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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的《第三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论文集》是对“中英审美现代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延续性思考，主要围绕社会理想的文学艺术表达及其意义、“真实”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当代悲剧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审美资本主义批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等若干分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这些都可以在论文集中得以体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既是继上届论坛重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展开的新一轮反思，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价值指向。凯文·安德森发表题为《结构主义和后解构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论文，目的在于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提供一种新的内涵、指向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呼吁。巴得胜(Bart Dessein)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知识界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当前存在的几种不同意识形态倾向，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家的崛起》一文中指出，中国对儒家思想的回归，在理论上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症候，而在实践上，未来不仅仅是重建过去，应该就中国古今的政治参与情况对社会分化做出估价。针对外国学者对“人”的问题的关注，会议综述中提到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教授所做的主题演讲，标题为《修身、社会实践与信赖社群》，则是从儒家“仁”学出发对西方学者作出的中国式回应。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交流和对话是形成一种建设性力量的新尝试，儒家知识分子应该肩负起伦理的责任，这不仅是文化上的终极关怀，也是在精神世界中塑造个人与民族的方向，这关系到我们拥有怎样的未来。此外，奥尔顿·德格雷夫的《幽灵障碍：神经-马克思主义与灵魂的状态》一文，是在神经意识形态时代对人性问题的思考；罗维奇·彼得罗夫选择从环境伦理角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夏锦乾则从中国传统美学切入，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反思，提出在现代中国美学中重塑中国“人”的形象，等等这些，都是在当代社会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指向抽象性的理性沉思，而是引入了未来的尺度，成为一种“关于未来的伦理学”。 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审美乌托邦”问题的互通性对话。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的《辩证法之价》是本次论坛的讨论文本之一，马修·博蒙特从历史层面入手，对乌托邦如幽灵般在欧洲与北美世界的出没进行考察，并指出它在当代的诉求；丁声镇则别出心裁地从经济学角度评价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论文题目为《马克思未来社会的观念与21世纪诸种社会主义模式》。国内学者同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姚建彬在《马克思主义同乌托邦究竟是什么关系》一文中，试图从源头出发去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指出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就具有乌托邦的成分，必须正视二者之间的关系；杨杰的《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精神》更多强调乌托邦的精神维度，认为这种主体性、超越性、前瞻性的乌托邦精神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的特征，倡导人们重新扬起追求美好理想的风帆，等等。对乌托邦问题的讨论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中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了互通性的对话，也在理论上诱发了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探讨。朱立元、章文颖合作的文章《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现代美学革命》，点明了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在哲学界的革命性意义，认为其对现代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效应；陈伯海在西学、马学与中学三大板块并立的格局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美学的未来；杨春时则立足于当下，在《发掘和继承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批判性，建设中国现代美学》中，希望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积极因素，等等。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正如王杰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再度成为公共话语吗？》一文中所言，“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自身的进一步学理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就能够重新成为公共话语，从而担当起批判现实和改变世界的历史责任。” 最后，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与现代悲剧观念的讨论，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上更进一步的探索。大卫·马格列斯的《辨证批评与历史分析》一文，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例，批评了忽视复杂过程而单纯对文学进行政治性要求的做法，并用实际文本分析来说明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原理从抽象到具体化的实践；前任国际美学协会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则单刀直入地以苏联政治宣传海报“单刀直入”为例，深入探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自主问题，认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基于市场的商品和政治宣传之间的本质差异来对未来进行描摹。除此之外，国内的王元骧、冯宪光、孙文宪等学者，也分别从哲学、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文学研究等不同角度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展开讨论。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精神在当代社会的重新焕发，有助于我们理性地辩难和思考问题，从而树立起悲剧意识，找到伦理、正义、经验的合理性，王杰、谢卓婷的《中国悲剧观念：理论传统及其当代意义》一文，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问题进行的理性思考，在历史悲剧的理论框架下对现代性悲剧的存在作出批判与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重返公共话语空间的一个重要途径，从伦理精神维度对悲剧信仰的强调，也使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可能对陷入伦理危机和价值危机的现象作出理论阐释。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念在当代的结合，生成一种深刻的中国悲剧观念，同时也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大会上对莫言小说《酒国》的深入探讨正是这一主题的体现。 “在西方当代艺术碎片化的后现代场景中，当代中国文学艺术最优秀的作品仍然‘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这就是我们可以对未来抱有信心的根据。”王杰的题记是对本书主题的一种诠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未来”的讨论自始至终都要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并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这样，所谓的未来并不是简单的“梦想”，不仅仅是革命的激情亦或直接的“乌托邦冲动”的对象化，未来还涉及社会的合理、公正、人的自由和解放与符合人性的生活。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未来并不是幻想，而是可以达到的现实。 原载：《文艺报》2014年07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