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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文学理论既有解构，也有建构，是现代性的新的理性表现，当前“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意义及其后现代性特征，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与现代性诉求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日益感到全球化影响的时代。其实，早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当外国文论不断介绍到我国，那时我们讨论问题，总是把它们放到更为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去探讨，自觉不自觉地汇入世界文艺思想的潮流，从而使我们的意识逐渐趋向一种全球化的倾向。 90年代，是我们深深感到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国内到国外，似乎到处都在发生着文化争论、爆发着冲突的时代。在我们自身周围的生活中，到处弥漫着不安与焦虑，好像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动与转变之中；所有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显得不很确定，难以定形。颠覆、解构、反中心、反权威、边缘化等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大为流行，似乎所有现象都受到它们的浸淫，这使得那些竭力要保持中心、权威的人们，一听到这些名词就心惊发憷。同时，这个时代也是兴起流行文化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有限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整理并批判各种文化思想，企图参与现实、历史的进程，期望着发生某些相互的影响。无疑，这些文化行为正使我们渐渐融入一种全球化的意识之中。 至于在文学艺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90年代正是它们获得自主性同时又是走向边缘化的时代。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文学艺术、文学理论与批评终于回归自身、同时也就失去了人为的轰动效应，而逐步趋向正常状态。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与信息技术的直接介入，使得大众文艺、影视艺术以及传媒工具，对原有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冲击，这导致文学观念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趋向多样与宽宏。文艺思想进一步分化甚至相互对立，文艺界实际上派别林立（正常意义上的）而又相互共处。多种文学话语与理论话语，可以相对自由地喧哗，以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话语狂欢的地步，自然，其中既有严肃的文学的探索，也有颓唐的文字经营与媒体的无休止营利炒作。开头我们对于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不甚了了，随后意识到，我们正被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势力，投入了商业化的操作之中，这是难以抵制的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现代性的消极因素与种种后现代性因素杂然并陈。 在这种多变的、不确定的似乎是非理性的语境中，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新的理性精神的立场，一定的价值判断的立场，来理解90年代文化现象。我们所持的价值立场，可能会大体一致，或者有很大出入，甚至相互对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不是那种故意引起“轰动效应”的、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式的批评，或是乱打棍子的痞子式的批评，大家就完全存在着求同存异的对话的可能。 我国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解构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解构与建构是共存一体的。解构什么？解构那些严重束缚、阻碍文学艺术发展，无法对文学艺术进行科学解释的教条规定。这在早期当然是行政力量起了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再行设置任何新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已无济于事，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已按着自身的生存方式与自身的规律办事，远离行政的号召与指令。这一趋势的进展，在90年代中后期尤甚。促进这一趋势的出现，现实生活的需求当然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只要是不符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各种号召与指令，即使应时顺势，再也难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文学艺术、文学理论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是这一时期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如今，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识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现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还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我国的时候，我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我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我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在我看来，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我们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我和童庆炳先生编辑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广收我国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方面有创建的著作，以记录学者们所作出的努力与文学理论的更新，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建设，留下一份思想资料。 在这套丛书里，有探讨文学审美特征的著作和审美价值结构与感情逻辑的著作；有研究文学艺术精神与艺术的生存意蕴的著作；有阐释艺术与人和文艺学的人文视野的著作；有文学艺术本体反思、文化批评、汉语形象和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有文艺学的民族特色、比较诗学、宗教文艺审美创造的探索；有新意识形态批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主张的张扬；有诗学研究、创作心理、文化诗学、文本生产、原型的理论与实践的细致剖析和审判实践文学论；有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文学理论主张的标举等。