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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提出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以来，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就一直没有走出西方文论家的视线。古希腊思想家从哲学的高度关注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探索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虽然这些早期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是零碎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这股潜流一直流贯到了18世纪。当时，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曾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背景中来考察诗，德国的一些文学家美学家也曾不同程度地从社会历史环境中探讨文学和艺术。正是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法国斯达尔夫人1800年发表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才为文学社会学奠定了学科规范。到了19世纪，丹纳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以及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创立以后，古典的文学社会学已经初步建立起理论体系，社会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模式被确立了下来。 社会批评强调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关注社会和文学影响的同时性和相互性，力图建立并描述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20世纪之前，社会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一直长盛不衰。20世纪以来，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激变和碰撞之下，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期间，从语言学观念出发，从文学作品的形式与结构入手来探索文本意义内涵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盛极一时。然而，这种“内在研究”的批评范式在最初反拨了传统社会批评的一些偏颇之后它自身也暴露了应被反拨的局限，那就是对作品本体的普遍强调并几乎成为一种偶像崇拜而不同程度地忽视甚至放弃了向社会历史视野开掘文本意义的尝试和努力。[1]也正是这种情势促使社会批评进一步向历史纵深拓展，向不同理论态势发展批评取向。因此，在进一步吸收和融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之后，20世纪社会批评在整体模式和批评程式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20世纪是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动荡不安的世纪，社会的激烈变革曾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身处其中的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不仅痛感时代的黑暗，而且大都怀着一种忧愤的情感作着各种各样的抗争。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为社会批评进一步拓展其理论视野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使一些批评家不由自主地把批评触角投向现实的社会情境。20世纪初，英国文学批评家考德威尔在一篇批评当时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论文中激扬地说：“今天，随处可见劳伦斯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追随者——绥靖主义者，心满意足的小享乐主义者，诚心诚意的性至上主义者，用心良好的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他们都在寻求不可能的解决途径，企图在腐朽和灾难中通过个人意志的自由行动而获得拯救……在战争的恐吓之中，这种骗人的设想有何补益？一个人可以像劳伦斯那样塞耳不闻，躲到康沃尔郡去，但成千成万的同胞的哭喊声仍会传入他的耳朵，令他苦痛难堪。大战终于又死灰复燃，新的恐惧又来了。”[2]考德威尔曾一度热心于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政治，他希望人们能在政治斗争中采取果敢的行动，并认为文学应该有参与现实斗争的力量。也正由于此，考德威尔的文学批评坚持社会历史的视野和现实斗争的立场，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试图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变迁中考察文学的本质和意义。在《幻象与现实》中，考德威尔考察了近代英国诗歌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他认为，诗歌决不单纯是现实世界的幻象，诗歌产生于原始部落成员共同的意识，这种意识曾促动原始人的集体斗争。这种意识有本能的因素，但它并非来自于个人，而是来自于一种社会的现实。但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统治阶级制造了一个有阶级结构的、新的、更复杂的幻想世界，它要求诗歌传达这个幻想的世界。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幻象进入了新的阶段，当资产阶级借助于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壮大以后，它要求诗歌忽略幻象与现实之间的能动联系而成为一种资产阶级幻象的附庸。因此，从幻象与现实的能动关系出发，考德威尔批评了当时的文学。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学严重地脱离现实而求助于一种本能的意识，进而以一种法西斯的而非共产主义的倒退的方式来解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混乱失调，所以已经演变为僵化的自然主义和温情的资产阶级幻象。在考德威尔看来，这种局面是源自于当时社会情境的紧张，而改变当时资产阶级文学困境的方式则在于现实的斗争。他说：“事态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通过社会关系的小修小补，通过艺术手段使本能适应环境已于事无补了。社会关系本身必须重建……但只有一种革命性的解决方法。”[3] 在法西斯势力日渐猖獗、社会动荡急剧加紧的社会情势下，考德威尔的社会批评显得有的放矢，这也正体现了20世纪社会批评的发展方向。在考德威尔生活的时代，社会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为起源的人本主义思潮和强调人的自由天性并提倡资产阶级个性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把人的非理性的意识表达发挥到极至，自由主义则使人退避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一隅。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文学园地充斥的是劳伦斯式的资产阶级个人文学，而在文学批评领域，由于形式主义、语义学、新批评等重视文学的“内在问题”的批评流派的崛起，当时日渐紧张的社会形势和日渐突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阶级矛盾被视为“非文学”的要素而排斥出文学批评的视野。在这种局面下，考德威尔对文学艺术进行历时的考察，强调文学艺术的现实实践作用，使他的批评观念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此时，社会批评已较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模式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与作为对形而上反动的实证主义社会批评划清了界限，不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中调查和统计的实证手段趋于弱化，而且传记批评中“因果分析”的僵化模式有了改变，因而使社会批评更具审视一定时期文学赖以留存的社会情境的敏锐性和批判性。 三 继考德威尔之后，20世纪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批评家是法国的戈德曼。