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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给我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带来了什么 当今人们所谈论的“全球化”，可能包含多方面的意义。其中对我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影响最大的也许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直接影响和催动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而市场经济的魔力又必然对当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其一，市场经济大潮把文化与文学也卷入市场，并且资本也迅速进入文化市场，使文化与文学成为产业，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这在西方国家早已如此，且被称为“文化工业”。尽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中，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魔力，在不长的时间里便把这一切变成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而且我们都不能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其二，市场经济向文化领域的扩张渗透以及文化的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既有的文化体制，带来了一些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文化人作为个体生产者，并不一定考虑体制化的需要，而更多是为消费市场和经济利益而生产。其三，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经济思维方式与经济价值观的普泛化，使其成为整个社会主导性、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渗透到当今社会的一切领域，包括文化和文学艺术领域，从而改变着人们的文化和文学价值观念。如今各种文化和文学活动，无不使人感到有一只市场化的无形之手在暗中起支配性作用，文学上的所谓“成功”，其含义恐怕不单指艺术成就，更多的还在于市场效益；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传统的按“创作—作品—接受”流程而形成的研究范式，也悄然转换为“生产—流通—消费”的研究范式；审美走向消费是新时尚也是新观念，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和文艺审美学研究的正宗地位正让位于文艺经济学研究，并且这些传统的文艺研究学科也正经历着文艺经济观念渗入后的自我嬗变和改造，如此等等。这些都无不与经济全球化及其市场经济浪潮的激荡相关。 其次是信息全球化的影响。电子与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本身既是全球化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推动其它方面的全球化进程的必要条件。它对文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一，文学的存在方式在发生根本转向，即从语言形态向图像形态转向。随着现代电子信息传播科技的发展，各种图像艺术门类迅猛发展起来，并大面积占领文化消费市场，所以有人断言当今已经进入“图像时代”。在此种现实面前，作为传统语言艺术的文学便遭遇严峻挑战：一方面是自身的生存空间在逐渐缩小；另一方面是文学不能不改变其存在方式，努力寻求与图像艺术的联姻，甚至成为其附庸。其二，文学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即由传统文学创作主要依赖个体的独创性想像创造，转向更多依赖群体性的策划与合作，依赖技术性的制造、复制、包装和商业性的宣传、营销，这样便大大超越了个体生产的局限，文学生产与科技、资本、市场紧密联为一体，真正成为一种工业化生产（文化工业）。其三，文学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文学形态决定了传统的语言媒介传播方式，也培养了读者的传统阅读接受方式，那么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带来人们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和比较功利化的诉求，另一方面也由于图像本身的吸引，当今人们显然更依赖于直观式的图像接受，它便捷、自由、轻松、畅快，不像语言阅读接受那样费心吃力，那样需要更多主体精神的投入，因此，“读图”更成为当今主要的接受方式。当然，这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变化，也就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容易形成被动接受、直观思维、平面思维的习惯。而受众的这种接受习惯和兴趣，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则又必然会加速上述文学生产的转向和整个文学形态的转型。其四，随着上述变化，文学研究也必然发生转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今日已被“图像的转向”所取代：图像的转向在西方是整个后现代转向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当代文化的趋向，亦激发了新的文化研究路径，即视觉文化研究。[1]后者正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这些变化，显然都与当今电子信息科技的全球性发展有关。 再次是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当今的文化全球化浪潮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虽然包含全球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影响、多元互动的方面，但其中主导性的方面则还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全球性扩张与渗透。对于我国当今的文化与文学来说，早已明显感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扩张进逼的压力，并在其渗透影响之下悄然发生着变化，我们的某些文化形态中已经具有某种明显的后现代性特征。一方面，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中国大地风云激荡，固然有西方后现代文化全球性扩张的原因，但也与我国知识界、文化界基于颠覆解构的内在冲动而主动迎合和积极鼓吹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后现代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娱乐化、游戏化、消闲性和消费性的特点及其趣味，也恰好适合当今消费社会大众的文化趣昧和消费需求。按有的学者的看法，“消费社会是指后工业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的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确实，在消费社会里，经济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传统社会的生产只是艰难地满足生存的必需，而消费社会显然把生活和生产都定位在超出生存必需的范围。”