此外还将收入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从上面涉及的不少论题来看，它们触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是过去的文学理论所没有过的现象。这些论著阐发问题的深度可能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但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著述，并非泛泛之论，它们并非食古不化，更非盲目崇洋，而是针对文学、理论的现实，提出了新的见解，或是新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并已在理论实践中发生作用，初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视界。上面提及的不少问题，可以作为重要课题而继续深入，同时新的理论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丛书的出版，显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进展的实绩的一个侧面。自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重要的文艺论著，由于出版条件关系，未能列入，使我们深以为憾，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鸟瞰20世纪中外文论的发展时，我曾指出两者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错位。一次是80年代前，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是一种内在研究，而我们则把文学理论的外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难以为继。另一次是80年代初开始，当全球化语境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倾向，由内在研究而走向外在研究，而且声势越来越大。而我国文学理论，则由外在研究而走向内在研究，大力探讨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从目前的双方文学理论情况来看，说不定可能是第三次错位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文论研究向外转的潮流中，我觉得学者们的取向，是不尽一致的。像法国的某些结构主义者，发觉了文学内在研究的局限性之后，要求将文学研究与文学所包含的其它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努力发掘文学本身固有的文化涵义，以充实文学研究，这大体是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如托多罗夫。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后来的美国学者，实际上一开始就转向了所谓“文化研究”。欧美的这种文化研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在德国、英国就开始了，80年代初，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而已，并且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化研究相应地改变了自身的涵义与主题。关于这点，我国一些学者已有介绍。我们看到，在当今这种文化研究思潮的高涨中，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发挥了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义，不仅把文艺研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际上以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渐渐消解了文学理论研究，趋向后现代文化思想。 欧美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诉求，解构了以往的学说。诚如美国学者哈桑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即它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即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变态、变形、反创造、分裂、解构、离心移位、差异、分离、分解、解定义、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谓内在性，即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力，通过符号来概括他自身，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通过散布、传播、交流，来表现他的智性倾向[1]。于是历史与虚构可以混同，历史的真实可以被创造，而真正的历史真实则完全成了偶然事件。文化研究通过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广告动画、甚至建筑风格与思潮，探讨政治、种族压迫、新的殖民现象、妇女权利与文艺、文化新潮现象，以切入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展现了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表现了全球化语境中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社会心理的重大的变化。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看到，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矛盾，正在酝酿、冲突之中，文化研究正好适应了这一情况，从而表现了这一研究的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使社会、政治问题学术化。这种体现了多元化精神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霸权、经济、民族问题、种族压迫、新老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显示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某种批判性的一面。同时，几百年来科学分析方法受到了怀疑，学科愈分愈细的做法受到抨击，要求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研究的呼声时有发生；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论建设，又立即拆散、解体了这一趋势。这种种矛盾的文化思想与心态，成了催生当今五花八门的、颇有声势的文化研究的内因，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象。 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曾经来我国介绍欧美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接着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又风靡我国文论界，并且扩大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80年代下半期，当文化研究在我国还未流行开来，那时我们还把这种研究视为文学理论的一种跨学科研究。90年代初以后，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静反思，发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初步了解了其妙处和特点，于是迅速在文艺界广为传播，并且形成了一股争说后现代的热潮。