戈德曼从黑格尔关于主客体的辩证观出发，不但吸收了皮亚杰的整体观念，而且吸收改造了卢卡奇关于“整体性”的思想，提倡一种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出发来解读文学作品的发生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发生结构主义从“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把文学作品放在它得以产生的世界中，对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作了发生学的考察，注重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要素与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社会集团思想体系结构之间同源关系，并且试图描述这种关系的功能意义。戈德曼认为，文学是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相联系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结构严密的并且表达了一种世界观，而世界观总是一定的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的展现，因此文学作品的世界和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存在着同源性。发生结构主义就是要揭示文学作品与一定社会集团之间在结构上的同源关系，进而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作出基于一定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解和解释。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对拉辛的作品作了发生结构主义分析，认为拉辛的三部拒绝悲剧是17世纪法国极端冉森教派拒绝世界的精神观念的反映，他的三部现实悲剧是冉森教派试图与世界妥协的精神观念的反映，而他的最杰出的悲剧《费德尔》则是冉森教派在世界的现实生活中失败的反映。 戈德曼认为，发生结构主义标志着文学社会学的一个转折。以往的文学社会学都试图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集体意识的内容之间建立一些联系，但往往仅是探索与文学作品的内容相对应的一些范畴，忽视了文学作品与社会之间联系的功能考察，从而影响了对文学作品统一性的理解。特别是面对一个创造力低下的作家只满足于不加个人经验的对社会现实和集体意识的直接的描绘和叙述时，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只有受作家和作品的影响而满足于对一般社会现实和集体意识的研究。所以，戈德曼断言，以往从作家和作品出发的传统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在涉及一般水平的作品或文学思潮的研究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当接近一些伟大的作品时便丧失了一切优越性。因为，一切伟大的作品往往蕴涵着作品世界的结构和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的同源性。而发生结构主义正是“从这样的假说出发：所有的人类行为都企图对一种特殊的境遇作出有意义的反应，并因此倾向于在行动的主体和与此主体有关的客体、客观环境之间创造一种平衡。”[4]戈德曼认为，发生结构主义能够通过对行动的主体和构成行动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结构的揭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内在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也能作出新的解答。 戈德曼的发生结构主义将文学批评指向一个更大的功能化结构之中，把文学艺术作品与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联系起来作发生学的考察，建立文学艺术与其所指对象的同构联系，使我们看到文学是怎样在一个整体性的结构中与社会发生关系的，因此而区别于传统的实证社会学批评。有的研究者指出，戈德曼有“一种以社会批评代替美学批评的倾向”。[5]其实，正像鲍埃豪尔指出的那样，在戈德曼开始将文学作品引入结构分析之前，他是从“分析作品的内在审美构成开始的”[6]，因为，从美学意义上看，世界观就是“特定艺术形式中的风格特征”。[7]只不过戈德曼在关注文学作品之审美因素的同时也极力地将批评重心深入到社会领域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阶级等诸多意识形态因素（如他对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的分析），从而展现出一种宏观的批评视野。社会批评的这种趋势到了当代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那里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的社会文化批评。 四 伊格尔顿坚持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分析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认为文学乃至整个审美活动都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分析了16世纪英国文学的缘起和18至20世纪英国文学和文学批评传统的变迁。他认为“文学”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作为一种观念的确立是在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兴起之后，在浪漫主义文学时期，文学表达的是一种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英国功利主义意识强烈对立的人类的创造性的思想，在当时，“文学”实际上成了“想象”的同义词。大部分浪漫主义诗人本身就是政治家，“他们注意的是文学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对立”[8]，所以，当时的“文学”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表达方式，它已成为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载体。伊格尔顿认为，早期英国文学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影响制约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与影响文学的社会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权力往往影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环节，文学的观念、文学本身的结构和审美因素以及文学的存在本身都会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因此，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复杂的社会知觉结构的一部分，文学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一切作品都由阅读它们的社会“重新写过”。但伊格尔顿对认识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关系时存在的机械被动理解保持清醒的态度，他曾对卢卡奇的认识论反映论表示怀疑，认为文学与客观对象不是那种反映式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艺术、法律、政治、宗教——都有它们自己的发展速度，自己的内在演化，并不能归纳为仅仅是阶级斗争和经济状况的表现。”[9]意识形态本身包含有具体的内容，它不仅仅指人们所坚持的某些顽固而又常常是无意识的观念，它还是我们实际生存其中的一定社会话语实践形式的抽象化，其本身在表面上赋予世界以特征、在结果上赋予人们的行动中以一定的审美因素，从这个角度伊格尔顿认为“审美就等于意识形态”。[10]在《审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关注审美和人类的解放，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感性与精神、欲望和理性严重分裂所造成的审美失落的现实。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话语使审美本身成为了一种反审美的异化手段从而导致了个体的分裂，这种分裂使意识形态“身陷在经验和理论之间进退两难”。[11]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对审美和意识形态的考察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出发的，他关注的是一定社会历史中的审美过程和意识形态运作，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审美意识形态的特征和作用。