以自我的文化个性为基础，都应对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有着自我认知。这恰恰是当今学术研究的薄弱领域。赵奎英教授提出的“名与逻各斯”，是一个从未被注意和言说的论题，而这也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比较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奎英的新著无疑是一部可贵的、极具创见性的比较诗学著作。 原载：《文艺报》2009年12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