[2]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显然还不能说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但从人们的物质、文化消费观念与趣味来看，却可以说超前进入了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本身就具有后现代特性，在文化消费方面尤其如此，这就使具有后现代特性的大众消费文化获得了极广阔的市场和生长空间，从而极大地改变着当今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生态。这股文化潮流其势汹涌，既轰倒了传统文学的“象牙塔”，也消解了当代文学的“先锋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消费社会兴起的时代难以再有文学上的先锋派，消费时尚前卫已经取代了先锋派，那些消费性的符号、行为和所有的象征之物，以其新奇怪异的形式独具魅力，而处于潮流的前列，它们引领了生活变化的趋势，遥指着未来的方向。它们迅速被复制，随后消失，而另一轮的流行潜伏于其中。”[3]这股潮流即使不说是目前席卷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大潮的一部分，也至少是受其影响，暗合于它的发展趋向的。 上述全球化给我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带来的变化，就构成了我国学界近一时期来关于文学与文学理论发展前景问题讨论的现实背景。 二、全球化时代文学与文学研究之命运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究竟会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生什么影响，其前景如何？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被提出来了。往前大概可以追溯到沃尔·本亚明，他常被人引用的文章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其中论述到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会对文学产生根本性影响。到了解构主义理论家那里，则变成了一个空前尖锐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文学和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比如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预言：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他甚至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显然也认同德里达的“文学终结”论，他说：“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的命运尚且如此，“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4] 正是由于米勒的阐说，这一话题被逐渐引入中国。早在1997年，当我国文论界正热烈讨论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时候，米勒在中国发表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一文论述全球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影响，[5]但这个问题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当时热点不在于此）。几年之后的2000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上，米勒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长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这一次也许由于语境不同了，米勒的观点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讨论，一些中国学者纷纷发表与米勒商榷讨论的文章，形成近年来中国文论界的又一热点话题。 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具体分析了全球化过程的若干特征，如新的快速旅行和运输方式，经济全球化，新的交流技术的迅速发展使文化交流从书籍时代转到了电子时代等等，由此带来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的激烈变化。比如，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人正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再转向电脑、网络等，很少关注书本的文学作品；其次，新的电子设备在文学研究内部引起了变革，电脑上写作、修改、阅读、查阅和获取资料、处理资料等新的交流技术对文学研究带来重要影响；第三，全球化带来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英语文学的研究所取代；第四，所谓文化研究迅速兴起，据说这是对已在解构主义里死去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应中，出现的一种对外在批评的回摆，对一种新的意欲使文学研究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回摆，以便使这种研究具有社会作用。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文学研究虽仍有一定的价值，但已面临极大挑战。[6]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米勒引述了德里达《明信片》中关于电信技术王国中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具体阐释，他最后的结论是：“文学研究的时代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他引黑格尔“艺术属于过去”的箴言后补充说：“艺术和文学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就文学和文学研究而言，我们永远都耽在中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合乎时宜的时候。”[7]尽管米勒一生都从事文学研究，并表示仍不打算放弃文学研究，但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发展的前景显然是比较悲观的。 由德里达、米勒等人的论断，不由得让人们联想到差不多两个世纪前黑格尔老人的预言，黑格尔在其美学巨著中，一方面按其艺术理念，描述了人类艺术发展由象征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运行轨迹，并预言：“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学科研究的终结。……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8]艺术解体后则被宗教和哲学所取代。