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今天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在整体上显得比较寥落，即其大宗中国诗学史的研究也如此。究其原因，除受市场经济影响，人们普遍浮躁，用力不勤，学术视境与格局受到限制外，观念的落后不能不说是一重要原因。那么多的批评史专著，虽分期不同，详略各异，但从根本处看，大体植基于相同的理念，群属于同一种学术体类，凸显的正是古人所讥叹的黄茅白苇的荒败景观。 蒋寅的清代诗学研究正从纠正这种“著述的繁荣和内容的单调”开始。他的《清代诗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不满足于以往论著悉从创作观念角度观照诗学史的拘泥与单一，且有时这种观照还有意无意地脱离创作实际，而是从诗学之本义出发，涵摄诗学文献学、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和中外诗学比较等更广大的方面，至从实际展开看，主要囊括有清一代的诗歌理论、批评和研究，目的就是为对应清代富饶的诗学创造，做出密匝周至的整体观察。为此，他要求自己不急于呈现历史的结局，而着力描写其进程。对照已有研究模式，不能不说，这种被他称为“进入过程的诗学史研究”，对当下批评史研究的整体推进深具纠补意义。 说起来，这一研究理路盘踞作者心头已经很久。若论其学理渊源，则前辈与时贤都间有讨论与实践。至若当代西方史学之十分重视“碎片”研究，认为它们看似互不相关，错杂间出，其实作为不易被关注和反映的生动存在，对揭示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关系重大，由此创为史学研究的“碎片模式”，更直接推动了史学研究对过程史的关注。与此相关联，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发展的再一个新趋向，是认为历史研究最主要的任务在解释事件，而非探求规律，因为后者虽够深刻，但太容易掺入研究者的前见甚至偏见，把人引人主观牵合的科学主义迷途。所以自狄尔泰、克罗齐以下，一直到科林伍德，普遍注重在研究中再现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此所谓“历史重演论”。当然，这种重演并不以牺牲历史的客观性为代价，相反，如德弗里斯所说，端赖对史料的精熟和对史实的体察。以后，中国学人受此影响，也渐次开始对过去的规律迷思做深刻反思。在文学领域，有鉴于文学史编撰每每杂出众手，层层相因，90年代以来，也有学者提出，与其编写这样了无新意的通史，不如多作专题研究，并由此重新认识史实追索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进而更精细地确立史料运用的原则。这其中，就听得到蒋寅的声音。 今从该书导论可知，其之能确立诗学史不是“观念史”而是“过程史”的立场，确乎受到上述史学观念的影响。身处一个时代，个人可谓同道。不唯确认细节与过程之于诗学史研究有绝大意义，更认为倘再合理借鉴当代语言分析、形式批评和结构主义理论，完全可造成一部新的诗学史。但遗憾的是，在这方面，学人的努力非常不够，相关专著中留存下来的历史细节非常稀少。常见的倒是，挟体系营构与规律探求的冲动，从大的方向上，早先最多“复古”与“进化”的对峙，以后又悉归“教化”与“审美”的紧张。至从具体细部看，诚如作者所说，其真实的时段特征与演进踪迹渺难寻觅，以至到最后，“少数预流者的宣言成为高亢的强音，剩下的就是大多数追随者的和声”，以及类似“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等一连串概念，成了诗歌史和诗学史线性演进的坐标点。指望这样的诗学史能凸显诗学发展实有的“过程性”，自然没有可能。 所以，该书首先做的就是在事实层面上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于会聚文献、原始察终方面花最大的功夫。此前，作者已出版有《清诗话考》这样厚重的著作，对有清一代诗话做过竭泽而渔似的探家底工作，检索范围，遍及国外内各家庋藏与海外回流，故能通晓其传世900多种，亡佚500多种。在此基础上再作过细分疏，知道其中偏属诗歌史研究的有130余种，蒙学诗话汇辑40余种。又颇留意选本、评点、序跋和目录提要中间杂的相关资料，包括文集与尺牍集中大量存在的论诗书简。所以具体展开的时候能左右逢源，既照见前人所未及见，又能开显一段被遮蔽的历史，裸示其起伏消长的隐在的脉理。 如对“关中三李”，李颙、李柏和李因笃，此前研究几无涉及，该书不但予以补全，还对李因笃作了专节发扬，指出其尊汉诗，崇六朝，不仅扩大了格调派的批评视野，还回应了康熙诗坛宋诗风的新变，在当时虽不能称异数，但在格调诗学内部却不能不说是一变革。