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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骅兄从国内来信，让我为他的小说研究选集写一篇小序。对林骅的信任，我是非常感激的，所以考虑的已经不是写还是不写，而是写些什么。可是在我构思这篇序文时，首先使我想起的却是林骅的授业恩师、我的挚友李厚基先生，因为我和林骅有这层缘份是和厚基分不开的。和厚基的相识，有一个情景至今难以忘怀。整整四十年前，那是1963年10月一天的夜晚，我在观摩天津人艺的一台话剧后乘八路公交车返校途中，背后有一个人叫我的名字，回头一看竟然是一位“陌生人”。我有些吃惊，但还没等我说话，“陌生人”开始了自我介绍：“我是天津师院中文系的李厚基，刚调来不久。”随后又说：“今天上午看了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戏曲史的长文。”李厚基，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名字，因为早在五十年代就读过他的研究《西游记》等小说名著的文章印象颇深，没想到今天能在公交车上会面，当时即感觉特别亲切而且也顺口说出了过去读他的大作时的真切感受。从此，我们就从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变成可以无话不说的知己。当时，从南开到师院，骑车只有十分钟的路，那时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聚会一两次，而且每当我个人发生不愉快的事时，他的温馨的家都是我的避难所。此后，互相都发现对方有太多相似的地方：我们都是1931年羊年生人；我们性格都属外向型，说话直来直往，不太懂含蓄的艺术，只不过他比我多了几分理性；在专业上，我们都教文学史而重点都放在古典小说上，不过我兼搞戏曲，厚基则对电影艺术情有独钟，早年写的评电影《达吉和他的父亲》的文章曾使他在电影评论界一举成名。另外，在治学途径上，我们都不愿搞烦琐的考证，而走的是文章审美与理论研究相互应照的思路，主张用审美的方式多研究些形象，企望在美的领域中进行思考。而在治学态度上，我缺乏的是严谨文字的写作，往往是急就章，而厚基则是在每篇文章中都凝结着他的心血、智慧和生命的热忱。上世纪八十年代，厚基因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手脚行动不便，他仍能力疾撰写论文而不稍懈怠，这都是我望尘莫及的。再有，我们虽然同属古典文学专业，但是他的“出身”比我“高贵”。他在北大中文系读完本科后又师从吴组缃先生，专门从事古典小说研究；而我则读完大学本科，匆匆上阵，教起了文学史，年复一年，忙于写讲稿，在科研上远不如厚基硕果累累。另外，在政治命运上，我们都曾被反复折腾过，并视为政治上的另类。但是，我们都坚强地挺了过来而未被梦魇般生活所吞噬。 十年“文革”结束，似乎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某些活力，我和厚基都有一种“想做点儿什么”的冲动。先是我们和天津的同行一道发起了组建社联语文学会下属的第一个“天津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后来我们又先后带了小说戏曲硕士研究生。在研究会中我们把自己的研究生都纳入理事会和秘书组，以便加快他们对学界的熟悉和锻炼他们的办事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紧锣密鼓，出版了代会刊的《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至于研究生的培养，我们为他们互相开课，并交叉地主持对方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这两重关系，落实到今天为林骅书写序文的题旨上，就是要说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林骅就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进一步说，对林骅的为人处世和学术根柢以及治学路数，我是比较了解的。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聊斋志异》，而与导师合作的科研项目又是《三国演义》。所以，从师承的关系来说，最能得厚基真传的是林骅。当然，我至今也不敢说林骅在学术上已经超越了乃师，因为从知识结构、学养醇深、才思敏捷、多种艺术修养和述作斐然等诸多方面，厚基在我辈中都是佼佼者。我记得分明，“文革”结束不久，厚基就出版了《与青年朋友谈谈<红楼梦>》一书，稍后又出版了他的力作《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人们可以想见，这些文字大多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气氛中写就的，研究环境之险恶和条件之艰难，如不是厚基依靠自身的超凡毅力，那是很难完成的。当然，艰窘的处境以及极“左”思潮的余毒而导致的认识上的局限使书中无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印痕，或者使得一些应当实事求是叙述的问题，无法秉笔直书，但是你不能否认厚基建构的“聊斋美学”仍具有综融而广博的大气象。 当然，林骅这一代学人又有他们得天独厚的地方。在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他们有了更多的可能去多元吸纳各种学术营养，因此，在治学道路和研究方法、策略上比起我们这一代的起点就显得高了很多。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新时期以来，古典小说研究显示了突破性的进展。比如，我们已经在经典性作品的认识和阐释方面、在小说艺术世界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的探讨和诠释方面、在明清小说对于中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意义和影响方面、以及在叙事文学的建构、影响重大的时代特征和作家个性、心态特征的研究方面，都已经达到了较大的深度，拥有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比较丰富有深度的学术成果。