另一方面，黑格尔似乎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与文学艺术发展的敌对性质，指出：“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9]后来马克思更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矛盾性，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的论断。到了20世纪，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乃至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的一些理论家则更现实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或是“大众文化”对文学艺术所形成的冲击挤压，以至阿多尔诺无奈地感叹：“艺术可能已进入它的没落时代，就像黑格尔在一百五十年前估计的那样”。[10]沿此演进，到当今的电信时代或全球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时代，德里达、米勒等人提出“文学终结”论，虽不免让人猛然一惊，但从理论逻辑上可以说其来有自，毫不奇怪。 从德里达和米勒等人的论述来看，全球化时代对文学发展形成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电信传媒技术的普遍运用，正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即媒介传播的公开性和开放性，打破了个人的空间，改变了文学表达和接受的个人性以及某种隐秘性，从而将文学引向终结，关于这一点，上面引述德里达和米勒所论已表述得十分清楚；其二是当今时代文化与文学的图像化转向，即传统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化，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这使得以语言为介质依托的文学日益边缘化，图像的文化霸权地位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图像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主要方式，文学被迫淡出，而且出现生存危机。这是当今世界的普遍性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其三是由于这种文化存在形态的变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带来了传统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的转向，这在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上形成了一种严峻挑战。 文学或文化的转向，以及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的命运问题，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话题，是一个迟早需要面对的现实。因此，西方学者提出的“文学终结”论，一方面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质疑与商榷，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当今时代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前景的理论反思。 三、对“终结论”的质疑及其引发的理论反思 在2000年夏天北京召开的研讨会上，米勒发言提出关于“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的命题，不少学者在讨论中并不赞成这种悲观论，王宁关于此次会议的综述中有这样一段话进行概括：“与会的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对文学的阅读和欣赏就永远不会完结，而作为一种以文学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则无论就其自身的学科意义而言，还是对批评实践，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因此过早地宣布‘文学理论已经死亡’至少是短视的和不负责任的。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理论的作用显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具有巨大的启蒙和指导作用，它将和文化研究共存，而不会被后者所吞没。只是文学研究的领域已得到了拓展和扩大，不少文化研究的课题也进入了文学理论家的视野，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非一定要形成对立的局面。”[11] 首先，对“文学终结”论的质疑与商榷。 针对米勒等人关于在电信技术王国中，文学和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将随之消亡的预言，童庆炳等人提出了质疑，并表述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米勒的预言和担忧虽然对我们有启发，能引起我们思考，但对他的极端化预言却难以苟同。因为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理由在于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不在于媒体的变化。文学是不断变化的，但变化的根据主要在于人类情感生活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而不决定于媒体的变化。人类文化曾有过口头传播文化、印刷传播文化、当今的电子文化三次大变化，文学只是在其存在形式上面发生变化而已。但无论怎么变，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学不会因媒体的变化而消亡。各种文化、文学形态如文学与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将共时态存在，并形成互动关系。他的结论是：如果人类需要文学来表现自己的情感的话，那么文学和伴随它的文学批评就不会消亡。[12] 李衍柱从“图像化转向”的分析入手，对“终结论”的理论前提表示质疑。德里达和米勒等人的悲观结论，是根源于当今时代已进入电信技术王国，出现了信息时代的幽灵——信息数码图像，因而打破了过去印刷文化（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但问题在于，信息数码图像的出现，究竟对人类文化发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灾难？它是否导致文学时代的终结和文学研究时代成为过去？这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李衍柱认为，信息数码图像的广泛运用，不是世界悲剧的来临，而是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其积极意义表现为：第一，它使世界各民族几千年创造和积累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第二，“世界图像”的创制和运用，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更多“自由时间”，有益于发挥艺术家的独创性；第三，“世界图像”的创制和发展，有益于提高广大读者（观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使其真正成为审美活动的主体。