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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与传统的文学在“史”的意义上是粘连在一起的，作为现代学科的分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并与现代学科的文学理论完成了衔接。后来的学者可以从容地检阅一部中国文学理论史发展演化的脉络轨迹，努力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理论概念、范畴、术语、体系来作相应的诠释与考察，引导出新的历史思维内容。这无疑是今天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体系设计的一项艰巨繁重的学术工程。 “文学”作为孔子设教的“四门”之一，显然不是今天“文学”的概念，但“文学子游子夏”却是中国“文学”起步的界石，它的内涵既是古人学科实践的理性总结，又是今人研究寻索的逻辑起点，曹丕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显然也不是指“文学”意义上的“文章”，直到昭明的《文选》标举“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们才看见文学审美理论的闪光，才看见“文学”的“文”真正安身立命之所在。在“文学”的审美的认识判断上，昭明之前的陆机在《文赋》中也曾说到过“会意也尚巧”，“遗言也贵妍”的话，也意识到“文字”的“多姿”，“格式”的“屡迁”。在创作论上，“其始也”，“其致也”一段已触及到了文学构思的精微与审美形态的极致，“朝华”、“文秀”，随手把掬，“群言”之“沥液”，装束一身，“六艺”之“芳润”，润饰满面，“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不仅是创作论上思维结构之功效，也是鉴赏论上认识判断之神品。但陆机的“文”在文体上仍还是曹丕的“文章”，与源头孔子的“文学”并无二致，既包括了“诗”与“赋”，也包括了“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虽风格上有“闲雅”，并有“谲诳”，但原则上禁制“邪、放”，要求“辞达而理举”。与孔子以来传统的对“文学”的要求是一致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有21篇（“骚”虽被归在“文之枢纽”的地位），刘勰深谙“文学”的审美特征与创作机制，他的《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物色》、《养气》、《镕裁》、《章句》、《声律》、《丽辞》几乎说尽了文学创作论与审美艺术论的全部秘密。但他的“文”即“文学”的观念仍是陆机、曹丕、孔子的一脉承沿。然而昭明的《文选》的选文标准则开了狭义的审美“文学”的先河，因而使中国“文学”的观念迈入了新界程，在中国文学理论演化史上是划时代的，也为魏晋肇始的文学的自觉运动画上了圆满句号。“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通过文学作者的深刻睿智的艺术构思与倾落在文章上面的“辞采”、“文华”，审美意义上的自觉创作开始被科学合理地安排在一个新的“文学”的范畴里。——“文学”在“理论”上终于到了成熟的阶段，传统文学理论发展的一脉线索乃清晰可见，相应的文献史料也有图可索。陈钟凡、郭绍虞们便是沿着这一条线索寻觅中国文学理论史的源头并沿波顺流，按图索骥，描绘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演化发展的全过程的。 一般说来，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被公认为插叙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发展线索的奠基之作。此书虽有“开辟”之功，但远没有完成科学学科的理论建构任务，而且它的诞生就显得先天不足，在“理论”和“史”的认识判断上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混乱。此书上卷（30万字）写成于1933年，当时他把书稿寄给胡适，请胡适为此书稿写一篇序。胡适在这篇后来郭绍虞不敢采用的“序”里[1]，从最关键的“批评史”的理论观念及其发展轨迹提出了批语。胡适说： 他（郭绍虞）把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作三个大时期：隋以前为文学观念演变期，隋唐至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以后至现代为文学批评完成期。这三个阶段的名称，我个人感觉得不很满意，因为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从古至今，都只是一个不断的文学观念的演变时期，所谓“复古”期，不过是演变的一种，至于“完成”，更无此日。南宋至今何尝有一个完成的文学观念？ 对于郭著认识观念的理解判断，胡适尤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本书第三篇论古代文学观念，即使我们感觉不少的失望。最不能使人满意的是把“神”、“气”等等后起的观念牵入古代文学见解里去。如《孟子》说“浩然之气”一章，与文学有何关系？如《系辞传》说“知几其神乎”，与文学又有何关系？如《庄子》说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这与文学又有何关系？千百年后尽管有人滥用“神”、“气”等字来论文章，那都是后话，不可用来曲说古史，正如后世妄人也用阴阳奇正来论文的，然而《老子》论奇正，古书论阴阳，岂是为论文而发的吗？又如第二篇中引《礼记·表记》中孔子语“情欲信，辞欲巧”，因说孔子“尚文之意显然可见了”（页13）。孔子明明说：“辞，达而已矣”。郭君不引此语，却引那不可深信的《表记》以助成孔子尚文之说，未免被主观的见解影响到材料的去取了。 这些批评之辞写入一本书的“序”里，于今看来，当然太不合情理，尤其使郭绍虞觉得难堪并最终摒弃此“序”的是胡适只认此书是一部“很重要的材料史”，而不是文学理论观念的演进史。胡适在“序”的开头部分即说：“无论何人都不能不宝贵这一巨册的文学批评史料。”但我们不得不对胡适的学理公心与负责任不苟且的批评态度以及那个时代健康的批评机制与风气生起敬仰之情。——正是由于胡适这位在思想价值与历史判断上受过严格训练的接生婆的指点与调理，郭著的修改稿才克服了许多缺陷与不足，而“文学理论批评”这个婴儿才能健康地存活并长大成人。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史”的建构上虽先天不足，但毕竟奠基并铺下了第一排沙石，为后来人继续深进打开了通道。并且在学术学理的层面上与文学的“史”完成了艰难的剥离，划清边界，拉出队伍，独立自主地展开科研教学的生产作业。