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研培乔梓偕钱葭村、梅庵、赵玉汝往廿图查户口，该图官发抚恤时本二百余口，为经造、地保所侵吞，实发票仅十六张耳。今又开造大小饥口七百余，其中诡户、重户甚多，而实在饥民则转有遗漏者，甚为可恨。（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廿二日〈1840年12月15日〉）
    

有地保持票四十余张来领赈者，显系包揽侵吞，县已拘讯矣。而总书陈大章求樵云为缓颊，乃仅将票扣住而释其人，可慨也。（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日〈1841年1月2日〉）
    这就是鸦片战争期间长江流域的社会现实，也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吏治腐败，贪弊成风。官府不但赈灾乏力，而且对侵吞之徒包庇纵容，致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身为官员的翁心存也不禁“可恨”、“可慨”。《孟子》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如此，当老百姓无法维持生计时，民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日记云：
    

闻靖江水灾甚重，饥民哄堂。又闻署江阴令陈登之司马以拿雅片被拥入水，未知确否，民气不靖，可虑也。（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日〈1840年7月18日〉）
    

丹阳因兵差科派，有土棍抗令，官下之狱，乡民遂劫狱殴官，酿成巨案，可为寒心。（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1840年8月16日〉）
    

上海令曾君募闽广乌船载兵出洋，水手不愿，强之往，遂与乡械斗，伤数十人，居民罢市，几至激变，劝谕久之，乃定，可虑也。（道光二十年七月廿七日〈1840年8月24日〉）
    与吏治之败坏密切相关，军队也不可能成为净土。日记多次提到在战争紧要关头，士兵不服从调遣，甚至胁迫上级之事：
    

申刻署福山营游击叶君遣千总钱某来告李侯，云本营兵以六、七两月兵米尚未放，又因借口粮银四百两于县未发，本日委员清君暨刘侯到福山验军装，营兵拦舆哗诉，群殴民壮，遂一哄而散，须亟发银米抚慰之，西坪遂匆匆去。噫，两县固办理不善，而兵骄将玩，纪律何存，深可虑也。（道光二十年七月十九日〈1840年8月16日〉）
    

新常令范侯往福山阅海口，且因本营兵索饷而哗，刃伤把总故也。兵力已单，又无纪律，可忧甚矣。（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日〈1840年9月15日〉）
    军事之废弛令人触目惊心，以这样的军队对抗外敌，结果不难预测。由于士绅的身份，翁心存多指责民众与政府离心离德，为“民气不靖”、“兵骄将玩”，军纪涣散而痛心疾首。但是，当政府不能按时发放军人粮饷、不能保证百姓基本生计时，又怎能要求军队、百姓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勇赴国难呢？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清政府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内政不修，故外侮难御。
    日记对战争进程多有详细记载，由于当时通讯手段落后、政府有意封锁消息等原因，这些记载明显滞后，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廿一日（1842年7月28日）”日记云：“知镇江已于十四日午刻失守，副都统海龄被害，满营格斗死者不少。”尽管如此，日记仍然清晰记录了整个战争的进程，可与后代史著互相参看。值得注意的是翁心存对战争期间一些传闻的记录：
    

闻七月十七日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从外洋巡哨回，击英夷，烧其船廿余只，金门镇总兵从内洋夹击，擒七船，遂复厦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日〈1841年9月24日〉）
    

又闻越南、中山、日本各国以舟师助顺，已泊定、镇之间，逆夷颇惧，纷纷登舟退出，皆传闻之说，未知确否也。（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1841年11月3日〉）
    

闻上年腊月十七日乍浦外洋有夷船游奕，旋即退去，近闻四明汉奸与夷人互相劫夺，其势已离，夷船已退出镇海，此信不知确否。（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1842年2月24日〉）
    

闻二月三十日武弁叶某与镇海附生某设计焚毁夷人小杉板三十余只，三桅船一只，夷船炮火延烧，击毙夷人无数，若此信果真，差强人意耳。（道光二十二年三月九日〈1842年4月19日〉）
    

