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先生的《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一书，上、中、下三编，包括导论一篇、正文十七章、附录三篇，系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选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导论《从古诗十九首到南朝文学》，概括了从汉魏到南朝时期文学形态的演变过程。上编《士风与文风》分为士风宏观阐述和文学专题研究两大部分，对建安时代的风貌、魏晋风度、六朝门阀士族与佛教传播展开讨论，还原了历史本身的生动与丰富，显示了作者宏通的眼光与深邃的洞察力。中编《昭明文选研究》，包括《文选》编者集团及其文学旨趣与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文选》作品的个案研究、尤袤刻《文选》的版本问题，还有对《文选》旧注整理的思考。下编《玉台新咏研究》，分别从原貌考索、所收作品研究、成书年代、版本研究以及所收梁代作家事辑五个方面作了详细深入的考察。附编是关于其他文化现象与典籍的一些研究。 系统性是本书研究的突出特色。这种研究的系统性，是指从结构上而言的完整性，并且是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一种浑然鲜活的形态。比如对永明文学的研究，首先是对作家竟陵八友及其社会背景的考察，这属于文学外部研究； 其次是对永明文学思潮的阐述，这是从文学内部所做的整体概观；再次是永明诗体辨释，这是从句式、律句、用韵、排偶等艺术形式上的考察；最后永明声病理论的探索，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永明诗体的理论追求作了分析。这样就使得永明文学这一文学史现象呈现出生动的立体感。 在寻常材料中发现新的见解，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能从习见的旧材料中发掘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从而一扫陈说，使旧问题面目顿新。如上编中《从曹植“情兼雅怨”看建安时代的世风》，通过对钟嵘所用“雅”与“怨”这两个文论术语的阐释，提出“‘情兼雅怨’，实际蕴涵着曹植创作的‘雅’与‘怨’两种相辅相成的风格要素”。然后以曹植 《蝙蝠赋》、《鹞雀赋》、《令禽恶鸟论》三篇作品为例，并结合曹氏家族成员与豪门望族有着明显差异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乃至人生追求，揭示出作为贵公子孙的曹植，“在他的精神世界还有着浓郁的下层文化的成分”。并且将此平民化、世俗化倾向的文化氛围追溯到了东汉，使得对建安世风这一现象的面貌愈加丰满而更符合历史的本真。这种从旧材料中发现新见解的研究，不是故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基于对历史的全面把握和对材料的准确解读。 《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具有辐射性效果，其结论犹如几何学中的公理或定律一样，能成为后来相关研究的原则，进而可以由此解释许多一系列的同类现象。这是本书的又一显著特点。例如，《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一文，首先梳理了吴兴沈氏的源流，将沈氏家族的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然后总结出沈氏家族门风的特点，接着从沈约以文史之学的振起，得出结论“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显著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纷纷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这为南朝豪族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有助于我们对东南豪族集团的形成及其兴衰际遇的历史过程加深认识，并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来把握东晋南朝政治、文化的发展脉络。 刘跃进是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专家，其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与资料考订方面，但又不仅限于此。刘跃进在多种场合谈到，他的治学经历多有变化，从作家梦到学者梦、从现代文学到古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到古典文献学、从文献研究到理论思索，文学与历史结合，材料与理论并重，视野开阔，独得胸襟，尤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研究领域，创获颇多。他不断转换学术思路，注重研究方法的突破与转变。所有这些特色，在《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都有所体现。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