换言之，“世界图像”的创制和普及并未改变文学存在的根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创造文学和需要文学的主体——人。因为人毕竟还需要语言的交流与交往，具有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意识和审美需求。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和传播形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但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仍有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不能企及和取代的优点，即间接性、音乐性、含蓄性、具象性与抽象性等特点，更富哲学意味。进入图像世界的文学仍然是人的文学，仍然是语言的艺术，因此人类对语言艺术的创造，对文学美的追求，永远不会停止，根本不存在什么“终结”的问题。[13]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存在文学的边缘化和危机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文学命运的终结。文学的存在有着人类学的根据，即它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文学是人学，是“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承载着一种诗性内核，能够提供其他领域所无法提供的智慧；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怀与意义追问，它与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有着最为亲密的接触，同时也为人的精神诉求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本空间。杰出的文学文本无不是以精神灵魂为自己的生存支点与价值的确证，充当精神家园的重量级承载。当今科技理性和实用理性膨胀，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的精神与思想，人们沉醉于物质主义和物欲享乐的满足，不免灵魂虚弱，海德格尔曾问“在技术千第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文学正是生活世界的一片诗意麦田。当然，推举文学并不意味着否定或贬低图像，从文化生态角度来看，假如只有图像，世界似乎过于直观和具象；而只有文学，文化也不免单调与沉重。二者同在，正可以形成互补与平衡。[14] 其次，由“文学终结论”，也引发了对于当今时代文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前景的理论反思。 钱中文的《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一文，将我国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前景，放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探讨，提出和阐述了这一理论命题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中，20世纪中外文论发展曾发生过几次错位。从目前双方文学理论的情况来看，可能是第三次错位，即中西文论都在走向“文化研究”，但西方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诉求；而在我国的文化研究中，则更倾向现代性的诉求，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这正是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中外文论间的差异所在。他表示相信，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学理论，还会按自身规律运作下去，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这是因为文艺具有独特的艺术意识和审美思维方式，同样文学理论也自有其特殊性和独立形态，不同于文化研究，因而不会被文化研究完全取代。当然，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可以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研究大大拓宽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探讨问题的范围，把一些学科打通起来了，也把文论、文艺批评与其他研究领域打通了；文艺理论批评有其自身范围的综合性研究，也可以从文化研究方法中吸取教益。因此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来取代文论与文学批评研究是很困难的；抹去文化研究与文论研究的界限，效果也未必是积极的。[15] 也有学者指出，在西方，文学研究正让位于文化批评，文学及文学研究已经演变为弱势话语，这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我们在同步性地输入当今西方的文化研究时，却忽视了它本原存在的生态学环境。我们过去模仿过西方文学及文论话语的繁荣，现在则无意识地模仿它的衰微，不顾它在西方经济的压迫下以及在新近的全球化语境中所处的边缘地位，不顾它的弱势话语本质。作者抱着一种文学理想主义的态度提出，在当今文学衰微的时代，重振文学和文学研究，挽救文学和文论所共同面对的存在危机，是文学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具体说来，一是使文学话语摆脱政治、经济以及消费的媒介文化等诸种全球化的圈套，复归自身的人文本位；二是使文学话语在技术入侵、文化俗滥符号混入和各种媒体的狂轰滥炸中找回自己的文类本位；三是文学话语在各种堂而皇之或名正言顺的强权意志影响和多渠道资助（尤其是商业性资助）之下保持自己的学术本位。当今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有必要调整自身的姿态，变不利为有利，寻求文学的开放性发展。[16] 四、全球化时代文学与文学理论何为 如上所述，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学与文学研究显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有人甚至提出了文学与文学研究“终结论”。那么文学终结的时代如今果真到来了吗？或者说文学走向终结果然是它无可避免的宿命吗？从一段时间来文学界的反应来看，许多人显然难以接受这一观点，不相信文学真会走向消亡。我以为这两种看法从各自的立场和视角来说都有一定道理，能引发我们许多思考。 首先，德里达、米勒等人的论断主要是基于“实然”即人类当今生存的事实判断。因为从当代人的生存境况（尤其是精神生活状况）以及文学生存的现实处境来看，说文学、哲学等人类精神生活形态正面临危机，有可能走向终结，我以为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恰恰是揭示了当今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当今的生存现实，可以说是在大大膨胀了即时性感受和快乐性欲望化消费的同时，相对萎缩了自由想像的空间与超越性精神诉求，这样就使得人类一些精神性的活动越来越失去了存在的基本前提。