闻潮郡来信，云有墨墨哈哒国因红毛独得中华银数百万，不肯分给，怒而兴兵袭之，杀其王，夺其故，故夷船皆纷纷退回等语，不知确否，如果如此，真四海苍生之福也。（道光二十二四月廿七日〈1842年6月5日〉）
    这些传闻都是子虚乌有之事，翁心存却郑重地记录下来，充分说明了他内心的焦灼与渴望。透过这种心态，我们不难理解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朝廷中枢作战方针为何摇摆不定。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始于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广东禁烟，次年清廷即罢黜林则徐而起用主和的琦善，之后又任命奕山、奕经分别到广东、浙江主持战事，最后又任命耆英、伊里布主持和谈。主和还是主战，朝廷迄无定论，后代治史者多认为这是朝廷两大派系之争，并引王鼎尸谏之事作为佐证。从翁心存日记来看，面对外敌入侵时，派系斗争并不明显，和战方略的不同取决于取决于战场的态势，那些主战的将领一旦面对船坚炮利的全新对手时，就迅速转变立场，力主和抚，进而影响到中枢的决策。而朝廷大员对敌情过于隔膜，各种传闻尘嚣甚上，措施失当也在就难以难免。
    二、科举、交游、朝仪及公务：清代官员活动之实录
    《翁心存日记》的另一重要历史价值是翔实记录了作者本人每天所参与的一些重要活动，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社会风俗习尚、礼仪制度及官员日常生活等。
    从日记来看，科举一直是清代官员最为关注的事务。作为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政治生命。《翁心存日记》于科举诸项事务记载颇详，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详细记载了典试福建、浙江时的日程，如“道光五年八月一日（1825年9月12日）”日记：“将军、副都统、抚军、两司、两道、候补道、首府、闽县俱亲来拜，以关防，概辞不见。”“八月八日（9月19日）”日记：“清晨写题，午初传匠入，封门。刻题匠拙甚，昨发之添注涂改式尚未刻毕也。坐堂皇严督，申正刻完排版。酉初，传刷字匠入刷题，板凡三副，题纸须刷八千四百纸，入场者凡八千三百有奇。日不暇给。余恐题目透漏，自午后危坐门内，竟日达旦，惟略进茶点，不遑饭也，亦惫极矣。”从这些严守各项章程的记载来看，虽然隐隐有自我标榜之意，但从中不难体会清代科举对主试官的要求。二是日记对道光十七年后顺天乡试和朝廷会试的记录颇为详切，包括各场试题，主、副考官姓名。此期翁心存在京为官，留意于此乃是由于其子同书、同龢在京应试。之后其子翁同龢、其孙翁曾源高中状元，留下一门两状元之美谈，与翁心存始终关注科举事务密切相关。
    在京官员的私人交往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从日记所载来看，师生、同门与同乡乃是最密切的私交对象，节日、婚、丧、寿、诞等重要活动均要出席。“道光十五年正月初一（1835年1月29日）”日记曰：“出东华门顺道拜年，至敦甫师、定九师、曹太傅、潘相国鹤舫师、石樵师、鹿苹年伯各处，午正回寓小憩，复至煦斋师处，凡经过之处俱沿途投帖。”所拜会的主要对象是座师。“正月初三（1月31日）”曰：“赵君湖、赵生树人、张生友筠、谢生廷荣、朱生栻、胡生仁颐来。”来访之客多是门生。由于师门关系是最可靠的政治资源，所以日记对历年中式的门生记载颇详，“道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1835年5月9日）”日记曰：“是日发榜，福建乙酉门生中者三人：刘生建庚、建韶，黄生宗汉。辛卯分校顺天门生中者一人：丁生宗纶。粤东中者龙生元僖。四川壬辰竟无一获隽者，而吾邑亦复脱科，为之浩叹。”可见清代官员最重视同门、师生之谊。因此，在交往中，有时需要事先查看各种名录，以便对各种关系作出相应处理。《日记》曾记载了翁心存在典试福建的途中的一次误会：
    