稍后我们看到，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转向了经济、政治、思想的评论研究，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队伍跨向其它学科的分流现象。这一现象，与我们在80年代上半期见到的情况截然相反，那时讨论文学问题，指责过去忽视审美，同时对文艺与政治、伦理、历史、社会等联系，避之犹恐不及；或是对这些方面形成的干扰，与文学审美应有的文化选择捆绑一起，进行挞伐，要使文学变得纯而又纯。现在正好相反，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那些探讨社会、思想、经济、科技的学术著作，进行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的评论，力图介入政治、社会、思想批判，既有指点江山式的激扬文字，又有随意套用西方术语的现象发生，又一次出现西方术语的大移植，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这自然是，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多种思想原则诉求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影响而又杂然并陈。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特征、风尚，已经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一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与之一拍即合。二，我国学术界向来有向西方学术前卫思想迅速靠拢、及时学习甚至移植的风尚，把握前沿性问题，以扩大学术探讨的领域，进而掌握这一话语赋予的话语权力。所以不久之后，媒体就册封了我国的“后现代大师”。有趣的是，一些中外学者原本竭力反对要有什么中心，倡导颠覆、消解。现在通过后现代话语权力的占有，赢得了声誉，自己就成了中心，却从来没有听说要对自己的地位与宣扬的学说进行颠覆、消解。三是我们发现，后现代研究形形色色，它们把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等问题搅在一起，结合起来，介入现实、社会、历史、政治生活，批判现行制度以及体制的不合理的地方，既可使学术政治化，又可把政治问题学术化，起到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现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作用，争取到了以往只为少数人把持的部分政治话语权力，力图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无疑是学术的也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四，这种文化研究，大大推动了探讨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写作、建筑艺术的倾向，而这些部门，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热潮，但是由于客观原因，这种研究与我国实际存在的重大问题还有不小的距离。五是这种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毫无疑问，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确实，文学研究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引进多种方法，以补充自己。比如，重读中外文学，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视角，来开掘作品的新意，扩大文学研究领域，但这不是解构主义的研究，这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以丰富现代学术的研究。 现在，“文化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一些中外文学研究者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这一领域，随后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的学者，都卷了进去，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对后现代性的热切诉求，期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学术权利与扩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当今文化研究思潮的思想导师如福柯、德里达，在今天中国虽然声誉正盛，不过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理论不断在受到质疑与批判；而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由于自身理论、方法、实践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今天的美国研究界也颇受诟病，我们在后面还将涉及。 我们在上面讲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文化研究，新起的文化思潮的研究。其实，文化研究在各国文化活动中早就存在，有着多种文化观就有多种派别存在，只是没有像当前的“文化研究”那么炫耀而已。比如，我国有历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有考古、语言、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它们是我们文化研究的真正主体。在我国文化研究中，主要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不断进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是不断变化创新、具有无限丰富资源的未竟事业。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文化的研究，但对于文化整体来说，除了吸取后现代性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则更应倾向现代性的诉求。 文学理论研究还能继续存在、发展吗？ 会被“文化研究”替代吗？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我国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与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多次谈到文学、文学研究问题，认为在当今电信时代，文学是个幸存者，文学艺术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2]。另一位美国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教授认为，“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3]。当他们在学术交流中，发现一些中国学者所选择的题目较多地倾向于“审美诉求”，探讨诗学、诗性文化、神话美学、中西文论比较等，就觉得这类问题大而无当，说在美国三四十年前就不做了。同时，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一些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文风，忠告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够具体、细致[4]一些，等等。 在这里，美国学者的一些意见，确实是切中肯綮的。