在他那里，社会批评已经不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简单解释，而是一种更加能够介入社会现实并对现实起一定规避作用的思考方式，从而使社会批评走向一种文化分析的立场，这正体现了20世纪社会批评整体范型的转变。作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文学批评方法，社会批评曾一度以其对文学作品之“意义特性”的生成和展现的关注影响和建构着文学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模式。但它的属性特征并非仅仅在于它坚持的与社会历史进程密切联系而具有的视野的宏观性、范型的整体性和技巧上的可操作性，在这些又可以被视为社会批评固有的缺陷的口实之外，它进一步在人类整体文化视野中找到了理论的突破口和意义展现的方式。所以考德威尔才批评当时以劳伦斯小说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离开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成为了逃避主义者的温床，并为当时风靡欧洲文坛的资产阶级文学“驱向越来越严重的个人主义，完全锁闭在自身的天地里”[12]的痼疾开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决的办法”。[13]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文学“逃脱出这个时代，到‘纯艺术’中去，到象牙之塔中去，这已是不可的，因为现在没有纯艺术了，纯艺术时代或是已经过去，或是尚未开始。”[14]正由于此，普列汉诺夫才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出现是因为作家与他们所属社会相脱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批评坚持文学在力量在于介入，要求文学批评始终要以一种“介入者”的姿态关注文学的具体社会环境中的意义展现，并试图把展现的文学意义在这个社会中弥漫开来。伊格尔顿说，莎士比亚的作品随便放在手边并不是伟大的作品，他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品，是文学批评实践对他的作品作了有价值的构成。社会批评本身是文学实践的一部分，所以，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视野中，社会批评不仅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而存在，它同时表示了一种关于文学价值的理念，更是一种文学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用一位文学社会学家的话说，就是在这种视野中文学批评不再满足于“物品—意义”这种简单的二元论，而要认识文学由不同要素组合所包含的“超意义”特性。[15] 五 在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批评走的路已经足够远，但同时它所遭受的指责也足够多，特别是20世纪以来，韦勒克的批评言犹在耳。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简单套用使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成了一种图解文本生成过程和展现过程的庸俗方法，不仅深深影响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文学发展的逻辑过程，而且使文学批评越来越趋向简单和僵化。其后果一方面是文学批评简单图解现实、反映现实、机械表达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文学批评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为文学提出正确的公正的社会要求，提出必需的迫切的社会任务，但是经常完全无力把这些要求和任务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它不会用文学本身的语言来表达它们。”[16]这说明，文学批评本身既缺乏把握文学固有的审美特征的解析能力，同时更缺乏在人类历史文化的整体视野中切入文本意义深处的宏观品格。这一点，简单机械的反映固然无能为力，而那种从文本的纯审美要素出发的形式批评更加相去甚远。其实，问题不在批评本身，而恰恰在于批评观念的不由自主地改弦易辙，虽然有时是为了补偏救弊，但矫枉过正仍然是当前批评的症结所在。 僵化与机械曾是社会批评的痼疾，但我们如果以此剔除了文学意义生成和展现中社会和历史因素，带给我们的只能是意义的空白和无力。所以，20世纪社会批评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莫过于指明：文学批评不应该把自己限定于某些具体的文学作品与社会关系的简单解释，而应该以特殊的方式进入文学的内部，从人类历史文化整体上对文学的意义特性作出分析、对文学史发展中的问题作出解答。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认为，对价值的判断是文学批评的内在特性，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之处。价值的判断不仅是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文学研究的现实形态，这正是文学批评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因为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文学的各种价值产生于历代批评积累过程之中，它们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过程”。[17]所以，着意对传统社会批评进行改造的戈德曼在把结构主义的观念引入发生结构主义批评之时要强调“结构”的意义，这正说明了文学批评不单单满足于意义的解释，更应该关注意义的生成过程和作用方式。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意义的生成和展现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它更是一个人类整体的文化现象。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社会批评始终试图深入到这种文化现象之中去，无论是有些激愤的考德威尔，还是试图从人类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意识来解读作品意义特性的戈德曼，或是坚持“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的伊格尔顿，他们的努力都体现了社会批评向人类整体文化视野的掘进和向人类整体文化开放的理论转型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文学批评的必然走向，同时也是社会批评所必需的选择。 [1]张隆溪.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三联书店，1987. P47 [2] 〔英〕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436 [3] 〔英〕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431 [4] 〔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P178 [5]郭宏安等.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90 [6]〔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 P31 [7] 〔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P8 [8]〔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P39 [9]〔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P17 [10]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91 [11]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P87 [12] 〔英〕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401 [13] 〔英〕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395 [14] 〔英〕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425 [15] 〔法〕艾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P107 [16] 〔俄〕巴赫金.周边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P146 [17]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P36 原载：《思想战线》(昆明)2002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