这样的结论既完整了人们对前后七子诗学的认知，也见出其说在古体一途的新的延展，非常有意义。李氏生前不仅为顾炎武所重，也为朱彝尊欣赏，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人物，只因研究者所知有限，被人为地弃置在视野之外。于此可以想见，还有多少非著名的论者与非事件性的事相，相对稳定在整体性的文学构造背后，是清代诗学历史性展开的重要推手与环衬，但只因见存于较少有人翻检的非一线文献中，又难为研究者预设的逻辑形式所涵盖，结果都被舍弃掉了。该书触目可见新人僻书，即对一传统命题，也有人从未及的新资料引入，恰可照见这种偷惰学风的片面与苍白。 其次就是观念史、批评史和学术史的多方汇通，多角度透视了。由此推十合一，以求会通，使该书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既堂室迴环、又廊庑恢廓的宏大气象。一方面，基于前述的理由，它不急于呈示清代诗学发展的整赡结构和体系，相反，非常重视对古诗声调学、诗歌编撰、注释学和地域诗话等专属清代诗学的独特问题的研究，包括诗人传记考证、语词名物训释、声调格律研究、修辞技巧分析等细节的讨论。前者体属于诗学文献学，当然是诗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后者就是为人常常忽略的形式批评了。因贴合古人的创作实践，密合诗歌写作的内在肌理，最足以凸显汉语性，故无论从体现诗学发展方向的观念史层面，还是从作为诗学实践具体展开的批评史，以及作为上述两者整合与充实的学术史层面，都被作者视为最具价值的研究资料。 另一方面，它能取精用弘，既不以声名资望论人，而着眼其实际贡献，又不拘泥于因人设庙，而力求呈现出长时段、全景式的历史景深。至于写法上，则努力以一种“人与问题并行的复调结构”与之相对应。有鉴于清代文坛基本是以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地域意识渗透到诗论家思想深处，它以不同地域的诗人聚落与诗学趣尚为切入点，提携起整个清初诗学。如论钱谦益与王士祯提倡宋诗，一以陆元为主，末流放为轻滑熟烂；一以苏黄为主，取其瘦硬奇肆，两者各有拥趸，呈现为一好“软宋诗”、一好“硬宋诗”的不同趣尚，就是在地域意识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其间，大传统与小传统、地域诗学与特定思潮乃或时尚的出入消长、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没有像该书那样，一一得到说明与展开。倘若再配合着看全书对整个清初世风学风的论列，不难获得一种历历如绘的现场感。 个人曾说过，文学的历史不仅是“过程史”，还应该是“经验史”，重视前者的，必定难弃后者。而通观这两方面，规律固然重要，具体生动的审美经验更重要，它能以带有温度的感性形式，稀释知识形态的文学史或诗学史通常有的抽象与干枯。盖因为知识的本质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构成了知识的最终形态，但文学毕竟建基于感情和审美。对这种经验的凸显，正可替文学史或诗学史找到相对于其他历史的学术个性，并缓释人们对文学史与诗学史是不是还姓文学的历史的焦虑。这里，该书将诗论家的个人经验与地域经验相结合，讨论一代诗学的发展和演变，其劳绩犹胜于个人长久的期待。 记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曾提出过“史网”说，认为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任何事件的结果都不是由单一意愿决定的，而是各种力量交互错杂的结果。该书最大程度做到了对有清一代诗歌理论、批评和研究的全面网取与整全的书写，堪称由“表层历史”走向“深层历史”的佳范。 蒋寅是我们这辈学人中的翘楚，也是个人非常钦敬的学长。尤其难得的是，他为人的含蓄亲厚，从不自矜其能。今花一月时间，读完这部80余万字的大书，居然不仅不感到疲累，反常有先获我心的欣快。以己例彼，可以想见，若非潜积精思，讵易融粹如此。又，他曾感叹以往许多研究仅停留在印象阶段，所得结论虽不能说错，但深究之，往往缺乏文献依据和实证支持，故对类似“二三十年的时间，在学者笔下常一挥而过”每每抱有怀疑。这样的感叹，最使人心惊，也深有同感。不过转思之，二十五史，哪一部不是一页翻过，数百年的光阴流逝。故有时候能知概言与综括，或许就是贤达所谓的“知类通达”吧。当然，这样的概言综括工作最好也由他这样的知者做，并只有他才配做。 蒋寅兄岂能不勉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