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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斌教授一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这方神圣的学术园地已辛勤耕耘近40年之久。他勤学好思，敢为人先，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视野宏阔，打通古今，成果卓异，已出版专著《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孟浩然研究》、《李白史迹考索》、《李白求是录》、《杜甫研究丛稿》、《杜甫研究新探》、《王维新考论》、《唐代诗人咏湖北》、《唐人生卒年录》、《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唐代文学探论》、《唐宋词史论稿》、《四大奇书研究》、《四大奇书探究》、《唐后乐府诗史》、《宋金元诗通论》等20余种。享有“当代中国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第一人”之美誉。尤其是王教授最近出版的《李白研究新探》[①]，一剑磨成卅五年，老骥雄卷千里风，再次向学界奉献了一部难能可贵的李白研究集大成之力作，可喜可贺，可敬可慕。 论及《新探》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作者研究李白的学术背景。其《新探》“后记之一”这样写道：“1984年10月，‘十年文革’结束后的‘全国首次李白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江油召开，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就我提交的《<蜀道难>探索》一文进行了大会主题发言。而且，在有130人参加的这次学术盛会中，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者，我既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在由1984年至2012年的近30年中，既参加了当年召开的这次李白盛会而今天仍在研究李白者，据我之所知，包括我本人在内，全国也只有三人，即：薛天纬、葛景春、王辉斌。其中，景春兄早已退休，而天纬兄（中国人民大学特聘）与我（湖北文理学院返聘），则仍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第430页）作者钟情太白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学力根深方蒂固，功名水到自渠成”，皇天不负有心人，三十五年成正果。这是一个“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语）的真正学者意志、智慧、毅力、情感融化而成的心血结晶。在李白研究学术史上，《新探》无疑是一座独放异彩、别具魅力的里程碑。 通览《新探》，其鲜明特色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一、李白学之全面性；二、考据学之谨严性；三、思维学之创新性。下文就此戋评之。 一、李白学之全面性：万紫千红总是春 苏州大学著名教授吴企明先生曾首创建立李白学，他认为建立李白学，不仅可以及时认真回顾、反思、总结历代学者研究李白的学术成果，而且还有利于现在和将来学者们深化与拓展李白研究的领域。他认为，所谓李白学，大致包括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比较研究、专题研究，李白研究史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以此来衡量《新探》，则完全吻合李白学之全部内容。《新探》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上编 李白生平求是”、“中编 李白作品索解”、“下编 研李作品述评”。此三编内容，则包举了李白学五个方面的内容。上编由17篇论文组成，对李白的家世、出生地、行踪、奉诏入京、长流夜郎、交游、李璘事件、卒年等历来困扰人们的重要问题逐一进行了考辨梳理，力求还原李白生平事迹的历史真相。这近20篇论文，“虽然并非为一部‘李白年谱’，但却有着较‘年谱’更为具体、更为精细、更为谨严的系列考证，并藉材料提出了许多为‘年谱’所不曾涉笔的李白生平中的历史真实”。（第3页）中编由15篇论文组成，就李白作品《邺中赠王大》、《蜀道难》、《苦雨》、《静夜思》、《九日龙山饮》、《送陈郎将》、《菩萨蛮》等诗词的主题、创作时间、地点、版本、真伪等问题进行商榷、评析与考辨。