署丞浦城县丞刘君诜旧名谦，乙丑庶常，散馆为瓯宁令，缘事降调，余辈曾查馆选录，因其改名，不知也，以愚弟帖往，渠颇愠，有微词，细询始知之，乃易侍生帖往，实则余等固不任咎耳。（道光五年七月廿七日〈1825年9月9日〉）
    刘诜曾入庶常馆，后被降调外任县丞，按常理应对主持乡试的京官翁心存相当尊重，但因当年的先辈名份，刘诜对翁心存的失误毫不包容，而翁心存并不以为忤，反而易侍生帖往，可见官员对这种名份多么看重。在这种风气下，“馆选录”自然成为日常必备之物，清代官场私门之习气可见一斑。
    翁心存长期在京任职，诸多重大朝廷典仪均厕身于中，日记于此有详细记载。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1835年1月14日）至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二日（1835年8月6日），翁氏曾担任国子监祭酒，所参与的主要活动有：
    

是日太庙祫祭，应随班陪祀。丑正起，寅初三刻入右阙门，诣太庙恭俟。卯初驾至，礼成已天微曙矣。（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廿九日〈1835年1月27日〉）
    

丑正起，焚香礼天地祖先，望南遥叩慈亲。遂趋朝待漏，日出时皇上升殿，随班朝贺。国子监在东。（道光十五年正月初一〈1835年1月29日〉）
    

孟春时享太庙，惠郡王承命恭代行礼。余丑正二刻起，入庙时交寅正，已将上祭矣，亟趋入随班陪祀。遂出城至斋宫门外恭候，辰正三刻驾到，站班，午初回。（道光十五年正月十日〈1835年2月7日〉）
    

次辛，皇上祭祈谷坛，余应陪祀，子初即起，子正出城在帐房少俟，丑正三刻驾诣行礼，恪恭陪祀，六刻礼成。（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一日〈1835年2月8日〉）
    

是日子初二刻起，子正出城，诣先农坛陪祀，寅正驾至上祭，礼成后在聚福殿传膳，卯刻上亲耕，御观耕台，仍入聚福殿更衣。上将骑幸南苑，诸臣皆侍班，各回城，余亦回寓。（道光十五年三月十六日〈1835年4月13日〉）
    

丑止起，趋诣太庙陪祀，寅正二刻上祭，天已黎明矣。卯初礼成，回寓小憩，即诣文庙，偕善溥泉行释菜礼，入署治事。（道光十五年四月一日〈1840年4月28日〉）
    

子初二刻即起，出城诣天坛陪祀。寅初上至，行常雩礼，礼成已天明矣。是时大西风，坛上赞拜声，墙外不能辨，但遥望红灯升降，以意默会，起跪而已。（道光十五年四月十二日〈1835年5月9日〉）
    

夏至，上行方泽大祀。子正即起，出安定门诣坛祗俟，浓云满天。寅初上至行礼，礼成已天明矣。上在斋宫膳毕回园，诸臣皆退。（道光十五年五月廿七日〈1835年6月22日〉）
    这些重要活动包括太庙祭祀、朝贺、祀祭天地等，均为朝廷定例。另外，咸丰五年七月九日（1855年8月21日）康慈皇太后去世，咸丰七年四月二十日（1857年5月13日）下葬，翁心存作为丧礼的恭理者，于丧仪前后事项记载颇详，也能够使我们直观了解清代皇室丧礼的整个过程。日记记载皇太后梓宫先停绮春园，十月廿五日（12月4日）移于慕陵隆恩殿，三年后下葬。前百日皇帝隔日亲祭，民人及京兵旗人一月后准嫁娶，等等。梓宫需漆饰49遍，陵墓工程浩大，所需工匠每日不等，少者“六百六十二名（“咸丰六年二月十九日〈1856年3月25日〉”日记）”，多者“一千一百九十名（“咸丰六年三月三日〈1856年4月7日〉”日记）”，主要工程包括地宫、正殿、东西配殿、围墙等，翁氏于入葬过程也记载颇详：
    