比如我们有些会议上的个人论题，相对都比较大，很抽象，个人力有不逮，但还是要做，结果是大题小做，空有架子，缺少血肉，学术质量受影响；而且确定某个问题，往往不管前人有没有做过研究，解决到了什么程度，却是一切由他重新开始，还自以为是创新，实际上这是重复劳动，这自然不符学术规范。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论文，就不是这样，一般论题小而具体，论述方式是先从某部作品，引出一段文字，或一个细节，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围绕引文中的思想，旁征博引，展开阐释，以说明某个问题，这叫小题大做，做得好，十分讨好。我国一些精通英美文学的老专家，多数受过这类训练，就是这么做文章的。但有时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即有些外国学者这类文章有时做的过于琐碎，难以卒读。这种学风，从新近的传统来看，无疑受到新批评、作品细读方式的影响。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其实也是一种基本方式，稍远一些看，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余绪，近一些说，无疑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于米勒等学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认为，一，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是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是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国学者的上述意见，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 从美国学者的意见来看，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不顾理论、政治方面的因素，单纯地讨论文学问题，将是不合时宜，而且看来在他们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这就让我明白了过去极感疑惑、十分不解的下面这些现象：譬如在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中读到，在英美的文学教学课堂上，讲讲诸如弗洛伊德、德里达、萨特、伽达默尔就算是讲文学理论课了。大学英语系的哲学课，不是由哲学系的老师讲授，而是代之以英语系的教师来操作[5]。再譬如有关全球化文化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要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著作来读，或是相反，要把哲学著作当成文学著作来读，并要求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其它学科的研究，如此等等。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而呈现解体现象，这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读到当代欧美学者那种精深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原因了。 人们常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这对于欧美文论来说确是如此。从世纪之初到80年代，欧美文论经历了它的繁荣期。内在研究方式排除文学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使得在分解文学作品各个因素的探讨方面，曲尽其妙。各种学派一个接着一个，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探讨，发挥到了极致，以致觉得再往下去，已经难以有新的作为。这些研究自然都以“审美诉求”为其基础的。所以研究文学性、审美现象、审美思维、细读、象征、神话、修辞、叙事方式等等这类诗学著作，已经出版很多很多，再探讨下去，一时也难有突破。不少被我国译者翻译过来的这类著作，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确实大半是外国几十年前的东西，近期这类论著已是不很多见。像20世纪欧美文艺批评那样群星灿烂的繁荣的时代，可能在未来很难重现。 可是，中国学者为什么仍然要以“审美诉求”为基础，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呢？在我看来，在当前全球化的处境中，这种倾向正好显示了中外文论相互之间的差异所在。这就是由于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同，中外学者在文学艺术研究上所持的不同观点，正好在于中国学者主要是从现代性的诉求出发，而外国学者的着眼点则是后现代性，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文学理论研究上可能发生的第三次错位的原因了。如果说外国文论确是美妙无比，即使全部翻译过来，但也仍然替代不了我们自己的文论；我们还得建设自己的文论，这就是我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这可否说明，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思想的不同诉求，以何者为主，则要看那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了。 中国文论滞后，其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即最根本的审美特征，进而完全遏制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的自由想象力。摆脱了这种不幸境遇，文学艺术要成为文学艺术，自然首先要恢复其原有本性，即审美特征。于是在80年代初期，美学、文学理论中就出现了有关“审美”的大讨论，使文学艺术恢复其自身特征，以回到自身，建立自己的学理，确立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我们随后又看到，由于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压制既久，所以反抗也烈，以致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认为审美就是审美，审美与其它文化因素无关，排除了审美本身的文化选择与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现象。 这样，在我国，所谓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诉求”，至今尚在清理与探讨过程之中。我国文学艺术所经历的这种艰辛，可能外国同行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不少文学理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成过去；从他们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自然已不成问题。但是正好是他们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正是些重大问题，需要深入，进行理论的重构。同时在我看来，即使在他们的文论里，也还有一些重要课题要做，如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探讨，恐怕也并未完成。在这方面，外国学者也只是各说各的，并无统一定论和现成答案。而且近几十年由于反本质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不少人宁愿多研究具体问题，而少谈或不谈主义即理论，这种思潮在我国文学理论界也有反映。 比如，如前所说，各类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兴起，而且大有涵盖其它学科的势头。