即以情书而言，本来是与爱情态度的羞涩与缠绵，爱意情感的隐秘、含蓄与丰富，以及情感传达的时空阻隔等等相联系、相依存的，然而随着电信时代人类交往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以及现代生活条件下人们爱情观念和情感态度的改变，性情中人随时可以实现彼此间的“零距离接触”，即便是异地间的情感传达也有了更多更便捷的方式，在此条件下可能确实很少人会多费心思去写情书。再如，当代社会被认为是最为自由和个性化的时代，然而实际上当今人们的日常生活恰恰是非个性化的，从生活态度到生活方式，人们更多时候是在跟着感觉走，跟着时尚走，跟着广告走，人们的行为动机更多是受某种浅俗的集体无意识（从众心理）的支配，其中恐怕没有多少真正的个体心理经验和动因可言，既然如此，作为解析个体无意识心理的精神分析学也许真的会逐渐失去其意义。哲学的本性使它在任何时代都无不承载着对宇宙人生的终极追问与沉重思考，然而在一个越来越追求人生的及时行乐和即时消费，越来越注重当下直接的感性诉求与欲望满足的时代，哲学可能真的难以再逢其时。至于文学，无疑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一方面，如上所说，随着现代电子图像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文化正发生整体性的“图像转向”，语言艺术被迫向图像艺术出让地盘，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基本特性，如想像、幻想和审美感悟等特性，显然也在人们日益习惯化了的图像感知中被逐渐消解和放逐了。而另一方面，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全球化扩张和消费文化市场的蓬勃兴起，诗性的文学往往敌不过它们的挑战和进逼，被迫自我消解其诗性品格而走向浅俗化与平面化，以屈从时尚化的消费需求。从总体上来看，在全球化语境下，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确实日益在走向公开化、平面化、世俗化，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传统意义上的即诗性的文学与文学研究，恐怕真的会成为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米勒等人的忧时之论并非毫无道理。 其次，一些学者认为文学不会消亡，则是出于“应然”即人类应当如何生存的理想信念与价值判断。因为从合乎人性地生存之理想追求或内在诉求来看，完全世俗化、欲望化的生存，只重当下性、即时性快乐而轻精神生活的质量与品位的生存，未必是真正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当然，如果历史地来看待社会发展，在过去物质贫困和政治意识形态高度禁锢的年代，人们曾痛苦地经历和体验了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因而随着社会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变得丰富、开放和轻松，这无疑意味着历史的进步和人性的解放与复归。不过问题在于，在这种全球化与市场化单向性推进的过程中，人的生存则又可能走向另一种片面，即过于沉湎于当下即时的、过于轻量化的浮华享乐生活，从而陷于生命的不能承受之轻，这也许会带来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性失落。 那么很显然，面对当下人的生存现实，事实上如何与应当如何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这就面临着选择，是抛弃文学而走向现实的即时性、欲望化生存，还是适度抵御欲望化生存的潮涌，保存诗意生存的空间，寻求诗意地栖居，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正是出于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现代文化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忧虑，一些人文学者提出了“文化救赎”的命题，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中，人文知识分子应守护人类精神家园，弘扬人文精神，其中文艺应该而且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文艺的终极关怀就是人文精神，就是恢复和保持人的价值、人的血性和良知，以及同情和悲悯等人道主义情怀。我们纪念和研究历史上的这些文学大师，就是为了坚持和弘扬人文精神，反抗全球化对人的价值存在和精神家园的侵蚀和威胁。[17] 总之，这里提出的理论命题是：全球化的现实发展所带来的，是文学生存的危机，还是我们人自身生存的危机？是需要我们去拯救文学，还是需要文学来拯救人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是否有必要通过拯救文学来救治自己生存的片面性？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应当是我们需要文学来拯救自己，不致于在当下的欲望化生存中失去人生的意义；那么反过来当然也需要人去拯救文学，打捞起失落的文学精神。换言之，人有必要通过拯救文学来拯救自己，救治人的生存的片面性，使人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意地栖居”，更如马克思所说“合乎人性地生活”。 [1]周宪《图像的转向》，《文艺报》2002年4月23日。 [2]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3]陈晓明《挪用、反抗与重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4]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5]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6]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编译），《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7]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8]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4页。 [9]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页。 [10]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转引自《西方文论史》第54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1]王宁《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6期。 [12]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 [13]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14]于文秀《图像的霸权与文学的危机》，《文艺报》2001年10月16日。 [15]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16]王钦峰《论处于全球化外围的文学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17]钱中文、谢冕等在“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参见《“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 原载：《文艺评论》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