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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书社2014年1月出版的《李白研究新探》一书，是王辉斌教授研究李白的一部专著。该书收录了著者35年来的41篇论文，依序涉及了李白生平考证、李品作品索解，以及对当代李白研究的述评等，既是王辉斌教授研究李白的一份“集大成”之作，也是当代李白研究的一份重要成果。 对于李白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来，即已成为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且推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鉴于李白生平行事中诸多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是谁都可以一下子将其弄清楚的，这既是事实，也是李白研究的实况。而能如王辉斌教授这样，35年来一直坚守在这块阵地上，并且成果丰富而又多所创见者，可谓寥寥无几。此前，王辉斌教授已经出版过《李白史迹考索》、《李白求是录》两种专著，对李白生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考证，以期还原李白其人其作的真实面目。两种著作一经出版，即获得了学界的好评。这本《李白研究新探》，则包括了前两部专著的全部论文（不含《李白年谱》等多篇译文），以及著者后来又在各种学刊上发表的研究李白的论文。因此，这部40馀万字的《李白研究新探》的出版，可以说是王辉斌教授35年来研究李白的全部心血之所在。 全书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三个部分。上编 “李白生平求是”，共17篇论文，对李白的家世、出生地、交游、行踪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考证，而成为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全书最为精彩和著者用力最深的部分。例如关于李白的家世，王教授通过对相关材料的考察与爬梳后，首次提出了“李白乃越王李贞后人”的结论。关于李白的出生地，著者则就近年来李白生于“江油”的多种“新证”进行了逐条辨析，认为这些关于“江油说”的“新考”，皆不能成立。关于李白的行踪，本书多所创见，如首次提出李白成都投谒苏颋为“开元九年春”，“李白出川时曾停留万州半年”，李白初游安陆的时间为开元十四年等。而于李白的卒年，则认为应以旧说“卒于宝应元年”为是。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还专门就郁贤皓《李白丛考》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商榷，如指出《李白丛考》将李白出蜀时间定为开元十二年经不起材料检验，认为李白与孟浩然交游的四次时间均为错误，李白“东涉溟海”时未至剡中等。并有《李白若干事迹考辨》一文，针对《李白丛考》中的八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了条目式的考辨，指出其结论皆不能成立。中编为“李白作品索解”，共15篇论文，对李白集中的部分重要作品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和笺释，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见性的结论。如认为《邺中赠王大》的“王大”为王昌龄，该诗作于开元十四年；《蜀道难》的主题是送友人元丹丘入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应作于开元二十一年；《九日龙山饮》的“龙山”为江陵龙山；以及王昌龄《巴陵送李十二》中的“李十二”不是李白等。这些新笺新说，不仅皆具有由小见大的学术特点，而且也是王辉斌教授深邃洞察力表现在李白研究中的一种具体反映。对于李白集中一些有争议的作品，王教授也为之进行了辨伪，如认为《菩萨蛮》、《忆秦娥》等词皆非中李白所作，李白是诗人而不是词人。并且在《李白集外诗说略》一文中，通过各种形式的考察后认为，首次明确指出，在已知的李白76首集外诗中，“计32首为李白所作，44首为后人伪托”。本文为李白研究史上的第一篇全面考察李白集外诗的论文，极具李白研究的史料学价值。下编的“研李著述述评”，共收有9篇论文，首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李白研究进行了较全面之总结，其中，不仅有宏观上的总体综述，也有分类别，分区域，分专题、分年份的综述，全面而详尽，极有助于人们对“当代李白研究史”的认识。 总体而言，《李白研究新探》在李白的生平和作品等各个方面，皆进行了精深而细微的探索，因之，无论是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抑或所获得的成就以论，都堪称为当代李白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成果。正是因此，本书的出版，即标志着李白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而书中所获之种种，则使李白生平中的许多问题，得以首次大白于天下。而这些，既是《李白研究新探》一书的精髓所在，价值所在，又是王辉斌教授勤勉治学的精神所在，贡献所在。具体说来，其主要表现为： 首先，《李白研究新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并注意到一般人很少关注的问题。