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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在迅速推进的消费社会转型、电子媒介扩张以及迅猛发展的全球化等合力的交织作用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景观。文化尤其是文艺审美活动，作为最敏感的意识形式，无论是其理论形态抑或实践形态，都在回应着这种剧烈的时代变动，因此相应的亦正经历着一种转型性质的变化。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研究的这种转型，只有置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加以考察，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才能充分展示出来。在全球化语境中，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文化、文艺现实出发，对这些重大文论问题作深入、系统的探讨，以推进顺应当代社会转型的中国文论的整体转型，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创新体系的建设——凡此种种已成为我们所要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同时，这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也与当代社会转型中的文化与经济的交融、文化建设、提升国家软实力、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对探讨如何推动中国当代社会整体和谐转型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 一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是以理论创新为姿态，来因应世纪之交所出现的这一发展契机的。如果从千禧之年算起的话，在经历了将近10年的转型之后，我们可以说当下的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意识方面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话语体系、理论范式上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转型，出现了在繁荣和热闹上堪与20世纪80年代相提并论的新局面。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话题、争论，这些话题和论争正在有效地推动、深化着学科建设的进程，并在相关学科以及社会文化领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在与国际文化思潮的接轨上、在学术研究的沉潜上和理论创新意识上，亦呈现出与过去判然不同之势。这一切无不意味着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学理层面来考察，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在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话题和论争，实际上或显或隐地表现为许多新的问题域。这些问题域的出现，为新世纪文论研究在思想和知识两方面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也为我们总结和反思新世纪文论十年发展历程提供了若干作业面，这些问题域包括审美现代性、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媒介文化及其后果、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等。 （一）关于审美现代性问题 新世纪中国文论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生成的，因此也当置于全球化中来审视。我们知道，19世纪末以来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现代性”宿病的集中大爆发，西方学者对自己曾经热情讴歌的启蒙现代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深刻的反思也由此展开。对“现代性”弊端反思的维度是多重的，而其中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对“现代性”本身内在分裂的充分揭示。 “审美现代性”是现代化进程在文学艺术领域，扩大而言，在人的精神领域中所必然提出的命题。在西方，理论家们试图通过这个命题来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与审美精神的复杂关系，其中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同根同源的一面。尽管在现代性发轫之初，审美现代性就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代性、技术现代性等存在着对抗与互补关系，但是，对这种对抗与互补关系进行自觉而深入的反思并使之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却是在“现代性”宿病大爆发后，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才较大规模展开的，其中主要理论代表有阿多诺、哈贝马斯和D.贝尔等[1]。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揭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同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断裂”，这其中揭示的就是包括审美艺术在内的文化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的《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提出“消费资本主义”的一大重要特征是“自反性”的增强，这其中又包括“认知自反性”与“审美自反性”，可以说相对侧重于技术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互动性。后现代社会的另一重要现象是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审美现代性作为理解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基本理论视角的重要性。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现代性”问题开始引起学界注意，90年代已有专著出版[2]。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讨论才发生重大转折，并逐步深化，时至今日，已经渐臻成熟。其原因有二：一是后现代视角的介入——一个奇怪的悖论是，现代性为后现代主义研究所照亮；二是中国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审美现代性有了本土的批判对象，于是这个西方的问题开始转化为中国的问题，并且因此而推动了本土化研究的发展。“审美现代性”问题是文论界一段时间以来所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许多围绕文学艺术特性的研究与论争皆与此有一定关联[3]，对此的重视表明中国人文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现代性（现代化）本身固有的复杂性乃至内在的对抗性。但是，纵观近十多年来国内文论界的研究状况，从总体上可以说，充分结合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的发展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尚嫌不足，而这样的研究对于深化和规范新世纪文论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审美现代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在后现代消费转型中才凸显出来的，二战前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皆与西方社会新转型尤其消费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其后出现的西方种种社会理论也程度不等地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文化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所谓的“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西方当代消费社会文化而展开各自的话语的。与消费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是西方学术界“语言转向”后出现了“文化转向”，所以“文化研究”引起了各学科领域的高度关注，出现了如鲍德里亚、理斯曼等研究消费社会文化的重要理论家，并对很多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全面提速，“文化转向”的势头更加强劲，出现了像费瑟斯通等重要研究者，并且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重要理论。