此外，还对李白的赠内诗、集外诗、乐府诗等专题诗进行全面研究，这些都是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问题，颇具发人之所未发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尤其是《李白集外诗说略》一文，“首次对现在已知的各类李白‘集外诗’进行了考察，认为其中32首为李白所作，其余44首全为后人所作伪”。（第4页）有时，对一首诗连续用3篇论文进行深入全面的探研，如李白的《九日龙山饮》，便是如此，或考释、或答问、或质疑，刨根问底，不厌其烦，忠诚学术，一丝不苟。下编由9篇论文组成，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李白研究述要》（1949—1999）、《李白生平中十大热点问题研究综述》、《李白思想研究综述》、《李白在四川研究综述》、《李白在安徽研究综述》、《<蜀道难>研究的四种态势述评》、《1990年李白研究综述》、《1991年李白研究综述》、《<李白丛考>商榷综述》等。这9篇论文从研究方法、路径、内容等方面各有侧重，研究方法有宏观、中观、微观的交错使用；研究路径有历史阶段、某个年代、具体作品的侧重选择；研究内容有热点问题、诗人思想、当代学者成果的商榷切磋等，可谓五彩缤纷、八面来风，“因之，视其为第一部‘当代李白研究简史’，也是并不为过的”。（第4页） 要之，《新探》三编之构成，涉及了李白研究的各个领域，宏微结合，纵横交错，考论相间，包举鸿纤，析理精深，自成体系，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李白学”的典范之作，也不失为李白研究足资参考的百科全书。 二、考据学之谨严性：旧学商量加邃密 梁启超云：“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似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②]胡适亦云：“清朝的经学最注重证据。证据是推理立说所根据的东西。在庭上的人证与物证便是判断诉讼的根据”。[③]《新探》专著中的上编与中编，尤其是上编，是全书的重中之重，无疑也是作者考据最见功力之所在。作者完全继承了清代学者考据学的优良传统精神，将李白生平事迹与作品中诸多纷繁复杂的种种问题逐一进行有理有据、有条不紊的考证与辨析，将李白研究中那些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问题引向明晰可信的境地，给人以较为满意的答案。 上编的“李白生平求是”的17篇论文，可谓篇篇都是作者苦心孤诣、殚精竭虑之考据杰作。“如开篇之作《李白家世之谜破译》认为‘李白祖父为李贞幼子’说；《李白蜀中行踪杂考》一文所持李白出川时曾停留万州达半年之久说；《李白长流夜郎新探》、《李白长流夜郎的历史真实考述》二文着眼于唐代法律的角度，对李白长流夜郎到达贬所并度过了两个春天之史实认识等，就皆为本书所独家提出”。（第3页）这些别出心裁、独辟蹊径的新说，均是作者严谨考据的结果。 又如“中编 李白作品索解”中《<蜀道难>主题评说》一文关于《蜀道难》主题的考述，作者首先将历来十余种说法逐一分析考论，经过比较论证，最后基本认定“送友人入蜀说”较为可靠，但不同意《蜀道难》是为送王炎入蜀而作。因此，作者又通过李白与元丹丘过从甚密的友好关系以及交往地理环境等因素的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考察，最终认定《蜀道难》为李白开元十九年春在咸阳为友人元丹丘入蜀而作。如此考辨，纵横排比，层层剖析，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再如“中编 李白作品索解”中《四种<静夜思>文本比较说》一文，通过对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床前看月光”与“举头望山月”、万历本《唐诗选》“床前明月光”与“举头望山月”、万历本《万首唐人绝句》“床前看月光”与“举头望明月”、乾隆本《唐诗别裁集》“床前明月光”与“举头望山月”四种版本中第一与第三句异文的细致比勘考析，认为宋蜀本中的“‘看’字作为动词，与第三句的‘望’字，第四句的‘思’，构成了一个诗人对月思乡的整体过程。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看’为平视，点明这时的月景初升未久，‘望’是抬头看，说明月已中天，由初升之月到月已中天，充分体现了诗人对月凝思的时间之长，而此，与诗题‘静夜思’三字的意蕴正好扣合。可见，‘床前看月光’所蕴含的诗人的心理活动乃至艺术效果，都是‘床前明月光’所不能达到与完成的”。（第214页）至于“举头望山月”，作者认为要优于“举头望明月”，只是因为“按《静夜思》写于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期间，‘望山月’的这个‘山’字，一方面点出了他‘静夜思’的所在地安陆白兆山，另一方面又暗寓了他‘思故乡’的‘故乡’之所在地蜀川，一石双鸟，颇具机杼，若换为‘望明月’，这就‘隔’了许多”。