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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就计划着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王辉斌教授，在先后出版了《先唐诗人考论》、《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唐后乐府诗史》等著作后，最近又推出了他历经15年而完成的《商周逸诗辑考》（以下简称“《辑考》”）一书。《辑考》全书共从140多种子史文集中辑得各类逸诗600余篇（含附录），成为可与《诗经》、《楚辞》鼎足而三的一部逸诗总集。此书的出版，为全面认识与了解先秦诗歌的创作活动、流变规律、发展概貌等，提供了一份极具文献学价值的“古逸”读本。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由于孔子“去其重”的缘故，而使得“古者诗三千馀篇”一变而为“诗三百”，汉人为了彰显这“诗三百”的经典性与重要性，即将其称之为人们所熟悉的《诗经》。于是，《诗经》与后来的《楚辞》，便成为了人们观照与研究先秦诗歌的两种主要参照系，现在的高校文学史教材，也无不如此。《诗经》与《楚辞》，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但因其数量所限（二者总共约350首诗），而无以窥获先秦诗歌之全貌，所以，自南宋初期始，辑录逸诗即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其间，如冯唯讷《古诗纪》、杨慎《风雅逸篇》、钟惺《新刻逸诗》、沈德潜《古诗源》、朱彝尊《经义考》、郝懿行《诗经拾遗》、周应宾《九经逸语》、马国翰《目耕帖》等，就都曾辑录了数量不等的逸诗（多者过100篇，少者50余篇）。不过这些逸诗辑佚成果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陈陈相因，互为重迭，真伪混杂，时代不明，篇目张冠李戴等，所以，若除去重迭与伪作等，实际上只不过100篇左右（含“仅存篇目者”）。也正因此，少有文学史著作关注这些辑佚成果。 《辑考》一书，不仅着眼于“辑考”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解决了上述逸诗辑佚成果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且所辑录的600余篇逸诗之量，乃为自宋以降历代逸诗成果的数倍。从这一意义上讲，《辑考》对中国诗歌史、先秦文学史等之重新编写，对有关文学史现象的重新阐释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参考价值与作用。为便于认识，这里略举孔子“删诗”以为例。长期以来，人们对孔子是否“删诗”多所争议，但从《辑考》所辑录之逸诗的角度审视，则孔子“删诗”应是极有可能的。这是因为，“删诗”者除精通音乐外，还必须深谙诗歌之道，也就是要擅长于诗歌创作，而《辑考》中所辑录之孔子15题16篇逸诗的事实表明，孔子在先秦文学史上是仅次于屈原可名列第二的一位重要诗人。孔子精通音乐，《论语》、《史记》等均有记载。综合这两方面来看，孔子在当时是符合“删诗”条件的唯一人选。至于《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所表明的只是周太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进行的一次大的音乐调整和次序排列，而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着眼于篇目内容的角度“去其重”者，并非一事。所以，孔子“删诗”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一件文学史事实。 《辑考》一书将所辑录的600多篇逸诗，按其时代之先后，分为《殷商逸诗》、《西周逸诗》、《东周逸诗》三编，每编又细分为“目辞俱存者”、“有篇目逸句”、“无篇目逸句”、“仅存篇目者”等几类。除“仅存篇目者”一类外，其馀各类所辑录的每一篇逸诗，均由“辑录”、“校考”、“斌案”三者组成。“辑录”重在对所辑的每一篇逸诗交待作者、书名、版本、卷次、篇名等，并原文引录该逸诗在某书中的文字，以备属意者复核与验按；“校考”是指对所辑录逸诗之异文进行校勘与考订，并于他人他书之校勘、注释择其要者全文引录，意在彰显其首创之功；“斌案”主要是对所辑录之逸诗进行编年与“伪诗”辨正。三者各司其职，合则为对一部商周逸诗总集的辑考。从辑佚学的角度言，《辑考》的这种分类编排的辑佚方法，既具纲目清晰之特点，又兼多元观照之优长，我以为是很值得肯定的。此外，《辑考》立足于广义逸诗的角度，将逸诗年代的下限由“去其重”之孔子生活的年代，扩展到东周灭亡的公元前256年，以及从王应麟《困学纪闻》之例，将具有韵语特点的“铭”、“谣”、“辞”、“箴”、“颂”、“诵”、“引”、“语”等一并予以辑录的举措，也都是值得肯定的。而所有这一切，均是作者学术识见与学术视野的一种具体反映。 此次通阅全书，对作品的时代判断问题，略表个人的读后感，供作者参考。如书中对作者的时代判断，主要根据所引用的资料的说法，认为第一篇《商铭》是出自《国语》所引：“商之衰也，其铭有之曰……”但根据现在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铜器铭来看，商代大概不会有这种格式、这种语言的铭文。即使是在西周，偶尔有一两件接近“箴言”的铭文，也与此篇《商铭》不同。因此，这篇《商铭》是否为殷商逸诗原文，尚可考虑。 另，此书融合前人辑佚的标准，把铭、箴、谣、颂等皆算作诗（以具备韵文特点为准），这是可行的。但此书主要主要使用传世文献，尚忽略出土文献。因为甲骨卜辞和青铜嚣铭文中，有数量不少的带有韵文特点的篇目，按此标准，应该也能算作古诗。作者可以考虑进一步采用甲骨金文的材料，这样当能让此书增色不少。 总之，作者历经15年完成的这本《辑考》，无疑如一枝林中的响箭，使人为之一震。所以，我期待着此书的出版能推动扎实求实的学风，使古代文史本身研究与文献考索进一步结合，愿更有这样的著作问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