从理论渊源上看，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法国列斐伏尔及德塞都的日常生活研究等密切相关。从方法论上来看，又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巴特、德里达、福柯等）密切相关。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研究也密切相关，从学科来看，经济学有关奢侈和消费的研究是消费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方面有桑巴特、凡勃伦等重要研究者[4]。当然，在消费社会文化研究中， “社会学”是“显学”，在这方面，D·贝尔、弗罗姆、斯科特·拉什，以及约翰·厄里、大卫·理斯曼、波德里亚等等，都是这方面重量级的研究者[5]。从研究对象来看，消费社会涉及了时尚（西美尔《时尚哲学》等有重要影响）、身体（如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的《时髦的身体》等）等等。这其中，波德里亚的一系列著作直接提到了文艺与美学等问题，而布迪厄的名著《区隔——关于趣味判断的社会批评》，更是艺术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其中的主要观点：文艺消费活动乃是社会身份差异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更是成为当代消费社会文化研究重要的基本理念之一。从总体上来看，西方有关消费社会文化的理论，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为出发点的，一方面，这些理论确实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未曾出现的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总体上也产生了走向“文化决定论”的弊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新世纪以来，中国也开始由传统的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随之，西方的消费社会文化理论不断被引进，因而形成了“西学东渐”的又一引人注目的新景观。首先，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文论界一段时间以来相关研究和争论的一个重要关键词，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将这一问题与消费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作更进一步的探讨，这方面也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其次，与消费社会转型相关的“身体写作”现象也及时地引起了文论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开始从“身体政治”等多种角度来对此加以探讨。最后，与文论转型相关的讨论集中体现在有关“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之性质和定位，及其与文艺学的关系、“文艺学学科边界”等问题的学术论争中。在新世纪文论转型的前5年，文艺学研究领域对“文艺学学科边界”问题的争论尤其激烈[6]，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新世纪文论的转型及其问题域的呈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引进、消化，新世纪中国学术界有关消费社会文化的理论研究正在全面展开，并且逐步回归学理性和趋于成熟，而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促进了新世纪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话语和范式的重要转型。但是，检阅新世纪1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对西方理论的引进、介绍要远远多于深入、系统的研究，而结合中国当下具体实际的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尚不够自觉；一些理论在热闹的争论之后并未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而在充分结合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特点，从经济现代性、技术现代化和审美现代性之间互动关系的角度而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等方面，尚略嫌不足。 （二）关于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问题 其实，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干扰和破坏早就开始了，只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施加的这种干扰和破坏行为，在后现代消费社会转型及全球化迅猛发展中愈演愈烈，因而其作为一个生存性问题，便更加凸显出来了。人文研究领域介入生态问题，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即是对于消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发达国家经济实体的能源过度消费的霸权主义，以及他们为了实现资本最大限度增殖而刺激人类过度消费行为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采取批判的立场；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观念和方法论范式，引入生态批评，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终极关怀性质的本体论色彩浓重的人文性话语；在价值取向方面则坚守了诗意生存、诗性智慧、精神和谐，以及个性化与多样性等范畴，这就为美学和文艺的介入生态问题敞开了大门。实际上，西方生态理论也正是伴随着消费社会及其文化理论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并成为西方学界的“显学”，如艾伦·杜宁的影响广泛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就是直接将生态问题与消费社会直接联系在一起来讨论的。[7] 从哲学层面上来讲，生态主义首先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整体上的哲学反思有关，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对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哲学的影响很大，而美国学者戴维·埃伦费尔德的生态哲学著作《人道主义的僭妄》采用了与其相近的观点。此外，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等[8]，对西方生态主义基本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生态主义理念的逐步深入人心，西方学界不断出现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交叉性学科，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大地伦理”、“敬畏生命”、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荒野”本体论等重要理念，环境社会学则有“新生态范式”、“代谢断层理论”、“苦役踏车理论”等重要理论。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生态学与文艺学、美学交叉而形成的“生态批评”学科，如美国学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就把“生态批评”定义为“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与此相近的还有“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文学的生态批评”[9]等说法。1992年，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生态批评学术组织——“文学与环境研究会”，该组织经常举办学术研讨会，积极地推动生态批评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生态批评在继续发展过程中充分吸收生态主义理论的思想成果，将其运用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对生态主义思想作出了理论贡献，从而与生态伦理学、环境社会学等一起，共同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主义思潮的发展。这其中，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力图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对我们尤其有理论启示[10]。 