90年代下半期之后，在感受到全球化氛围的、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外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学者以为现在再来探讨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文艺诗学、文化诗学已经有点过时了，外国早就不这么干了；只有通过几个文学的例子，引申开去，探讨社会、经济、政治、种族、阶级、公共空间、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与后后现代，才算进入了国际学术前沿，这恐怕未必尽然。自然，外国人说得在理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但是没有必要用外国人这么说了，那样做了，来规范我们的行动，或是当成我们的学术规范。这种一反不久前的唯审美诉求的做法，又使我们感到困惑，文学艺术怎么了，怎么把主要是虚拟的文学现象，与经济、史实、社会调查一视同仁，等量齐观了呢？它怎么又成了别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它还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意识形态吗？ 退一步说，外国人的文学理论的确高明，搬用外国文论，以替代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在过去就出现过，而且在80年代又发生过一次，但是这种搬用与完全西化的办法未能奏效。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恐怕只是开了个头，我不相信我们的研究开头就成了终结，我倒更相信现代性是个“未竟的事业”。比如，我国古代文论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形态，更不具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形式。一些专家对及其丰富的著述在清理、整合，力图厘清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进行阐释，建构它的体系，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多种论著各有千秋，但它们分歧也很大，一时难有定论。古代文论的研究，无疑还应寻求新路，进行下去。这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论形态。现代性重在精神与价值，要求重构与建设。近百年来西方文论的简单移植的倾向，或是替代，固然使我们了解到不少东西，但也留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原因在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众多的国家文化中，地位确是太特殊了，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悠久的文化传统。传统悠久，内涵深厚，可能成为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如果因为自己的文化制度、文化传统存在问题，企图跨越它们，弃置不顾，而把他人的文化思想、原则搬过来就用，这在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弊端丛生，主要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特定的文化环境与精神的需求。我国毕竟不同于欧美诸国，后者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流，而且由于地域关系，在进入商业资本时代之后，交流方便，虽然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风尚，传统与习惯，但无疑有着几乎大体一致的文化大背景，有着更多沟通的机会，存在着文化上的更多的相似性乃至一致性。世界各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确有它们的相通之处，否则就难以相互交往与沟通。但是一个民族，它所赖以生存的地域的特殊性、它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悠久性，在新的文化的建设中，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所以要想更新、要想前进，就必须以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来观照传统，既尊重传统，又批判传统，融会传统。不是简单地采用他人的文化替代自己的文化，而是吸取他人文化中的长处，融会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文化的创造，进而更新传统，又形成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文学理论简单的搬用总是不能成功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现代性思想视为我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主导思想。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走过了极为曲折的道路，经验与教训并存，清理与重新评价正在进行。虽然已有一些批评史、理论史著作，但不少著作由于尚缺乏自己的理论立足点，或带有方法论上的缺陷，如仍然承袭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所以往往把探讨变成就事论事；或是只重视某些表面性的文艺论争，以此代替理论自身的探索，结果现代文论自身的形态不见了，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个时期。看来需要把种种问题与论争，置于国际文化、文学思潮与国内社会、文化、文学语境中加以探讨，并应用多种方法，努力阐明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在不同时期的自身要求、差异与内涵，揭示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不断生成与变化。以现代性、交往对话精神、人文诉求，进行学理性的探索；以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历史理论现象，对存在于一些人中间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与态度，进行适当的辨析。如果不了解20世纪我国现代文论的多种形态，并把它们看成传统自身，只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进行片面地描述、消解与否定，那么，我们就很难找到新的文论建设的起点。因此我们文论的建设与创新，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这又是文学理论研究自身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附带说一下文学史的研究。我们还将在适应现代性的要求、“审美诉求”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遗产，必须进行新的整合，尽管现在古代文学遗产研究中有“危机”说，如缺少“兴奋点”，甚至可能不会出现“文学研究”的时代。但对以往经典仍然需要重新进行阐释，同时新的文学材料还会被不断发现，新的文学经典还会被不断界定，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还会重新进行下去的。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素有与多种文化因素结合一起进行阐发的传统，这一传统看来将会获得丰富与发扬。又如有关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述不少，但有新意的不多，而且即使是些富有探索精神的著作，也是言人人殊，纷争不休。有的称作文学史，编排有如教程，但很有新意；有的文学史称作教程，但提出的新说，学术个性太强，公认的程度不够高，仍需切磋。 