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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传统文艺学、美学界，以及国际汉学界，大体表述为“诗性的”或“审美的”，而区别于西方逻辑理性之传统。但是这一文明之开创，以及其中具体脉络之展开，结构之形成，气质之显明等“细节”，却少有具体而微之阐述性著作。傅道彬教授的新著《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以下简称《诗可以观》），以朴实的理性视角，深入远古先民所创经典文献中，为我们打开了那个文质彬彬的诗意世界，勾勒出其生成的清晰足迹。其间辨析精微，创见良多，对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有实质性推进。限于笔者视野，本文仅选取几个方面试做理解。 1、关于春秋文化精神之形成条件。作者首先强调了春秋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奠基意义：“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93页）书中从哲学思想之突破、经典文化之形成，以及君子人格之形成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其重要贡献在于，将对以上因素之分析，置于春秋时代城邑文明的繁荣这一基础上：“繁荣而自由的城邑文明，恰恰是春秋精神的根本所在，不从城邑文明的高度来理解春秋精神，就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这一核心内容。”（96页）这一说法是颇有见地的。 一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时期的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改造殷商以至周代仍弥漫的巫术思维，而为人文理性之思想。从逻辑上看，这种改变须要摆脱对现实生活主观的神秘玄想，具备直面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能力。春秋时期的城邦，因为是从诸侯摆脱王室的束缚，自立而来，因而极具自强、自由之精神。其精神依归不再是遥远的“王”或“天帝”，而是城邦中现实的人，思想的焦点也不再围绕王权，而是理性独立，逐渐创发出关于城邦的学说。这种现实、理性、自由而又充满人文气息的精神气度，一方面收容了从周廷散落民间、因而具有怀疑精神和忧患意识的巫史文化，另一方面聚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文明成果。在自由繁荣的城邦中，各种思想路线汇集、碰撞、交融，朴实而又活泼、健康，孕育、开发了崭新的时代文化精神。 作者在此敏锐地指出，春秋时期的城邦与几乎同时的古希腊城邦，人际关系性质有所不同。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以契约式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古希腊城邦，孕育出了抽象逻辑的理性精神，柏拉图蔚为大成；以宗法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春秋城邦，孕育的乃是生活实践的理性精神（牟宗三先生称为“智的直觉”，李泽厚先生谓为“实用理性”），孔夫子蔚为大成。柏拉图贬低感性生活（实即“现象”或“象”），独尊那纯粹的“理型”，挑起了西方思想史上著名的“诗与哲学之争”；春秋理性精神却开出了诗、史、思交响合奏的艺术化生活世界。同为城邦，其旨趣却迥异，也深刻的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阐释了成为中国传统人格理想的“君子”人格，亦在城邦中孕育产生。指出，“君子”一词，其最初含义是指居住于城邑中的贵族，以相对于居于乡村的“小人”，并不具有道德意义。（121页）那种内在仁和、外在仪容堂堂的君子人格风范，是在城邑以及城邑间交往中逐渐提炼出来的。贵族因其身份、地位以及文化涵养等，本就是乡野“小人”仰慕的对象，则其之人格风范，自然成为社会全体的理想标准，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心志、语言、仪容一体，文质彬彬的人格理想，恰恰是人格的诗化、生活方式的诗化，亦即人生之诗化。后来的儒家，主张通过观察气象，以判断人的道德境界，正是此之体现；这同时也成为中国传统诗学中“观诗以察心志”命题的逻辑依据。 2、论述春秋文学（广义“文学”），从“新文言”入手，显示出极为清醒的理论意识。不同于绘画、音乐等，文学本属“语言的艺术”，是为了用语言真实记录生活，而对语言的艺术运用。因此，不同的语言，形成不同的文学风格。作者指出，此处首要问题是作为春秋文学基础的“新文言”的产生。书中主要从书写条件的改变入手进行论述：“文言”属于“笔语”，因此与书写条件密切相关。殷人主要以青铜、龟甲为书写载体，勒石刻龟，耗时耗力，限制了文字表现的空间。随着周室衰微散落民间的布衣，书写载体主要是相对简易方便的竹简，这使文字更具对繁复思想和细密情感的表现能力。（128-129页）从而促成了雅好文辞风气之产生。语言的改变，不仅拓展、加深了人对自我思想和情感世界的认识和表达，也影响到整个时代风气，更遑论文艺风尚！因此，讨论春秋文学，首先指出“新文言”的基础性作用，是极为深刻的。 相比于“佶屈聱牙”的旧体文言，“新文言”的特征是：“表现方法自由灵活，风格华美；善于修饰，修辞手段广泛应用；语言鲜活生动，典雅蕴藉，语句形式多变，骈散结合，语助词普遍使用等。”（129页）由此，中国语言仿佛挣脱了一副枷锁，自由飞翔于天、地、春天、贤、愚、俊、丑、鸟、兽、草、木的喜、怒、哀、乐之中，人心与外物皆可入诗，三言、四言、五言皆可成句，心-语言-生活融洽自在。