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极具前沿性和热点性的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下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物质与精神、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乃至人的精神生态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根本性的生存性问题密切相关。因其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与现实中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紧密地保持着同步关系，因此可以说，介入性、反思性、批判性是新世纪以来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发展建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一种越来越明晰的思想和学术品格，因而业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热点和前沿问题，为近十年来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问题在国内高校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教学和科研中也普遍受到重视，在学科建设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西方的全球化理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环境社会学、文化批评、反思性社会学等等理论，对中国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和理论争鸣产生了深度的影响。在借鉴西方的理论之同时，密切关注中国当下的生态问题；在保持对现实问题的话语发言权之同时，注重理论和学科方面的基础建设，尤其是注重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是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发展所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之成为“显学”，体现了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性品格，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预示着新世纪文学理论、美学学科发展的转型性变化。当然，当代中国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境。 （三）大众媒介文化及其后果问题 如果说消费社会转型、生态问题等与经济现代性有着更多关联的话，那么，作为西方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研究”则直接与技术现代性相关。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乃是审美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的交汇点，或者说，作为西方当代“显学”之一的现代媒体研究，把审美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绾结在一起了。这方面，麦克卢汉提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的断言，就是说现代传媒已非仅仅只是传播信息的手段，其本身就成为信息，对人的社会活动起着重大的组织作用。创立了所谓“媒体生态学”的尼尔·波兹曼的名著《娱乐至死》，则具体地分析了大众传播媒介对人的文化、政治生活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11]。当代传播理论认为，“媒体”不仅只是传播信息的单纯手段，“媒体”本身也是信息生产、传播、消费的重要制约力量。“娱乐化”是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特性，这种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不可剥离的“娱乐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文艺的存在方式乃至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并且对当代文学理论话语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波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12]。与此相关，西方学者首先提出了“图像转向”问题。有关“图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等，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图像化的现代大众电子传媒迅速扩张所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其对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冲击，所以德里达《明信片》中提出了“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的论断，而希利斯·米勒则相继发表系列论文，提出了“文学终结论”问题[13]，均引发了较大反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学界从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重视角对现代媒体理论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展开，文艺学和美学研究领域及时地注意到了当代大众媒介文化对于当下中国人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艺实践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论问题，逐步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通过对于所谓“读图转向”、“文学性泛化”、“文学祛魅”等现象的分析讨论[14]，对现代大众媒介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理性。我们看到，通过对于这一问题域的讨论，与媒体研究相关的“图像转向”、“文学性泛化”、“文学死亡论”等问题，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论中的重要话题。新世纪中国文论对于这一问题域的讨论，主要进程和基本内容包括对国外图像文化理论的译介、阐释；对现代和后现代图像文化景观的研究与论述；图像社会的出现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以文学话语为主导的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冲突和挑战，以及二者之间的互补互动所引发的理论思考与探讨；对图像文化的人文性质、人文意义，以及伴随着图像文化的兴起、兴盛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研讨；而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和发展，相关理论研究也开始逐渐走向深入；最后，当然还包括不同学术观点和理论论说之间的重要论辩等等。与此相关，米勒所提出的“文学终结论”，曾经在新世纪开头几年的我国文论界引起了一场较为广泛的学术论争[15]，并且促进了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丰富了新世纪中国文论问题域的形成。 现代电子媒介使“文学性”跃出传统的文学领域向经济领域、大众日常生活领域扩展，这同样对传统文学的发展提出挑战，忽视这些新挑战与极端的文学终结论都存在问题，因此必须予以充分的理论关注。中国学界对于这些课题的关注，时间虽然不长，学术成果却颇有分量。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导致了剧烈的社会转型及文化转型，因此图像社会的出现所带来的文化断裂、文化冲击和文化重构的力度要更大，问题也要更为复杂和独特；另一方面，中国学界自身的学科危机、学科重建问题也日益突出，而现代媒介文化及其后果的研究，使得文论界对于学科危机、学科重建问题反思的角度、维度、深广度均得以确认和强化。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又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就是与本土的现实的文化、文学新现象的联系逐渐紧密起来了，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的在场性初步得到了体现，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论关于媒介文化及其影响后果的研究，初步呈现出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学术品格。