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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察20世纪最后这20年的中国社会思潮，离不开对文学思潮的认识。中国的当代文学尽管在艺术上还显得不那么成熟，但就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密切程度而言，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中国古代就有通过文学作品来观风俗察民情的传统，近代以来，这种传统依然存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把文学与改良社会振奋人心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更是借文学开道，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篇章。而今，中国文学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它是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从“新时期”起步的中国当代文学，一方面从当代社会生活中汲取经验和灵感，成为当代社会生活最直观的写照；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也成为人生经验的指南，假如我们要了解中国社会的人生世态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去翻阅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它会告诉你社会进程的一步一履。2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尽管希望有一种唯美的象牙之塔能够供奉自己，躲避风雨，但事实上，当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从来就没有真正动摇和分离过。这20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点一滴的波动变化，都在文学中留下了自己的踪影。 一 一般而言，最近这20年的中国文学常常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1989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文学。第二个阶段是整个90年代。这样的划分无论从当代社会生活着眼，还是从文学自身的形态来考虑，有其充分的理由。 从社会生活方面看，70年代末起步的思想解放运动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结束了“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迫切需要从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社会生活需要摆脱原有体制的羁绊，思想观念更是呼唤变革。那种火焰般的冲动意志呼之欲出，革命的气息弥漫着思想的空间。文学创作作为当时社会情绪的主要表达方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实，“新时期”文学的序幕，一直可以追溯到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尽管天安门诗歌运动选择的是中国最最古老也最最普通的古典诗歌形式，但那种对现实黑暗的痛恨以及对做人尊严的呼唤，定下了“新时期”文学的基调。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文学不仅成为社会民意的代表，而且也是思想解放的急先锋。一方面是所有的社会公共情绪全都涌向文学这一通道来释放自己。“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各种思潮，诸如“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无不应合着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着民意。像《伤痕》、《班主任》、《人啊，人！》、《爱，是不能忘记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作品，几乎牵动着全民的心。每一新作露面，就会引来社会情绪的波动和亢奋，作家作品常常是一夜红遍天下。这样的文学现象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另一方面，所有关心当代思想意识形态问题的人士，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全都将关注和思考的目光投注到中国当代文学领域，而国家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更是将文学领域视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不断在文学领域刮起政治旋风。如70年代末有关“歌德”、“缺德”的讨论，曾引来当时中国最高层领导的批示。[1]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也沿袭了历来政治运动的传统，首先从文学领域的整顿开始，然后波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新时期”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思想表述，其主要内容毫无疑问是关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在“新时期”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发表《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一文，总结“新时期”文学的经验。他认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我们的作家通过自己的精彩作品，为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错误和提高人的尊严和地位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文学都是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2]在学术专著《性格组合论》中，刘再复又从文学主体性的高度，系统地阐述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想。[3]尽管当时的学术界对刘再复仅仅从主体性方面来阐释人的文学有不同看法，[4]但对“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文学主流还是给予肯定。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稳定和秩序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这与80年代那种痛定思痛，要求社会变革的革命氛围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反差。从90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看，中国社会的确在朝着一种建设性的开放的方向发展。以致在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为地区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不仅中国本身需要这种稳定，而且，被原来意识形态视为敌对势力的西方社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发展。