丑正三刻起，筠巢来，寅正二刻同上。予入殿恭视祭品陈设，出少坐，卯初复入行迁奠礼，恭邸承祭。三刻礼毕，回寓。午正偕上，未刻撤格扇，撤帷幔，八字墙一起连供桌等件卸大罩，敬视工部包裹。申初梓宫升小舆，恭奉自殿东，至候时芦殿安龙輴上，撤去包裹外罩，奠酒行礼，进汲桶，四围激水遍，乃退，申正二刻回。（咸丰七年四月十九日〈1856年5月12日〉）
    

巳刻恭亲王恭捧吉土入金井，未初豫王、惇王恭奉册宝安于地宫石几上。在东西南隅，其匙挂于箱上，袱内无包袱及箱也。另一匙箱藏钥，雅牌二，清册一，不入地宫，记之。未正予等皆上，申初恭邸奠爵三，众随行礼，恭理王大臣载恒、裕诚、翁心存、麟魁、文彩同派出之惇郡王、贝勒载治、桂良恭奉龙輴车循隧道木轨行，安奉石床正中，敬视周视，撤榆本床、龙輴车，恭邸奠爵，石门永闭，大葬礼成。（咸丰七年四月二十日〈1856年5月13日〉）
    关于皇太后葬仪，清代例有定制，《钦定大清通礼》记载颇详，如葬仪最后两日，《通礼》曰：“先一日，奉移梓宫于宝城前苇殿，行迁奠礼，皇帝亲临视葬。届日，梓宫御龙輴，执事官恭奉循隧道木轨入元宫，永安于宝床，大葬礼成。”[①]翁心存亲历此事，日记所载虽与《通礼》大致相同，但更为细致直观，给人以身历其境之感。
    翁心存先后在各部任职，均为重要职务，此时正逢多事之秋，按常理度之，公务应该十分繁忙，不过从日记来看，真正用于公务的时间并不太多。如道光十七年正月九日（1837年2月13日）赴大理寺少卿，同时在上书房行走，授六皇子读书，直至道光十八闰四月十一日（1838年6月3日）获准开缺，翁氏担任大理寺少卿职务近一年零四个月，但日记所载到署处理公务仅15次，分别是道光十七年一月廿九日（1837年3月5日）、二月九日（3月15日）、五月十二日（6月14日）、五月三十日（7月2日）、七月六日（8月6日）、七月廿七日（8月27日）、中秋（9月14日）、十一月廿三日（12月20日）、十一月廿六日（12月23日）、十二月十三（1838年1月8日）、道光十八年正月廿四日（2月18日）、正月廿五日（2月19日）、二月二日（2月25日）、二月十五日（3月10日）、闰四月九日（6月1日），每月平均不到一次，甚或数月未曾理事。在处理政务时，整个过程也十分仓促，如“道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1837年7月2日）”日记曰：“午正退直。本寺书吏送题稿一百三十二件来画，内立决者十六件，九卿会议者三件，阅至申正三刻乃竟，殊疲升矣。”不到半日竟批阅公文130多件，可以想像这种批阅只是流于形式罢了。翁氏也认识到官员对于公务之敷延，但他却无法凭一己之力而改正，有时竟不得不同流合污。“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1837年12月23日）”日记曰：
    