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新世纪中国文论对于媒介文化及其后果这一问题域所涵盖的诸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在分散的情况下进行的，尚缺乏整体性的观照，而围绕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内在分裂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显得比较薄弱，同时现象性描述多于学理性分析，使得一些研究论文的理论性还不够强。 （四）文论转型与文学史理论建构问题 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域的形成，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且引发了文学史理论的反思和重构，由此而形成了文学史理论自身的问题域。跨学科的比较思想史、比较文化史在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等方面西方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由于文化间的相互联系，世界各国的文学也在相互影响。早在两百多年前，德国文学家歌德就曾预见过“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预见到随着世界市场的出现，会出现一种“世界的文学”。这种世界文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近年来，文论和美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研究这一课题的论文[16]。这些论文的出现，是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学者都看到，全球化并不能带来文化的一体化。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传统不是自动地实现一种文化间的融合，相反，全球化进程促使各民族和各文化的人们寻求自我身份的认同。在文学中也是如此。不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并不能在未来产生一种单一的世界文学。文学的相互翻译尽管能扩大人们的眼界，却不能抹去文化间的差异。产生于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的文学，会以自身的传统为基础，吸收异域文学因素，各自产生新的现代文学。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置身于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创作者或欣赏者相互观看，从而形成一种“复数的世界文学”，即各有主体性，但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 新世纪中国文论的新变在传统的文学史理论中也有突出体现。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对“文学”含义的无限泛化，使文学史的研究陷入了困境，这对我们探讨在新的时代状况下重构文学史理论也有重要启示。当代社会转型对传统文学观念提出挑战，这方面有关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研究和论争，也成为文论的一个热点。步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文学史理论的研究和讨论，由于受新的社会、文化、学术语境的影响，在问题域、提问方式，以及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演进推动下的理论建构目标等方面，均发生了转型性质的变化。作为新世纪中国文论重大问题之一的文学史理论讨论，涉及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诸多领域，影响面广泛，因而受到普遍的关注。在新的文学史观的探讨和建构过程中，全球化理论、后现代史学、反思社会学、文化诗学、新媒介理论、新传播理论、性别诗学、文化和文学人类学当代理论，均对这一讨论产生了深层的理论影响，从而使得新世纪近十年来的文学史理论研究和讨论，在文学史本体论、文学史功能论、文学史方法论、文学史书写和学术史反思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新学语、新观念，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但总体来说，充分利用这些新理论探讨文学史理论重构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展开。 二 以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梳理了新世纪中国文论所涉及的新话语，这些新话语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总体来看，我们对这些新话语之间复杂关联的整体把握还做得不够，而只有在统观的整体把握中，中国文论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理论转型，全面展开自身的理论创新。 新世纪中国文论乃是对新的时代的敏锐的理论回应，因此，对其统观把握首先要求对新的时代有某种整体的把握。那么，该如何来描述和把握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呢？英国人拉什、厄里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中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关于边界的逾越——在文化‘文本’的内部与外部之间；在现实与表象之间；在文化和社会之间；在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17]我们可以借用“边界逾越”这一表述——更准确地说是“边界开放”或“边界交融”来描述当下新的时代特征，这种边界开放与交融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区域（东西方、不同国家等等）之间，民族文化之间，以及科技与人文之间、知识与经验之间、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如此等等。拉什、厄里的《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还对“边界的逾越”作了更具体的描述：“经济日益向文化弯折，而文化也越来越向经济弯折。为此，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经济和文化不再互为系统和环境而起作用了”[18]——这同样适用于描述其他方面的边界开放和交融。边界封闭似可相安无事，边界开放则会带来冲突，但同时也会带来发展的大好机遇，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积极应对。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特点，也正是在诸种边界的开放与交融中体现出来的。 其一，新世纪中国文论具有突出的全球化和跨文化色彩，因此，如何把握好“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立场”之间的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全球化色彩所体现的乃是区域之间、民族文化之间边界的开放与交融。比如美国经济状况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就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外部环境”，同时也会直接、迅速地转变为中国经济本身的“内部因素”——当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西方当代文论也不再仅仅只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外部因素”，同时也是中国文论本身的“内部因素”，因为西方当代文论所涉及的消费社会文化、大众电子传媒、生态等等问题，同样也是身处全球化中的中国自身所要面临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当代文论的“失语”等问题，曾经一度引起争论，今天应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充分调动媒体、消费、生态等理论，在新的文论话语形态中，对这些问题加以重新审视。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涉及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复杂错动关系，而厘清这些问题则有利于推动文论话语新形态的生成。全球化使不同文化之间无可避免地要产生接触，而接触就可能产生冲突和互渗。因此，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应建立起对话关系，我们应该一方面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的理论营养，另一方面又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立场而不被西方文论所同化。