这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无论是对李白生平的考订、析疑，抑或于其作品的辨伪、阐释等，大都具有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之特点。”例如开篇之作《李白家世之谜破译》一文，王教授首先对李白家世的三种说法（包括“隋末李门冤案”、“初唐二难”、“宗室十二人”）作了翔实的质疑与辩证，再从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赠张相镐》等诗文中，寻取内证以证明李白为李重耳后裔，最后用魏颢、李阳冰二序与范传正《李白新墓碑》予以佐证，得出了“李白乃越王李贞后人”这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结论。其中，王教授在提到魏颢《李翰林集序》中的“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时，明确指出：“李白父亲为什么要‘逃归于蜀’并‘家于绵’？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历来无人涉笔，其实，其与李重耳的子孙在今四川绵阳一带生活达数十年之久颇有关系。”可见，王教授不仅提出了新的见解和结论，而且在对于材料的运用和解读方面，还曾关注到从来没有人注意过的角度和深度。而正是由于王辉斌教授对材料运用的角度和深度不同，才使得《李白研究新探》的许多结论皆“道人所未道”。又如在《李白出川后又回峨眉初探》一文中，王辉斌教授指出，学术界对于李白出蜀后是否回过蜀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涉笔者甚微，而这一行踪其实是李白生平中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王教授关注到了这一为研究者们忽视的角落，从李白的作品出发，通过对《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江西送友人之罗浮》等诗的重新笺释，以及多首诗文的印证和他证，使李白出川后又回峨眉的历史轮廓，得以初步呈现。如其认为：“天宝十二年的夏天，他由曹南到江南，小作勾留后于秋至南昌，然后从寻阳溯江去峨眉。”而还值一提的是，从附于此文之末的“附记”中还可得知，王教授对于李白这一新的行踪的发现，还引起了学术界的系列讨论，有不少论文对这一新的发现进行了再研究，引起了研究者对这一史实的重视。再如《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一文对李、王交游的考索，也是学术界历来无人涉笔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他新的发现或新的认识，还有：李白投刺苏颋的时间为开元九年春天，初游太原在开元十九年，长流夜郎为两个春天，《蜀道难》为送元丹丘而作，等等。这些结论的获得，以及考证所引用的材料等，确实大都具有“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的特点，这对李白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而言，都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其次，《李白研究新探》还对近年来的一些“新说”提出了质疑与辩证，有助于对李白的生平和作品作进一步之探讨。例如《李白生于江油“新说”平质》一文，针对近年来出现的李白生于江油的诸多“新证”逐一考辨，并对“新证”所举证据进行了全面辩驳，认为旧有的和新举的关于李白出生地的文献，都不能证明李白生于江油，“江油说”可以休矣。再如《李白究竟在何地奉召入京》一文，对李白奉召入京的地点，将新旧各种说法作了极详尽的考察。文章首先梳理了“东鲁说”的五条证据，再对每一条证据进行辩驳，如用各种版本都作《南陵别儿童入京》而不作《古意》的实况，以推翻第一条证据的“诗题”；以崔豹《古今注》的记载考证江南水稻也称为“黍”，来推翻第二条证据之“与江南风光相反”；藉《元和郡县图志》而考证出南陵至长安有陆路可行，推翻第三条证据“南陵入京，只能舟行不能‘著鞭扬马’”等。总之，王教授对持“东鲁说”的每一条证据，都详加考察，推翻新证，从而证明李白奉召入京的地点，乃为旧说中的安徽南陵。对其他“新说”的质疑，还有“李白东涉溟海未至剡中考辨”，李白卒年应以旧说“卒于宝应元年”为是，《邺中赠王大》诗非为李白作于开元二十八年，而是开元十四年写于南阳石门山等。所有这些对新说的质疑和辩证，即属于研究的研究。而通过不断地质疑与讨论，不仅可使所考证问题的真实性，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而且还活跃了学术的气氛，推进与深化了李白的研究，因而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再次，《李白研究新探》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李白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使之具有“当代李白研究史”的特性。在“下编”所收录的9篇综述类论文中，不仅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李白研究的纵向梳理，也有横向的思考，二者纵、横互关，宏、微兼顾，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李白生平研究、思想研究，以及对某些重点作品的解读等，皆得以清晰之展现。