未初退直。遂至本衙门画题稿三十三件。查本年所收各省揭帖共三千九百九十一件，而会稿止一千七百七十二件，河南一省揭帖三百二十三件，而会稿止三十九件，然则漏送者岂止二十件乎。大理一官今已成闲曹，然设官分职，体制相维，若如此视为无人，亦复成何事体。余职掌所在，本不容默不一言，惟现直书房，势难兼顾，亦只得姑且含容，且看此后刑曹如何办理耳。
    翁氏一方面批评相关官员办事疏漏，声称“不容默不一言”，另一方面又以“势难兼顾”为自己开脱，“姑且含容”。与疏于公务相对，燕会、论文、贺吊等交游活动则频频见于笔端，足见当时官员对公务的玩忽漠视。
    三、内外交困、危机重重的晚清政局
    《翁心存日记》的历史价值还表现为对道光、咸丰年间政局的全面叙述，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一时期从清朝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就社会经济而言，由于天灾频繁、鸦片战争和太平军起义，道光、咸丰的财政形势越来越艰难，百姓生活困顿不堪，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早在道光五年（1825）翁心存典试福建时，途中所见已颇为萧条，“六月一日（7月16日）”日记曰：“自涿州以南，蝗虫从东来，禾稼多被伤损，村民鸣钲驱逐，嚣乎动地，声颇凄惨。”道光九年（1829），翁心存由广东返京，途中所见仍是如此：“过北刘智庙，入景州界，地渐低洼，道多冲坏，时时绕道而行，田皆芜秽不治。（二月三日〈3月7日〉）”道光十二年（1832）翁心存典试四川，途中所见的乡村凋弊更甚：“十里许过华佗庙，人家甚少，集甚喧。被涝之后，有卖儿鬻女者，可慨也。（十二月廿八日〈1833年2月17日〉）”又云：“将抵褚庄数里，闻儿啼甚苦，盖弃于道左者。令人抱之，至铺问之，云王家庄人，李姓，名阿开，其父鬻其母，已半月不归，在道旁乞食不得也。（十二月廿九日〈2月18日〉）”咸丰五年四月十八日（1855年6月2日），翁心存会同诸亲王及肃顺等朝廷要员盘查户部的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等三库，其银库所见令人震惊，“辰正二刻赴户部外银库，巳初王公俱至。遂入库盘查，共银二十五万有奇。（四月廿二日〈6月6日〉）”“辰初入署治事毕，遂赴库抖晾口袋，得银四两二零，口袋七百九十斤，照例变价十一两八钱零。”（四月廿四日〈6月8日〉）此时整个清朝户部外库存银只有区区二十五万两。四月廿六日（6月10日）开始盘查内库，日记曰：
    

是日盘查内银库，库在东华门内路南，内阁大库之后，北向，凡十楹，中隔以板壁，东为东库，西为西库，东库已空，所存者西库一百廿万而己。道光三十年予为户部右侍郎时，内库尚存八百万，自咸丰元年以后军兴，外库不足，乃取资于内库，数年之前陆续拨发，仅存此数。今惟第一桶存八十万，三号桶四十万，五号桶五千二百五十两而已，余皆空桶，可为浩叹。桶正方，高广皆丈许，用梯登其巅，开盖出银，银皆元宝，以数计，不用平也。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本来十分巨大，就雍正朝鼎盛时期而言，据《清代经济简史》，雍正十九年户部年收入银17964253两、钱660987文。[②]到了嘉庆、道光时期，由于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加上陕西、河南大旱，东南六省大水，入不敷出，至道光三十年户部存银锐减至800万两。据《日记》所载，随着太平军战事的进行，咸丰五年（1855）户部存银已不足250万两。因此，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九日（1856年12月16日），翁心存被任命为户部尚书时，内心毫无喜悦之情：“是日清晨，与家人从容谈笑，正拟饭后入署治事，忽闻调任司农之信，不胜悚惕。度支匮乏，军饷浩繁，无源可开，无流可节，都中大钱壅滞，物价日昂，岂迂拙衰庸所能胜任耶。”对国家经济前景充满悲观情绪。
    国家的政治形势同样严酷，作为国家两大支柱的军队和官僚体系均面临严重的危机。官员对公务敷延搪塞，只是热衷于结党营私，而昔日八旗劲旅也不堪大用。“咸丰二年十二月三日（1853年1月11日）”日记曰：“调吉林马队兵二千名、黑龙江马队兵二千名驰赴河南。”“十二月廿五日（1853年2月2日）”日记载吉林兵差事情况：“凡兵二百五十人，夫一百三十余人，本部发帐房五百架于安定门外，奏明照成案每兵火药四斤，△药四两，火绳四条，包裹妥发运往河南军营给发。”士兵携仆出征，由当地政府供应食宿，武器直接送到军营，这样的军队自然难堪大用。故而清政府在平叛过程中，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处于下风。而主将为了个人仕途，一再隐瞒敌情，夸大战果，这就导致一方面是失地丧师，另一方面却是捷报频传的奇怪现象，日记曰：
    