在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于不同文化空间中的文论知识、思想等在全球范围内高速流转，这就使这些文论知识、思想的多样性显得特别突出，而这种多样性对于新世纪文论的转型与发展是有益的，因为新世纪文论话语新形态只能建立在知识、思想的这种多样性和丰富性上，试图以一种建基于某种单一知识、思想体系的文论话语形态，来取代其他文论话语形态，在当代社会转型中已失去理论上的合法性。 其二，新世纪中国文论具有极强的跨学科特点，处理好跨学科研究与坚持文论自身学科立场之间的关系是其要解决的另一重要问题。跨学科体现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边界的开放与交融，而这种学科边界的开放与交融恰恰是由社会生活各领域边界的开放与交融的现实时代状况决定的，其中突出的是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之间边界的开放与交融，即拉什、厄里所强调的“经济和文化不再互为系统和环境而起作用了”。在消费时代，经济不再仅仅只是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同时也是文化发展本身的“内部因素”，同样文化也成为经济发展本身的“内部因素”。因此，对文论来说，经济等问题也就不再是其“外部问题”，进而，不保持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对话，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也就不能真正解决文论自身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边界的交融并非意味着可以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来取代文论研究，而应在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传播学等）富于张力的对话性关系中展开文论自身的学科性研究。审美现代性、现代传播媒介技术（技术现代性）、消费主义（经济现代性）、生态主义、全球化等的发展，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一系列后果，而文论研究主要是关注这些发展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尤其是审美后果。“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运作方式，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跨学科性”，如何评价文化研究及其“跨学科性”对于新世纪文论转型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作用，一直是近年来文论研究中的一个争议性极强的问题，我们认为，欲以文化研究取代文论研究的观点当然是偏激的，但是否认文化研究及其“跨学科性”对于新世纪文论转型在创新意识和方法论自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同样是偏激的。所谓“跨学科”，实际上体现了当代人文学科研究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发展，恰恰需要在一种广泛的“对话”关系中实现之，而与文化研究之间既保持一定的间性、又存在着良好的互动关系的“对话”，应该成为新世纪文论体现“跨学科性”的一个重要维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化研究因其突出的“跨学科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汇拢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各种新观念、新方法的信息“集散地”，而这样一来，文学理论便可以在“文化研究”所构建的平台上，通过其中介作用，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建立起更加广泛而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一方面意味着相互交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文学理论并不放弃自身的独特立场而被其他学科完全同化。只有在这种跨学科的平等对话中，新世纪中国文论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其三，新世纪中国文论的重大理论问题皆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而在现代性的研究框架中，文学艺术又首先直接与审美（文化）现代性相关，这种审美现代性又是相对于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等而言的——后现代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所谓的“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内在分裂，因此，在今日之后现代语境中，应将其置于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等的内在分裂与交互作用中，来重新审视审美现代性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边界封闭似可相安无事，边界开放则会带来冲突，新时代审美现代性与技术现代性、经济现代性等之间边界的开放与交融，绝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冲突的消失，相反，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的冲突其实反而会更加趋于尖锐和激化。因此，在现代性边界的开放与交融中，如何保持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也是新世纪中国文论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后现代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对现代性所产生的极其复杂而且主要是负面的社会后果、生态后果的揭示，因此，一方面，可以从这些后果来探究文学艺术在新的时代转型中所遭遇的新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文论的角度对时代新转型中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现实问题作理论应对和解答，新世纪中国文论于此大有作为。 除了从诸种边界的开放与交融来把握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特征外，还应注意用“范式”来总结和概括文论新转型的趋向，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范式值得注意：(1)媒体本体论范式：媒介不仅只是文艺乃至人的存在的简单手段，而且也是文艺和人的存在方式，现代电子媒介在改变文艺乃至人的生存特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消费主义范式：局限于传统的“生产主义”范式，已无法准确理解和充分把握我们当下所处时代的新特征及包括文艺在内的人类社会文化的新特征。(3)生态主义范式：生态主义理念不仅只是应对现实生态问题的一种策略，它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的生存及包括文艺在内的社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媒体、消费主义、生态主义等等，不仅只是文艺研究的新视角，而且也是在整体上影响文艺研究总体发展趋向的深层的基本理论范式，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范式的重要性并充分利用这些基本范式，才能使文论在新的时代状况下实现新的有效转型。同时，只有把这些范式充分结合在一起，同时也置于全球化语境中，才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我们当下所处时代的新特点：比如以生态问题为出发点，当今的生态问题绝非一国一地之问题，离开全球化根本无法讨论生态问题；进一步说，全球生态问题又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加节制的快速扩张密切相关；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扩张又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如此等等。如何在统观的基础上对转型文论的哲学基础进行概括，将是新世纪中国文论所要完成的重要理论任务之一。 [1]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这方面的论著有：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等等。