（第215页）言之凿凿，析之明明，颇具道理。 三、思维学之创新性：总把新桃换旧符 正如《新探》书名所示，全书给人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就是：作者思维敏捷，行文逻辑严密，力破旧说，善立新说，所以，“破旧立新”便成为该著的一大创新特色。在“上编 李白生平求是”中，甚具代表性。“如对李白生于江油‘新说’的质疑，对李白东涉溟海曾至剡中之说的商榷，对各种李白卒年‘新说’的辨析，以及认为李白开元二十七年在岳阳与王昌龄相过从说纯属子虚乌有等，即皆为其例”。又如“中编 李白作品索解”中认定《九日龙山饮》的“龙山”在江陵，一向为人们认可的“《菩萨蛮》、《忆秦娥》等词均非李白所作”。（第4页）作者对于陈说先破后立，提出新说，若无博学与胆识，是绝对难以做到的。 值得称道的是，《新探》作者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斯多德语）的学术公德与良心，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一切为了学术，为了学术的一切。众所周知，学界前辈詹锳、傅璇琮、安旗、郁贤皓等先生，堪称李白研究的一流大家，然而，作者从维护学术尊严之角度出发，对他们某些欠缺乃至错误的观点予以毫不留情地辩驳与纠正，然后提出自己较为可靠的新说。如“上编 李白生平求是”中《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一文，作者认为“李白与王昌龄开元二十七年相逢于岳阳”之说，从詹锳《李白诗文系年》首创此说始，到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安旗等《李白年谱》、郁贤皓《李白丛考》等从之者，“是说乃大误”。何以如此？作者认为：“（一）开元二十七年的李白并不在巴陵（岳阳），而是在安徽南陵与剡越一线。（二）王昌龄开元二十七年贬岭南虽曾途经岳阳，但其《巴陵别李十二》一诗中的‘李十二’，却并非为李白”。作者又从此诗“清江传语便风闻”一句中“清江”地名的考索，认为“清江”“在唐代为施州的州治所在地，即今湖北恩旋市，其地处长江上游，逆江而上巴陵为必经之地，故王昌龄诗才有‘清江传语便风闻’之句”。（第130页）再从李白一生均未到过“清江”证之，所以王昌龄《巴陵别李十二》中的“李十二”绝非李白可明矣。詹锳等大家“皆将此‘李十二’作李白者，盖因未明‘清江’之所在而致误。所以，李白开元二十七年并未与王昌龄在岳阳相会”。（第130页）考论在在有据，头头是道，新见可信，自成定谳。 此外，《新探》从细读文本中创立新说之做法，也是值得一提的。如“中编 李白作品索解”中《古人任其差遣的佳例》一文，作者就李白《邺中赠王大》诗后八句“自唐迄今，既无注家对其注释，亦鲜有论者对其笺解”。那么是否这八句真的是因为明白如话而无须解释吗？非也。作者却从“抱子弄白云”诗句中发现了含蕴深厚的奥秘。原来此句所用的是“人名省称典”。“抱子”，典出《晋书·葛洪传》。葛洪，自号“抱朴子”，他是著名的道教徒，曾著有《抱朴子》一书。“抱朴子”，省称为“抱子”。因此，“抱子弄白云”，“全句所写，是借晋人葛洪以喻‘王大’，即李白对‘王大’隐居之风范（‘弄白云’）加以高度称颂。此典之用，既了无痕迹，又若由己出，实堪称为‘古人任其差遣’的一则佳例”。（第183页）回归文本，精读细品，识人之所未识，发人之所未发，慢工出细活，创新有保障。任何草率、马虎、随意的研究态度，都是有碍创新的绊脚石与拦路虎，作为一个真正想做点学问的学者，这理所当然是要坚决摒弃的。 《新探》“李白学之全面性”、“考据学之谨严性”、“思维学之创新性”的研究特色是足以称道的，至于其计量法、类比法、综论法、考论结合法等研究方法的综合而灵活之运用，也是值得学习的。故而，《新探》不仅具有李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李白学研究的方法论启迪意义。总之，磨成一剑卅五年，唯是钟情李青莲；学力根深方蒂固，文山事业自斑斓。王辉斌教授虽年近古稀，然体康骨健，精神矍铄，迄今仍甘坐冷凳，笔耕不辍，正可谓：老骥未伏枥，壮志犹千里。人生贵奉献，鞠躬尽瘁已。作为同仁与友人，我由衷祝愿他： 体康笔健再结丰硕果；心旷神怡安享晚年福。 甲午晚秋草于龙城三养斋 [①] 王辉斌著《李白研究新探》，黄山书社2013年12月出版，42万字。下文简称《新探》。本文引文未另出注者，皆出自《新探》，仅随文标注页码。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5页。 [③]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34页。 （作者简介：江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