作者以先秦广义文学为依据，例举《国风》、《易•文言》以及辞、命、诰、赋等，生动地阐述了春秋诗文对日常生活、政治道德等的渗透影响，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语言对社会生活、以及文学的奠基性意义。当代西方大哲海德格尔有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本书可视为对这个抽象命题的形象描画。 当然，由此反过来，政治道德等对语言、文学也进行规范：“有德者有言”实际上成为语言运用或文学创作的规则。作者指出，“修辞立其诚”：言语、文学是“立诚”之表现，是无邪心灵的自然流露——这实际上已经是成熟的文学理论了。 另外，在此我们似乎也应该有进一步的思考：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新文言”）之异同，以及现代汉语对作为“现代汉语艺术”的“现代文学”的具体影响如何？现代汉语有不同于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以及用语方式等，它也因此影响到现代人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等。操持现代汉语的我们，当然已经不能用古代汉语说话、创作文学作品等，则那些能够成为现代汉语运用之典范、以及体现现代汉语艺术成就的“现代文学”作品之鉴赏、贞定，都需要有清醒的理性思考。我们也看到已经有《现代汉语文学史》等著作出现，我们也期待傅先生在此继续有高论产生。 3、本书对“诗可以观”命题之论述颇具创意。此命题出自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说法，是对诗之功能的一种理解。作者认为，“兴、观、群、怨”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其中“观”是其形式，也是基础，从而赋予其以核心地位。在具体论述时，作者仍然是将问题置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指出春秋礼-乐融合的“礼乐社会”特点，具体表现为社会政治、宗教、祭祀、外交、教育等各个领域活动的诗意化。这形成独特的中国文化特质。我们知道，在西方文化中，比如道德，乃是人理性意志之体现，所以才会将康德所谓“绝对命令”这种形式化的硬性教条树为道德最终依据。春秋以来，中国文化中的“礼”，却是“称情以立文”，是从对人情的体会、裁制而来。换言之，中国文化中的道德，乃是以情感为基础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表述为“道始于情，终于义。”“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但是“情感”恰恰也是诗、乐等艺术的核心。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区隔森严的知识、道德、艺术领域，则中国文化中却互渗融合，也才可以理解何以人物外在风雅仪容等在西方道德理念中微微不足道，在中国文化中则被视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 正是在这样诗意化的社会氛围中，“观诗”才可能成为风尚，成为一种文学观念。作者强调指出，春秋乃是一个“用诗的时代”，现代意义上主要被理解为“抒写个性情志”的诗之本质含义并不被重视，因此绝大多数流传的诗歌甚至未标明作者（个体、个性）。“诗三百”之编辑，也不是现代“文学活动领域”中文学作品的辑录，而是孔夫子“取可施于礼仪”，以为人们提供在社会种种交往中喻志表达的材料。（216页）结合《春秋》、《论语》等文献，我们认为这一见解是符合事实的。其翔实的阐述，也为我们还原了那个风雅时代的真实面貌。 傅先生此处另一大贡献是，突出了春秋赋诗观志活动中审美性特点。这是对长期流行见解的重要突破。作者首先指出，“观风俗，知得失，自考证”这一对“诗可以观”命题的流行见解，将“诗”理解为反映民情的“情况简报”，既不能解释《诗经》被奉为经典长期、广泛流传的永恒魅力，也不符合政治常识；倒是将“诗”理解为春秋贵族在国际、个人交往中讽诵“以喻其志”，“以微言相感”的表达材料，更接近事实。（216-217页）我们认为，“以微言相感”，正是指出了其中的审美性特点。（Aesthetics,一般译为“美学的”，但正如已有越来越多学者所指出的，应译为“直觉的”，“直感的”，“感应的”更准确。）春秋士者交流，双方并不直斥是非，也不以逻辑论辩相往来，而是借诗“婉而成章”，含蓄、感性地表达观点；甚或诗、乐、舞一体，搭台表演，于载歌载舞中传递志意。观诗者由此也在审美性鉴赏中准确细微地体会（而非理性分析）到对方心志。双方相揖而视，默契于心。一切政治、军事、外交之是是非非，均化解于心志的感应交流中。如果不具备这种审美感会能力，则不能进行有效交流，则会被轻视甚至逐出此风雅诗意的社会。所以，春秋观诗活动中的审美性、艺术性因素，绝非贵族士大夫附庸风雅的体面点缀，恰恰是国际、人际交往的关键因素。本书以“诗可以观”命题，正是准确、传神地道出了春秋诗意盎然的时代精神。 西方文化，由于柏拉图的抽象化（ “抽象”，实即抽调具体感性的形象，亦即感性生活现象）努力，以普遍永恒的“理型”（idea）统摄一切,感性化的“诗”因此不能见容于理想国家蓝图中。因而很长时间以来，“诗意”在西方文化中失落了，直至近来的尼采、海德格尔，才又重新发现了生活的“诗意”本质。中国幸有春秋这一风华篇章，为我们开创、奠基了诗意盎然的文化精神，佑护中华民族，使其虽然时有磨难，仍然绵绵不绝，繁衍至今。可惜近来其似乎也有脱落迹象。傅先生此作，正当其时。毕竟任何民族的任何“现代化”建设，总须不断地回到根基，进行自我认识，以汲取养分；总须从根基处开发，才可能华茂实累。我们以为，这正是傅先生此书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李有兵，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通讯处：北京朝阳区定福庄东街一号中国传媒大学1000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