在思想意识上，人们更关注的是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自我特色，而不是敌对和纷争。从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看，90年代以来，几乎消除了80年代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的思想气氛。不再搞各种思想整风运动，知识分子也改变了在对立情绪中思考问题的方式，转而走向正面阐述自己思想和观点的路径。与此相呼应的中国当代文学，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变动的历史见证人。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改变，原本凸现在意识形态风口浪尖的文学，在90年代逐步边缘化，作家作品不再像80年代那样全身心地关注和投身政治生活。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作家因为政治问题而遭受批判的事件屡见不鲜的话，那么，90年代就很少发生过当局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公开批判的事件。原本披挂在文学外表的神圣的思想外衣剥落以后，随之出现的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学潮流。所谓世俗化，本是西方宗教社会学中的术语，它是指宗教信仰和宗教制裁作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决策的指导，变得（或正在变得）日益削弱。而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世俗化表现在对政治的冷淡，对各种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文学表述的偏离。社会代言人的角色让位于写作者的职业身份，90年代作家更愿意把写作视为是一种职业的行为，作家作品钟情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读者对文学的要求，也从原有的寻求正义和人生精神寄托，转变为普通寻常的阅读需要，阅读是审美乃至愉悦放松，而不是孜孜不倦痛苦不堪的人生寻觅。这样的文学状态尽管招致不少思想界人士的不满和批评，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90年代的文学的确呈现出了与80年代文学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态度。 当然，将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两个阶段，并不意味着历史的断裂，而是为了凸现出这20年来中国文学自身的一种演进和变化。 二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是最近这20年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开端的话，那么，以人为中心，尊重人、关心人，表现人的要求的人道主义思潮就是这一开端的重要标志。当“四人帮”被粉碎，但“凡是派”依然执政，积压在人们心底有关以往岁月的痛苦无处导泄，此时是文学作品率先发出了人性的呼唤，开启并推进了人道主义思潮的发展。1977年白桦的剧本《曙光》通过对历史上极“左”路线危害革命事件的表现，有力地控诉了极“左”政治的黑暗；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则展现了极“左”路线对中学教育的毒害；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歌德巴赫猜想》为广大遭受歧视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鸣不平。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引起广泛讨论，文学创作中涌现出一大批揭露极“左”路线危害、呼唤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所谓的“伤痕文学”。这些作品与先前“文革”时期公开发表的作品形成鲜明的对照，它们不再粉饰太平，而是直面痛苦的人生现实。包括巴金的《随想录》，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从各个方面揭示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压抑和人道主义的抗争。这些作品以人道主义为旗帜，批判现实，讴歌人性，让人们重新感受到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复活。“新时期”文学因为正视现实人生而使文学创作重新回到表现现实人生的经验上来，为文学创作找回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作家寻找到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人格力量。由此，“新时期”文学进入一个恢复、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文学创作的感召下，文学观念的革命也开始起步。1979年第4期《上海文学》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批评了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创作的假大空文学，呼吁文学创作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人生。[5]1985年文学研究中普遍开展了“方法论”问题大讨论，对原有的文学思维，从理论研究的层面上进行清理，凸现出文学主体性的要求。随后，是文学观念的讨论以及在“文化热”的名义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反思。 人道主义思潮对“新时期”文学产生这样大的吸引力，除了文学内在的思想需求之外，还在于人性、人道主义在当时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深感社会生活应该建立在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最终目的的基础上，而不能借革命名义，将人变相地作为工具、手段，残酷使用。所以，人的问题在新时期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是与反思“文革”教训，拨乱反正、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在思想领域，特别是后来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6]与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7]而引发的争论，使得人们意识到有关人的问题并没有在理论上真正得到解决。因此，不管有多少压力，只要有可能，有关人性的要求、有关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文章总是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发表出来。而文学作为一个时代社会情绪的风向标，最敏感最直接也是最集中地表达着这种人性的呼声。整个“新时期”文学所致力的就是要确立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尊严和地位。它所要揭露和鞭挞的，则是与这种关心人、尊重人相反的人的异化现象。差不多所有新时期最出色的文学作品，都是从人道主义中获取最多的精神滋养。那些感人的文学作品，也正是在人性和人情味的开掘上，显示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深度。或许，从文学的丰富性来考虑，人们会觉得人性、人道主义也只是文学的一个方面，但由于新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使得社会和文学的关注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人的问题上。