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舒荡豪放，影响深远，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苏轼的诗词取材丰富，从生活到哲理，从景致到情感无不涉及。尽管如此，苏轼对于月亮似乎情有独钟，在苏轼的三百几十首词中，写月夜的就有五十多首。其写月夜变化多端，神妙独到。月，因其盈亏变幻却永恒常在，独冷凄清却又高洁美好，深得苏轼喜爱。他在清风皓月中举杯独酌，感悟人生；在暗月孤灯下，神驰心系，惆怅怀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苏轼的月亮情结愈加浓烈。由最初的《宿望湖楼再和》等诗词中偶尔的借用月亮意象，到《西江月》以月为题，《赤壁赋》中对月亮的无限遐思，再到《水调歌头》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经典的提出，苏轼将月亮意象提升到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审美高度。其中《西江月》更是在苏轼月亮情结的升华中起着转折点和里程碑的作用。
在整个文学史长河中，苏轼的这种月亮情结，表现如此强烈而独特绝非偶然，背后必然潜在着一种为当时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心理隐层。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作者以空山明月般澄澈、空灵的心境，描绘出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月夜人间仙境图，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表现了自己与造化神游的畅适愉悦，读来回味无穷，令人神往。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乌台诗案”后三十六岁的苏轼被贬至黄州。在政治的现实与文学的幻想之间，在超凡的才华与多舛的命运之间，苏轼只能以梦的形式来协和。当现实不能给人带来乐趣时，幻想、虚构和想象则能给人带来乐趣，幻想、“白日梦”和睡梦一样，是受到压抑的愿望在无意识中得到的实现，艺术创作就类似于白日梦。
《西江月》就是这样一场梦，“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人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梦可以让人经历现实中无法经历的事情，但是苏轼没有梦见皇帝的召见，而是梦见了一幅富有诗情画意的月夜人间仙境图，这一方面是当时环境实体给他带来的视觉感观，是月亮作为一种原始存在和美好象征而散发的强烈的感染力，但更依赖于诗人人格心理的深处有足够引发共鸣的潜意识与无意识。
原始存在在集体无意识中占据着很大的分量，月亮作为浩瀚太空中较大的发光体,超脱于凡尘之上,独来独往,直接面对着无穷无尽的时空。诗人们在对月亮发出追问与感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更为深刻的意识中将自身化为无拘无束的月,超脱世俗生活,直接与宇宙本体进行对话。苏轼正是在这样一种短暂与永恒、现实与神秘的对话中,实现了自由与洒脱——“杜宇一声春晓”。月亮此时实际成为了“超我”。
而对于人格心理而言，从月亮的亮度和质感上看，月亮往往给人一种清幽、柔美，或者凄清、悲凉的感觉。《西江月》给人的表层感觉虽然是前者，但它的深层却无法掩饰后者。就如“ 嫦娥奔月”，柔美而凄清。
苏轼“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本来是借酒浇愁，但境界潇洒，这种矛盾的统一来自来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抚慰和情感寄托。
苏轼生于北宋中期，母亲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在母亲的影响下受到良好的家教。而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母爱的幸福和道学的自然让苏轼的人生与诗歌有天真烂漫之趣。
二十岁前的苏轼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二十几岁入京考试并一举进士及第，后来，还拜欧阳修为师。然而正是在仕途明朗的青年时期，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接着没几年他深爱的妻子也去世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青年的不幸与童年的幸福巨大反差，让他在很早就感受到了“距离与残缺”。
母亲和妻子的去世后，疲于政治的苏轼又遭受了“乌台诗案”的牵连，可谓运途多舛。母亲是他最早的人格心理之源，这也不可避免的让苏轼会有些许“俄狄浦斯情节”。政治的不顺，让年轻的苏轼心中不免难过和失落，向母亲与爱妻诉说悲苦与爱恋，自然是一个男人在落寞中不二选择了。此时能够抚慰和平息他悲凉的心理的，就只有那天上的月亮了，月亮的温柔与坚贞，其实就是母亲和爱妻的化身，而“我欲醉眠芳草”和“杜宇一声春晓”则是对依偎在母亲和爱妻身旁感觉的遥远记忆。所以，可以说，《西江月》中苏轼月亮情结的背后，实质上就是一个疲惫的男人，内心深处对两个女人的跨越时空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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