中国的古典小说研究已不再年轻，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已越来越难，明清小说如何开辟新的路向，已成为古典小说研究界的重大课题。 面对这种小说研究的态势，我认为，林骅兄的明清小说研究有着自己的特点：他取径较广，文学、美学、文化共治，史述、评论理论兼及，以求视野广阔，理解全面。但有一点，他未曾须臾离开的就是“面向作品本身”。在当前有些人瞎扯各种“文化”和各种“主义”的学术状态下，以及在对文学的阅读和审美感悟越来越失去耐心的时候，他却能始终致力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研究，并从文本的解读中引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来，这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其实，文学研究的现代性恰恰是更关注文学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可是眼下对小说的某些“文化研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无视文学的界限（而事实上每个学科又都有自己的界限，保留各自的界限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无视这种界限，脱离了文学文本，结果只能是误读和过度诠释。而林骅的小说研究却能始终在文本细读上下功夫，他的研究文字从未有无根游谈的空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林著中的一些小说宏观研究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能做到“论事必举证……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是因为他认识到微观研究对宏观研究的制约意义，同时宏观研究也可以激活微观研究。正如戴震提倡的“巨细必究，本末兼察”，初步实现了宏观与微观合则兼美的目的。基于这种认识与实践，林骅明清小说研究的深化，不仅走近了名著而且走进了古典作家营造的文本世界，并和他们进行对话和潜对话，逐步开掘出了经典文本中原创性的东西。 林骅的明清小说研究还有一种开放与创新的心态。就中国小说研究而言，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如考据，当然需要继续掌握使用，但是学术传统也需要不断变革。墨守成规，跳不出旧学的窠臼，不可能成为新世纪有成就的学者。因此，学术研究一定要有强烈的当代意识：手下是历史，眼光是当代。另外就是研究方向要虑如何与世界学术潮流相融合。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再不能自封闭式地关起门来搞了。中国的学术必须面向世界，开辟中外术对话的通道。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林骅与厚基先生一脉相承，读研时就注意汲取、借鉴新观念、新方法。他在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的同时，在方法上也特别注意随时代之前进不断更新和开拓，而且做到了熔炼消化，弃粗取精。所以我认为林骅的《稗海探艺录》就是在留心采撷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淘洗钩稽之功，遂累腋成裘的。 《文心雕龙·神思》篇认为文学创作需要经过“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这种看法实际上完全可以和治学相通的。因为学术道路与文学创作一样是一条艰难的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年的政治运动和下乡、下厂，我们耽搁的时间太多了，今天看到林骅在繁忙的教学与行政工作之余能奉献出他的明清小说研究成果，真是喜不自胜。 远的不说，从厚基的导师吴组缃先生、我的导师华粹深先生许政扬先生以及他们二位的导师俞平伯、孙楷第先生开始，在二十世纪的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从发轫到建构，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它还需要新世纪一代一代学者在这个富于魅力的领域不断努力耕耘。林骅兄现在正站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上，我深信，在新的学术理论的研究路径方面，他们一定会再造辉煌。 这篇序文写得够长了，究其原因是命笔时浮想联翩。自厚基先生谢世以后，我时时刻刻想写写我和他最珍贵的友情。但是，垂暮之年，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我和厚基经历了“而立”、“不惑”、“知天命”、和“耳顺”的各个阶段，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厚基竟没有迈过这二十一世纪的门槛。而我虽然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并未能从精神上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心灵的流变更显得复杂。现在借着为厚基的大弟子林骅出版大作的机会，顺便谈了一些往事。同时也是寄厚望于来者。如果再让我唠叨一句，这篇不伦不类的文字，其实用这样的题目也许更恰当：李厚基——林骅——宁宗一。 作者简介：宁宗一(1931- )，男，北京市人，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