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的“传统”大抵有三个特色：一，与创作几乎同时诞生，并紧紧追随、附丽创作——创作论与鉴赏论是其常规作业。二，中国“文学”是与“文章学”粘合在一起的，中国文学理论的起步就是文章理论。文学学研究最重要范畴是文体论，中国传统的文体论内涵繁富、博大、细密、精深。三、中国文学理论体大虑周，与三千年的哲学文化内质上同步并进，精神上协调一致。 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学科独立立即面临一个宿命的对立面：中国现代（包括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史的衔接正是以两个对立面的对立统一为特征）两者的学理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我们已经将之归入西方即欧美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延伸，它的基本要素与理论范畴来源于西方文学理论（感谢一波接一波的译介、传播与流行）。两者在血缘上几无联系，但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与外延却时时处处冲突碰撞。由于我国特定的教育国情与现代学科分割的机械僵硬，两者在很久长的历史时段内是几乎绝缘的，颇有点像中医与西医。——大约在人们想到中西医结合的十多年或二十年后，也忽然想到中西文论（古今文论）学理上的结合。主导舆论立即形成三个时序的要求：先是共存互补，再是转化转换，最后是融汇贯通。为了这三个要求的实践，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界忙乎了近十年。但成绩不大，问题不少。也许由于知识谱系的分立导致的学养积储不足，我们只能在浅层次上的概念、术语、范畴作些对应的诠释、勾连与比附，无法触及理论生成机制与审美意识形态等文化深层次内核。两个板块像两头施工的隧道掘进工程，按照主导设计彼此须逐渐靠拢、呼应。但事实是两班人马都在自己掘开的洞口小天地里唱歌跳舞、多情自赏，各摆弄各的工具，各称说各的话语，“转化”、“贯通”的历史要求并未落实，最多只能拿出一些用来炫耀与装饰的皮毛功绩、一堆思考与探索的半成品：模型与工事。彼此对对方的掘进方案与技术深怀疑团，结果是日长师劳，知难而退，悄然收工。——西自西，东自东，古自古，今自今。 “转化”、“贯通”尝试的失败使我们不由得生起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建设“伦理结构”的思考，中西文论（古今文论）的结合更像一场庄严的“联姻”，是“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与融合。它不是一端的被动“转化”，也不是平面、机械的双向掘进，它的“建构伦理”有着更值得我们正视的内涵。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好像是一位待嫁的新娘，等待着“现代文学理论新郎”的爱情拥抱，理性已完成选择，历史已指定方向。新娘不仅累世诗礼传家，妆奁丰盛，而且慧中秀外，人格完善。但新郎自信不足，秉性浮躁，眼花心乱，好高鹜远，他一直没有勇气大步过来与新娘牵手。——问题出在新郎。 新郎在哪里？新郎在干嘛？新郎像浪子一样在外面晃荡游冶，追逐着异邦的浪漫与灵感。由于20世纪特定的文化格局与文明冲突，现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比西方的文学理论往往慢一拍二拍。这个圈子里的许多人关心的是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主流话语的变调，注目着西方人文知识谱系的更新转换，思考着如何话题接轨，随时跟进。他们用心照搬西方最新的知识话语，抄袭西方最新的学术图样，在中国搭台做戏，念念有词背诵外国的诗云子曰，甚至为外国的诗云子曰的代理权与首发权竭力争夺，翻云覆雨。这一块领地一时成了舶来品裨贩展览的街心花园，只听见一片嘈杂的叫卖声与吵闹声。原本纯正高雅的文学理论几经涂改，几经颠覆，它的内质在商品文化和崇洋意识的浸泡里一步步退化、异化、泡沫化，变得愈来愈模糊混沌，面目不清。以传媒文明为主导，以新潮明星为马首，文学理论界几乎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化、传统迫切需要更新的现状与解决的问题——离家酒醉的新郎浪荡在外，迷失了回家的路。文学自身的生存逻辑被偷偷置换，文学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纷纭复杂、生动活泼的文艺现象，无力回答当今文学创作对理论指导的追词与质疑，显得苍白、萎琐，充满着困惑与无奈，它的体系的建构伦理面临空前的危机。 今天，我们的文学理论已经无法再回避“传统”的扶持与支撑。中国新世纪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必须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完美的结合，所谓新娘新郎天作之合。迷途的新郎应该早日回家，外边学到的东西当然有用；等候的新娘赶快整理红妆，传家的珍宝要细心看护（“传统”的沉淀与三大特点背后的中国文化特定的合理性）。新郎新娘，亲密无间，古今中西，欣然和合。——这乃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伦理结构的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完成光荣复兴的逻辑起点。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必定是闪耀着中国传统特色的，又反映当代中国时代心理、社会生态、价值观念与审美运动的健康方向，并与我们当今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呈现的姿态相一致，显示出大国上邦的气象风范与文化立场。这样的中国文学理论新体系——既秉承传统，又勇于创新的知识体系、既保持民族性又充分世界化的话语体系、既自由开放又科学严谨的批评体系——才能圆满地承担起建设我们新时代的精神家园的任务，在寻找回美、理性，坚守住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同时，开拓出我们无限宽广的文学天空，承续三千年文学的历史演进，绵延千秋百代，使之繁华不歇，历久弥新。 [1]见《胡适精品集》第12册，第170页-17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版）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春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