这也就是人道主义思潮不仅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最强大的潮流，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社会思潮。 “新时期”文学因张扬了人性和人道主义而成为时代的思想代言人，而时代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急切呼唤和迫切需要，又强化了“新时期”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潮，推进了文学自身的发展。所以，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在审美方面，有着自己的时代特征。第一，就是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尽管不少作家喜欢说自己偏重于审美而不是社会问题，但对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气候的敏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普遍特征。如，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这类被评论家认为写得极其空灵散淡的作品，其社会的情怀依然还是可以感受得到。第二，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和讴歌，对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像张贤亮的《绿化树》、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等作品，表达出面对困境时人性的不可战胜。第三，对人性的多方开掘。新时期文学对人性的认识从开始的全面肯定，发展到逐渐意识到人性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特别是西方精神分析理论和意识流理论的传入，使得作家们对人性中被遮蔽的幽暗部分，如潜意识、梦幻和性心理等，给予关注和揭示。这方面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作品，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写作尝试。第四，是文体实验意识的萌生。80年代中后期，马原等一批年轻作家的小说创作与一些青年批评家的小说叙述理论相呼应，注重小说形式的变革，使得文体问题被凸现出来。小说开始从表现社会问题和关注社会现实的关系中脱离出来，向着讲故事、偏重叙事技巧的虚构方向发展。这也显示出90年代文学审美上的形式主义先兆。 三 90年代标志着中国文学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从文学思潮的角度来考察，人们会发现这一时期文学的思潮特征没有像“新时期”文学表现得那么鲜明。所以，不少人用没有主潮的文学来描绘这一阶段的文学。但在我看来，90年代依然还是有自己的思潮特征，只不过90年代的文学特点与“新时期”文学有所不同。 整个“新时期”文学，从文学史的渊源关系来看，主要是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传统，特别是那种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新时期作家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新时期”文学，与其说是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文学，倒不如说是五四文学的历史回声。因为在“新时期”文学所表达的人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那种张扬个性的人道主义文学特征。在审美方式上，尽管有80年代后期的实验文学，但现实主义的美学表达方式始终牢牢占据着“新时期”文坛的中心，以致于“新时期”最为成功的文学作品，从美学的角度看，基本上都可以归入现实主义范畴。从这一意义上讲，“新时期”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8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用“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概念来涵盖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提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其实这倒是真实地反映出“新时期”文学在审美和精神源流上，与五四新文学的血脉传承关系。90年代的文学情况有些不同。90年代不是一个文学的终结时代，也不是历史经验在今天的重现，而是一种新的社会人生经验的起步，以及文学尝试着表现这样的社会人生经验。所以，对“新时期”文学，我们可以用经典的尺度来要求作家作品，但对90年代文学，我们只能以成长和发展的可能性来衡量和评价文学。 90年代的文学的确增加了不少新的东西。第一，城市生活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这与新时期文学大量的农村题材的文学表现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二，审美方式上90年代文学基本上是解构崇高，反对宏大叙述，转而关注和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入一种世俗生活的细节描写状态。第三，整个文学写作呈现出职业化的趋势，作家不是为了某种社会使命写作，而是把写作仅当作自己的一种职业。第四，所有的文学写作深受文化市场的影响，作家在读者市场的压力下进行写作。所以，90年代文学思潮尽管表现得不是非常清晰，但总体上讲，受商品经济、市场化的影响，原有意识形态解体，文学对抗、批判的现实参照物淡化，一时间世俗化倾向的凸现成了一条由隐而显、由小趋大，越来越成为主流的文学发展线索。可以说，整个90年代文学就是在一种世俗化的氛围中成长。之所以人们对90年代文学从一开始评价有争议，就是这条主线发展得不明朗不迅速不充分，同时，在审美经验的把握和表现上也有一个逐渐成长、发育和成熟的漫长过程。 90年代的文学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生长起来的，世俗化成为一种潮流。我们不妨从作家、作品和读者这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来考察。90年代作家队伍构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批人，一批是新时期过来的“知青”作家，另一批是90年代新成长起来的统称为“新生代”的作家。就社会身份而言，“知青”作家大都是专业作家或职业作家，“新生代”作家大都是自由撰稿人或自由职业者。换句话说，这些作家与80年代靠国家工资为生的作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90年代的作家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的关系疏远了，而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密切了。90年代大大小小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以个人身份与出版社、书商或影视公司打交道。他们的经济来源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通过稿酬获得的。靠稿费生活的作家与靠领取国家工资的作家，在写作中面临的压力和心理状态是不同的，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体制外的作家与体制内的作家的差异。这种差异散布在文学的各个方面。就自我身份的认同上，作家们更多的是直接与出版社、书商交往，而不是宣传政府部门，所以，作家的自我感受中职业撰搞人而不是公意代言人的身份感更强。