在当今来势凶猛的、主要是体现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的潮流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文学理论，如上所述，恐怕还会按着自身的规律运作下去的，而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同时，文学理论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我们还不能不考虑到今后文学存在的形式与文学艺术创造的思维方式。 把文学视作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不错的。几千年来，文学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之外，相当部分一直混迹于其它学科之中，人们不断认识这些现象，了解它们的特征，直到近百年来，才把文学现象从其它文化形式中分离出来，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较为科学的观念。在高科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巨大转折的全面影响下，人的思维方式也会随之变化，相应一切意识形式自然会在内部发生变异，文学艺术存在的形式也正在变化之中，语言文字的艺术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文学艺术的形式无论如何多种多样，它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比如小说，虚构的也好，标榜非虚构的也好，网络小说也好，影视小说也好，写实的也好，玩玩叙事策略的也好，而且即使是那些不断出现的艺术新形式，它们都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艺术意识、审美思维，是人在千百年的自身形成过程中所形成的本质特征，是对人的自身本质的确证。在当今文化手段的多姿多彩的变化中，文艺创作会增加自身文化选择的可能，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但它恐怕不会被文化阉割掉自身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特征，而被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所兼并。就是说，人的审美思维将会继续存在和得到丰富，那些引不起审美感受的文字，是难以成为文学艺术的。 文学理论也是如此，19世纪外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提出了建立文艺科学的初步设想，但只是在20世纪，文学理论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形态，用以较为科学地阐释文艺现象。文艺作品自然可以被文化研究视为研究对象，但真正能够全面说明它们的特性的，恐怕还是文艺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比较，在思维方式上是同又不同的。两者都是综合性理论思维，但各有专职。文学研究通过审美感受和接受，探讨文艺作品自身存在的艺术思想、叙事方法、技巧使用等问题，即使涉及多种文化因素等方面，如政治、社会、伦理、哲学、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仍以作品的审美特征、审美观念、审美变异、审美思潮、审美传统等方面为其主线，意在阐明作品自身的问题。审美意识中的文化的选择与阐释，丰富了诸种审美因素的阐明，所以它仍是文学的研究。这种审美的文化选择的探讨，大体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同样是一种混合型思维的研究，但不同于文学研究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研究，它一开始可能从某部文艺作品出发，某个作品的细节作为例子，但其目的不在于说明文艺作品本身的问题。从目前我们见到的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形式来看，它着重探讨的是全球化经济问题、社会或社会思想问题、政治或政治思想包括诸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身份、阶级等问题。这种研究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学问题相互混合一起的，文学艺术在这种研究中的地位，大部分情况下只是被用来论证、说明其它学科思想的例子或工具，审美因素实际上被排除、榨干了。我们看到一些外国文艺学家所做的这种研究及其著作，主要在于阐明，文学艺术的现状在何种明显的或隐蔽的程度上成了反映了经济、政治状况的手段，这里也涉及大众文学、艺术趣味、艺术形式如何变为一种风靡一时的时尚，时尚又如何变为群体的一种追求，但主要在说明社会、政治、经济等状况与问题。这里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往往相互交织，这一方式的确扩大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但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往往被看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风向标，或是它们的附属物。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思维的综合是一种趋势，以致会导致某些学科的合并。但是人类思维方式是否会急剧向混合型思维方式转向，并完全支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我看这可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过去各种学科由于分工过细，妨碍了对事物的整体的理解，而今必须走向综合，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在大力倡导综合，主张一些课程的综合与兼并。但相当部分的学科看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各种专门性的探讨仍然需要，因为它们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阐明，而且问题又在不断发展。在这方面，具有综合性的理论、主义要研究，专门的、局部的问题也要探讨；综合性的本质论要深入，单一的现象学问题也不能偏废，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同时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文学理论批评的探讨也无止境，所以这一过程可能会较长，此其一。其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一种综合型思维形式，它的特征显然不同于前者，它确是力图发现现实中的新问题，但这是一种重在描述、报告、趋向彻底消解以至否定的思维方式。凡是新的就是好的，主要是对以往一切文化只提质疑，或进行颠覆，而不顾其历史、人文的价值。经典经过几下贬抑批判，就算被消解了，但是没有新的什么可以替代，也不想用什么替代。 自然，文化研究大大拓宽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探讨问题的范围，它把一些学科打通起来了，使得不少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两栖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之间，由文艺而进入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研究的层次，从而也拓宽了个人研究的领域，这可能正是对我们原有发展得过于精细的学科思维的一种反拨。而在这些方面，很可能正是中外学者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进行对话的公共活动的领域与舞台，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交叉与结合。