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能仅就文艺学本身来论文艺学，而是要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要联系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整个文化的大氛围，甚至要联系整个时代世界历史的特点，来把握中国现代文艺学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它的运行轨迹。因为文艺学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是整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一个因子。由“诗文评”向“文艺学”转化的运动，也是整个时代运动、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学界一般认为，人类历史迄今已发生过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由猿变人；第二次，由原始状态到文明社会；第三次，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目前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是第四次大转换，即由工业经济文明向智能经济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转换。有的学者指出，第一、第二次转换是相互隔绝、彼此孤立、分别进行的，第三次则是在相互影响下相继实现的，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甚至伴着血与火：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大约五百年前开始现代化的西欧诸民族)向“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美、澳、亚、非)相继扩散、推行。 中国无疑属“后发外生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强暴和思想观念的浸染下进行的。这个过程起始虽早在明末利玛窦等来华传播西方的思想观念、宗教、科技(实际上，当时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利玛窦们既把西方的《几何原本》《万国舆图》《乾坤体义》介绍给中国；也把《论语》《道德经》《中庸》《大学》等介绍给西方，只是到了后来，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中西交合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运动则在19世纪。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经过积蓄和酝酿，终于在诗学文论领域也发生了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换。因此，从更宏阔的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帝国专制体制和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古典诗学文论中大力宣扬“文以载道”，大谈“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关系等等时，它从哲学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到命题、范畴、概念、术语……以及它所使用的一整套语码，都属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范畴，是“古典”思想的一个组成因子。但是，到了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了，它们逐渐变成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再后来的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虽然理论倾向可能不同，但都是“现代”的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是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 就全世界范围来说，最近的这五百年(从文艺复兴算起)是社会历史大转换的时代。而后二、三百年，中国也捲了进来，近百年来尤甚。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包括它的精神文化、思想、学术……)都处在这种急速转换之中，而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甚至现在这个转换也未最终完成——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然强调要完成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任务；今天我们仍然把实现“现代化”、达到“小康”、以至下世纪中基本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目标。 这种转换始终伴随着“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是世纪之争，从上个世纪一直争到现在，仍然争得不亦乐乎，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争不完。当然，今天的“中西”之争同一百年前、几十年前，在内容和强弱对比上已大不相同，如果说当时西方文化是强势、东方文化是弱势，那么，现在二者至少在力量上处于平等地位。东方决不屈从于西方，当然我们也不要求西方屈从于东方。中西体用，古今厚薄，随时势而不断变换。 这种转换无疑还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经济上的体制更替，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总之，各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搏杀。 中国现代文艺学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生长的。不联系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你就不能理解其中许多理论命题之所以能够提出来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长时期政治和学术分不清楚，为什么学术的独立自由需要费那么大力气去争取。 因此，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发展历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血和泪。既充满着学术范围之外在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学术同非学术的冲突(常常是学术向非学术投降屈从)，也充满着学术范围之内的中西、新旧的不同哲学立场、价值取向、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学术思想、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等等的相克、相生、争斗、融合。这中间，有强暴，也有恋爱，有死亡，也有新生。 （2015年05月20日《文艺报》第2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