向荣奏报正月朔寅刻进攻武昌，接仗六次，杀贼无算，次日收复武昌，贼纷纷下船东窜，仍督率官军追剿，其汉阳府城亦经驻扎黄陂之总兵吉顺前往收复。（咸丰三年正月十一日〈1853年2月18日〉）
    

向荣奏初四日追贼至葛店，击沉贼船一只，焚烧三只，亲率兵壮二千四百名昼夜兼程，冒雨前进，绕过贼船之前，其先到九江贼船，被各镇将开炮击败，七只驶往北岸，大股贼船继至，纷纷上岸，官兵分路冲杀，毙贼多兵。（咸丰三年正月廿一日〈1853年2月28日〉）
    

向荣奏二月廿六、七、九日连获胜仗，我兵已逼近省城扎营。（咸丰三年三月十日〈1853年4月17日〉）
    

向荣驰报三月六日夜袭通济门外贼营，焚贼殆尽，杀贼千余，生擒九十余名，夺获大炮十三尊，抬枪炮四百余杆，黄旗三十余件，刀矛器械马匹无算。（咸丰三年三月十六日〈1853年4月23日〉）
    

琦善、陈金绶、胜保奏十二日在扬州凤皇桥、观音山等处与贼接仗，自辰至酉凡五次，烧毁贼营土城五处，杀贼七八千人，赏琦善花翎。（咸丰三年三月二十日〈1853年4月27日〉）
    咸丰三年正月至三月是太平军攻克南京，声势最盛的时期，但从清廷主将的奏报中很难看到这种危急情况。他们由于担心失利受责，故多方粉饰，避重就轻，使朝廷一再误判形势，不断做出错误决策。此种情形也屡屡见于之后的英法联军入侵和捻军起义之中，以至于在英法联军逼进北京时，咸丰帝还误以为胜利在望，特下谕旨：“亲统劲旅在京北坐镇，共期奋举鼓舞，不满万之夷兵，何患不能歼除耶”（咸丰十年七月廿七日〈1860年9月12日〉），但短短数日之后就迫于形势而逃往热河。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政治体制已经毫无生机可言，庞大的清王朝犹如根基已腐的大树，很难经受风雨的打击。
    综上所述，《翁心存日记》既是一部深刻反映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画卷，又是一部清王朝由盛入衰的思痛录。除此之外，日记中的详细天气记录能够为气象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材料，贺寿、吊丧活动的记录有助于考订道光、咸丰两朝众多人物的生平，乡土风貌、年成物价的记录可以为清代历史、地理、经济史的研究提供有用的信息，所录诗词、书画古籍考订也有助于清代文学史、学术史的研究。总体而言，《翁心存日记》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足以与翁同龢日记相媲美。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翁心存日记》原系著者手稿，字迹潦草，很难为外界看到，阅读难度更大，张剑先生不畏艰辛，数年沉潜，奉献给读者这部高质量的整理本，且附有人名索引，颇便利用，在古籍整理中洵称善举，我们不应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