至于这类文化研究课题，原先都是外国人根据他们文化发展现状提出来的，是否都适合中国，适合到什么程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况且，中外文化研究的现实作用恐怕也不尽一致。 文学理论批评有其自身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它可以从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吸取教益。学者可以一身兼作几种研究，或以文化研究为主导，使文学艺术种种材料为我所用；或主要探讨文学艺术问题，兼用其它学科与方法。但是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很困难的；抹去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界限，效果未必会是积极的。 比如，在我看来，在大学文科教学中设置文学理论批评这类课程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尽一致。比如文学理论、批评课程，它不是满足于对文化现象的描述，它探讨以及提供有关文学艺术的风尚、审美标准、审美的文化选择等问题的基本知识，辨明作品的艺术思想质量的高低上下，多样中的优伪良莠，乃至是非曲直，这对于形成人的健康的审美趣味、鉴赏能力至为重要。这是一门人文性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学科。缺少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人们自然仍能写作，并且生活得很好，但是也是一些人在艺术上不能分清高低上下的一个原因。同时，文学理论批评的审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趋向多样，需要不断发展的。至于文化研究的注意力，文化研究的学者的真正兴趣，恐怕也不在于文学艺术自身的问题，而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政治、人的活动的公共空间的状况，人群、阶级、妇女权力的变化上，两种知识不好互相替代。 一般来说，在欧美国家的大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中，并无文学理论一说，有的只是作品分析，现今似乎也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所替代。前面提及，在课堂上，除了谈谈德里达、弗洛伊德等人就算是讨论文学理论了。有一则消息说到，大学课堂上的内容设置主要是大众文化、影视艺术、行为艺术、春宫画片、广告动画等。因此，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爱德华·萨伊德说：“现在，文学本身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同时由于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去的经典著作渐渐被否定；文学教学为了不断求得新奇，以引起听者兴趣，课程就得不断花样翻新，于是争先恐后地引进那些品位不高的、冷僻的文学文本，以替代原有的文学经典。解构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文学意义的消解上，在语言多义、语言能指无限膨胀的思想指导下，以为人们讨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徒劳的，论者充其量不过是在“表态”而已。当文学的意义、价值、感情被消解干净，突然，相反方向的潮流，如国家、民族、阶级、等级、殖民主义、权力消解、文化冲突等问题又滚滚而来，让人应接不暇[6]。这实际上是一种泛文化教学了，它提供了不少知识，但缺乏了人文的关怀。我以为，这些信息不一定反映了全部的情况，但我想也并非空穴来风，作者也曾就此问题向一些外籍学者做过了解，情况大体如此，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最近在《文艺报》上见到一文，该文作者有一段时间曾经亲临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并做了考察，用不少见闻说明美国文化研究的情况。他说到美国的文化研究，原本盛极一时，但是近十年来，已渐渐走入令人尴尬的处境。主要是文化理论批评脱离实际，始于词语，终于词语，看上去提的问题十分尖锐，实际上是些不装引信的炸弹，并没有什么危险。同时，文化理论批评不断更新，十分时髦，但没有系统理论。一些保守的名牌大学虽然并不公开反对，但把它们视为左道旁门，在课程中不予认可，以致使得那些原本站在潮头的理论家们的理论难以进入现实。像德里达、克里斯蒂娃、萨伊德等人，后来都写起小说来了。也有像斯坦利·费什这样从事理论研究的理论家，公开宣布理论与实践无关，理论与理论之间也无联系，主张“理论无用论”。倒是萨伊德对文化批评理论的遭遇十分痛心，并追悔莫及，他“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痛感当今人文传统消失，人文精神淡薄，人文责任丧失，称之谓‘人文的堕落’”，呼吁去掉浮躁，回归旧时细读传统，从文化回归文本[7]。说的很是实在，他抓住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方面。至于理论家写写小说，我以为是一种好现象；不过上面这幅图景真有些使人心惊，也逼迫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是门相当困难的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恐怕得在学养上大下功夫。单凭懂得一些外文，搬用一些外国词汇，对问题并不内行，就拉开架势大谈文化问题，好像天下大事尽在自己掌握之中，但令人读后或是觉得整篇文章好像是篇翻译文章，或是尚缺乏可信性，有些隔靴抓痒，可能在开头阶段在所难免。文化研究既然是门综合的学问，研究者恐怕得精通几门专门知识，对一些问题确是做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独到的见解，才有发言权。当然，由于我国情况特殊，有时这类文章不免要使用伊索式的语言，从而增加人们理解的难度，这也在情理之中。 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当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适当地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如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唯中心论、僵死教条等等，但不是后现代式的满足于事态的描述、报告与消解。 这是我理解的文学理论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性表现。 [1] 见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第155-156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2]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理论旅行（的交流）：对话录》，《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4]《理论旅行（的交流）：对话录》，《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5]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6]《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动态《美国大学英文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 [7] 转述与引文均见朱刚：《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尴尬！》，《文艺报》2000年11月21日。 原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