而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专题性综述，如《李在四川研究综述》、《李白在安徽研究综述》等，则更是为本书所独有，这对于了解与把握李白在某一地区之生平行事、创作活动、文学成就等研究概况，无疑是极具助益的。而《<蜀道难>研究的四种态势述评》一文，则从“述”与“评”两方面，将自唐迄今千余年间的《蜀道难》研究之况进行了详细勾勒，俨然为一篇“《蜀道难》研究史”。至于《<李白丛考>商榷综述》一文，则极利于当代的李白研究者参考。所有这些综述，反映的是李白研究在各个方面之所获，其信息量既大，包罗亦广，因之，“视其为第一部‘当代李白研究简史’也是并不为过的”。 以上所述，主要是就《李白研究新探》在研究对象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和成就而言，以下之所述，则重在《李白研究新探》的学术特点方面。要而言之，《李白研究新探》的学术特点，既鲜明而又深刻，重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白研究新探》中凡与“考”相关的论文，所采用的虽然是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但因占有大量的文献资料，使得结论皆藉材料而推出，且其材料的罗列，考证的严谨，均深得清代乾嘉学派遗风。王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要准确弄清楚某诗为某人作，或者某诗非为某人作者，其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版本学、文献学、文学史料学等角度入手，对其进行具体考察，而非是用清代学者不屑一顾的‘就诗议诗’以为。”其重考据的学术态度，仅此即可见其一斑。而在本书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中编“李白作品索解”中之《李白<菩萨蛮>的真伪问题》一文，即以富赡的材料与严谨的考证，对罗漫《从几种新证据看李白<菩萨蛮>词的真实性》进行了全面辩驳。罗文认为词牌“菩萨蛮”为“天菩萨”，产生于玄宗天宝年间，王教授则举《杜阳杂编》、《乐府诗集》、《唐音癸签》等材料对其逐一考辨，认为其结论无以立足；罗文以《湘山野录》的记载为据，王教授则从版本学的角度入手，认为《湘山野录》所据咸淳本《李翰林集》本身并不可靠；罗文又以李白之诗作比，王教授则认为：“比较与考证，毕竟是两种功能与作用各不相同的研究方法”，因而指出罗文的比较不具有说服力。最后，王教授又从词史发展的角度，以及词与四声平仄的关系入手，以证明《菩萨蛮》确为伪作。此文之种种结论，无论大小，皆藉材料而推出，是“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典范。而文中句句遵从史料文献，并且视“就诗议诗”的做法为“村夫俗子”，表明了王辉斌教授对传统考据学的遵从与继承。正是因为王教授谨严精细的考证，才使得《李白研究新探》之上编“李白生平求是”中的 17篇文章之所获，乃皆具有“年谱”的特点，甚至比“年谱”更为具体真实。 第二，《李白研究新探》无论是“考”抑或“论”，都具有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文风朴实简洁的特点，而这些，又是与王教授大量占有材料，重视考据密切相关的。比如，上编“李白生平求是”中之《李白究竟在何地奉召入京》一文，中编“李白作品索解”之《<蜀道难>探索》、《四种<静夜思>文本比较说》、《论李白的赠内诗》等文，即无不具有此种特点。以《李白究竟在何地奉召入京》一文为例，即可见出王教授表现在这方面的特点。首先，王教授于本文中分条例举了持“东鲁”说的五条证据；接着，即对这五条证据进行了条分缕析之考辨；最后，则得出了李白的入京地仍为安徽南陵的结论。全文所考辨的内容，虽然甚为复杂，所涉学科也较多，如文献学、版本学、民俗学、目录学等，但其所考与所论，却极具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特点。又如《四种<静夜思>文本比较说》一文，着眼于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的角度，就流行的四种《静夜思》文本进行了比较，认为人们所熟悉的、即《唐诗三百首》所收录之《静夜思》文本，实则为明代李攀龙的“臆改本”。并明确指出：“数百年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与出版界几乎都是将非正宗的《静夜思》文本当作正宗的文本的。”继而，文章又以阐释学为切入点，对两种不同的主要文本进行了逐一比观，以确认宋蜀刻本的《静夜思》文本是最为可靠的。全文考察精细，逻辑严密，论析鞭辟入里，用语简洁，实属为一篇优秀之作。而在中篇的“李白作品索解”中，类似之作还有不少，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会从中获得许多精要之义的。 总之，王辉斌教授的《李白研究新探》一书，对李白生平和作品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立体探索，考论精严，视野开阔，结论可靠，其之出版，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李白研究，必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作者简介：王红霞，女，1969年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郑慧，女，1988年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