另可参阅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张政文：《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确立与转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3]相关论文主要有王一川：《审美现代性的革命颜面》（《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单世联：《审美现代性的主题与问题——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朱国华：《中国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刘亚斌：《审美现代性话语与文学的歧途》（《艺术广角》2005年第5期）、李进书：《现代性“终结”与审美现代性批判》（《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金惠敏：《两种“距离”，两种“审美现代性”——以布洛和齐美尔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彭文祥：《理论与阐释：审美现代性研究三题》（《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钱中文：《中国文学理论与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发动》 （《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寇鹏程：《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之路：历史与现实的境遇》（《思想战线》2008年第5期）、徐敦广：《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艺术审美主义》（《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等。 [4]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德］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钱厚默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版，等等。 [5]丹尼尔·贝尔的主要著作除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还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弗罗姆的著作有《理性的挣扎：健全社会之路》（陈莉华译，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爱的艺术》（陈维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和《寻找自我》（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等；斯科特·拉什与约翰·厄里合著有《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光之、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袁志田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大卫·理斯曼著有《孤独的人群》（王琨、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波德里亚著有《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消费社会》（刘成富、金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和《冷记忆》（张新木、李万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 [6]涉及文艺学边界论争的主要论文有：陶东风：《关注日常生活：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金元浦：《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光明日报》2005年2月3日），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兼论文艺学的边界问题》（《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肖建华：《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艺学边界的消解》（《艺术百家》2008年第6期）等。 [7] ［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参见［美］戴维·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李云龙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美］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美]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9]关于“生态批评”的各种界说，可参阅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一文。 [10]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马克·波斯特的著作有《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范静哔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著作有《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媒体文化》（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等。 [13]希利斯·米勒的相关论文有《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等。 [14]相关论文主要有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金惠敏：《从形象到拟像》（《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赖大仁：《图像化扩张与“文学性”坚守》（《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吴子林：《图像时代的文学命运》（《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高建平：《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等。 [15]相关论文主要有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文艺报》2001年9月25日）和《文学独特审美场域和文学人口——和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赖大仁：《文学“终结论”与“距离说”——兼谈当前文学的危机》（《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吴子林：《“文学终结论”刍议》（《文艺评论》2005年第3期）和《“艺术终结论”：问题与方法》（《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等。 [16]相关论文主要有李思孝：《马克思“世界文学”的现实意义》（《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邱运华：《“世界文学”概念的建立与跨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站位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姚鹤鸣：《文化全球化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方汉文：《“世界文学”的阐释与比较文学理论的建构》（《东方丛刊》2007年第3期）、陈庆祝：《后现代视野中的“世界文学”》（《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潘正文：《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之发生、发展、成熟》（《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东学西渐”与中国“世界文学”观的发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和《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与“世界文学”观念的发展》（《文艺研究》2009年第9期）、金惠敏：《球域化与世界文学的终结》（《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刘灿群、周翔林：《世界文学的时代构型》（《求索》2008年第1期），赵志义：《世界文学的普遍主义与多元化》（《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等。 [17] ［美］斯科特·拉什与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袁志田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导论。 [18] ［美］斯科特·拉什与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光之、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20页。 原载：《北方论丛》(哈尔滨)2009年第3期第28-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