就这些作家的生活范围而言，基本上都是在大城市中，特别是那些“新生代”作家，几乎清一色地都在城市中完成人生最重要的青春期的成长阶段。所以，城市生活成为作品的主要表现内容，即便是写农村生活，也是在与城市生活经验的对照之中来写农村。像贾平凹的《废都》、张炜的《九月寓言》，都是将城市与乡村作对照。从90年代文学作品的构成看，除了题材上，城市题材凸现外，在审美方式和表现技巧上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世俗生活全面占领文学的表现空间。在审美方式上，现代化的都市意像在文学想象中是成长最快的一支。如果说，“新时期”文学中最集中的意像是图书馆、会议室、车间、森林、旷野等，那么90年代最集中的文学意像就是高档商品、商务大楼、酒吧、别墅、休闲胜地等。后者显然是市场经济起步后世俗生活提供给人们关于人生的想象。在表现技巧上，受影视作品及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的影响，文学作品不仅吸取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表现手段来开拓自己的感官空间，而且还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90年代不少作家创作的灵感来源不再是单一的文字作品，而是影视作品。“梦工厂”的出现，影视作品的大量涌现，这是90年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化的结果。随着影视等传播方式成为90年代强势的传播方式，文学作品要想在90年代获取巨大的社会影响，几乎都要与影视等强势传媒联手，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够在主流文化空间中获得自己的位置。从文学读者的情况看，90年代读者地位不再像80年代那样处于一种被启蒙、被感染、被教育的被动状态。读者的阅读需求直接影响到90年代图书市场的销量，而那些面向图书市场写作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读者需求的制约。特别是一些文学杂志，为了占据图书市场，不得不对作家作品进地包装甚至炒作。所以，90年代文学现象之一，就是以“后”或“新”什么为前缀的文学命名方式特别流行。如，“后现代主义”、“后新时期文学”、“新写实”、“新状态”等。这一类文学命名的方式，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家作品之间真有什么差异，而主要是为了赢得市场空间而已。事实上，在这些文学命名方式的包装下，确实使一批作家作品为读者和文学研究者所注意。如，池莉、林白、陈染等作家，尽管在80年代就已发表作品了，但并不为广大读者所注意，而经过出版社和文学杂志的命名炒作后，她们的作品和文学特征在90年代被凸现出来了。这样的文学宣传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反正是90年代特有的文学存在方式。 90年代文学受市场经济影响而呈现出的世俗化的流向，对于21世纪今天的人们而言，可能觉得有些可以接受了，或者不再会感到吃惊。但在90年代初，不同的作家、评论家对世俗化的文学状况所作出的反应是全然不同的。有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有宽容、肯定的。[8]各种文学主张和争议，实际上都是围绕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而展开的，市场经济影响下文学生存和构成的世俗化状态是90年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潮之所在。在这条主线之下，才有各个层面的文学思考和文学实践，形成大大小小类别不同的文学潮流。 四 把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文学分成两部分，并且是在对照之中来把握，并不意味着这20年的文学之间没有共同的思想联系。事实上，假如没有前10年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奠基和开拓，90年代文学的多元局面就不可能获得。而对于90年代这10年的文学而言，假如不是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有所变化和调整，而是一味地以“新时期”文学的经验来要求90年代文学，那么，中国的当代文学就不可能有新的积累和探索，也不可能涌现出一大批年轻的作家、批评家。文学史的经验表明，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之下，都有其审美经验的表达可能。70、80年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出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在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也有不少成功的作家作品逐渐被社会所认可。所以，问题不在于计划经济或是市场经济与文学创作之间必然是一种融合或冲突的关系，而在于不同社会形态之下的作家、批评家能不能把握住自己熟悉的社会人生的经验。90年代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生经验和文学表达方式这方面的积累的确不如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文学经验积累得多，所以，90年代成熟的文学创作不多。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而言，90年代又是最直接相关的时间段落，从这一意义上，我觉得90年代文学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先声。很多90年代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仅仅是新世纪文学的开端，而不是结束。90年代文学还处在一个未完成的进行时态之中，对它的完整把握，还有待时间来完成。 [1] 参见徐庆全《胡耀邦对两场文艺风波的关注》，收入白烨选编《2002年选大系·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2]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流[N].文汇报，1986-9-8、1986-9-10. [3]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4]如，敏泽《论《论文学的主体性》——与刘再复同志商榷》，载《文论报》1986年第6期。 [5]《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由李子云、周介人执笔，收入徐俊西主编《上海50年文学批评丛书·思潮卷》第2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6]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N].人民日报，1983-3-16. [7]胡乔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如，90年代初围绕“人文精神”问题展开的讨论，有的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失落了。而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未必会失落。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有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朱学勤《城头变幻二王旗》，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王蒙《人文精神偶感》、《沪上思絮录》，收入丁东、孙珉选编《世纪之交的冲撞——王蒙现象争鸣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