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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国六十周年 当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们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火种播撒在布满干柴的中国大地上的时候，它迅速地燃烧蔓延开来，照亮黑暗的夜空；当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随着新中国成立的铿锵脚步，从各解放区大踏步走遍全国的时候，它释放出的理论能量是无比巨大的；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临诸种西方文艺学说的冲击和挑战的时候，在改革的风浪与大潮中它又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它就同中国的革命文艺实践有着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从它所经历的无数次历练和检验来看，它所显示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正日益突出。不论是革命年代、建设年代还是改革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始终是中国进步文艺运动一面不褪色的旗帜。回首它在新中国风雨兼程走过的不平凡的60年历程，展望它的可见而诱人前景，无疑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曲折的历程：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取得显著成绩，充分彰显了它的价值与活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和创新的轨迹，一言以蔽之，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行的。它的生根、开花和结果，都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1]才能实现。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因此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从其现实性上来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产物。这个特点是由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风格所决定的，是由立足中国和世界实际、破解社会和文艺发展难题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 应该承认，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继承了先哲的传统，努力把握历史走向，着重解答现实课题，力求凝聚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演进与变迁充分昭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是一条最清晰的线索，它也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发展和创新的主题。 当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带着它的锐气和解放区泥土的芳香，使整个中国文艺理论界面貌大为改观的时候，中国的思想界既看到它极大地适应了我们“建设一个新世界”需要的一面，也很快意识到它必须有中国特色，要与中国文艺实际紧密联系、“避免教条主义的搬用”[3]的必要性。随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过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全部，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具体论述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的情况，但是中国的思想界又清醒地意识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遗产，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学说、文艺实践的深度结合，继续走“综合创新”之路，是中国化所不能偏离的康庄大道。这一点，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较大规模的文艺理论教材建设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 理论源于实践，科学始于问题。当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需要调整一度的曲折和失误，纠正“左”的倾向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再次焕发出耀眼的青春与活力。近30年来，它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拨乱反正，引来各种西方文艺学说争奇斗艳；它同中国国情、世界形势、价值目标的结合达到新的高度；它在解放艺术生产力上发挥出新的潜能；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光芒。今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论是对全球风云的洞察，还是对民族性格的塑造，无论是问题探讨的深度和广度，还是科学性和创新性的成分，都开辟了新的境界，实现了重大突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跟在别人后面迂曲爬行，眼界局限、左顾右盼、缩手缩脚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着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二、斐然的成就：学术的进展与突破 检视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我们有理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展感到自豪和欣慰。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资料整理和汇编领域，中国学者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二）、《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美学》（上、下）、《列宁论文艺与美学》、《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等，已经超过了先前国外编辑的同类著作，处在世界性的领先水平；多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的翻译，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处于前列的位置；对马克主义文艺理论的专题研究，既有内涵和体系的全面探讨，也有对某一问题、某一分支的细致分析，其数量之多是创纪录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材编写方面，一改完全照搬苏联、东欧教材的局面，创造出概论型、讲解型、选编型、导读注释型、发展史型的多种阐释模式，蔚为壮观。据不完全统计，各类教材型著作，仅近二三十年就有不下五六十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和美学思想研究，冲破拘囿与隔阂，仿佛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手段和思想资源。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及一些专门的刊物和丛书，对团结学术力量、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学者注重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及它同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他部分的关联性上来研究问题，把文艺理论和文艺问题纳入相当广阔的现实生活空间和理论思维空间来考虑，逐步兴起并发展出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兴的、分支性的、交叉性的、边缘性的学科，在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西方文艺思想的比较与化合中，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视野和探索领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体系观念、形态观念、规律观念、实践观念、人本观念等的深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宝贵财富得到丰瞻和发展。特别是学者们对在文艺实践过程中和文艺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审美主客体关系、审美主体间性关系、艺术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关系、文化关系、社会交往关系以及本体论关系等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多侧面得到深化和凸现，使它的中国化和它的国际化进程，得到某种程度的融合和勾连。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国际化注意不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和现状缺乏系统、透辟的了解。而现在，我们能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者进行全方位的、实质性的交流与对话，能把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适当地介绍到国外去，这就使得我们的理论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放眼全球，在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处在低潮的当今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们对历史主体和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体现的研究跃上新高度的时候，当注重回答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注重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提上日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风云激荡的国际环境下，迎难而上，昂首挺胸地大步走向世界。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增强问题意识和现实取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进行了富有时代感的阐释与解读，对层出不穷甚至极其尖锐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大胆而睿智的探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情怀，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不竭动力。 也许是“多元”格局的遮蔽，也许是理论“聚焦”的不够，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内在成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展示。其实，这方面我们是有许多骄人的业绩的，不少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不后人，自我矮化和自惭形秽是没有根据的。那种轻蔑和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意见是偏颇和短视的。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多少可以说明这一点：眼下，有些文艺理论研究，虽说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但也颇喜欢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和招牌，乐意声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这从一个侧面告知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科学，是人类文艺思想领域的最高成就，是应当继续追寻和推进的学说，不管你主观上愿意与否，能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挂上钩，就意味着有了文艺世界观和理论方法论上的优势。 三、存在的问题：实践过程中的缺欠 新中国6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突出的成绩，但从反思的角度看，确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缺欠和不足。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中国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经验。只要实事求是地考察近一个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演进史，就不难发现这一付出过沉重代价取得的经验的关键性。可以，正是在这方面，至今仍能看到要么忽视“基本原理”、要么忽视同“中国化”结合的现象。譬如，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同某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文艺学说拼接起来，就声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新发展”。这种所谓“结合”的做法，实则是既丢弃了“基本原理”，又谈不上任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原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中那些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而确立起来的具有普遍价值和真理性的科学理论。普遍的真理性和广泛的运用价值，是“基本原理”区别于个别性结论或理论判断的主要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原理作为前提的。“老祖宗不能丢”，[5]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丢。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同样理应如此。当年各种错误思潮集结在第二国际内并占据统治地位，“都成了一家兄弟，他们彼此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6]的时候，列宁进行了一场保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他说“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清楚地说明，复兴‘旧思潮’、坚决捍卫‘旧思潮’正是当前的迫切任务”。[7]这一观念和态度，对我们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迎接挑战、创造机遇，仍然具有参照的意义。 此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对中国社会和文艺实践的特殊性的倚重相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西马”的研究，则趋之若鹜，而且“研究者们通常推重的却是空疏的普遍性，即满足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所倡导的普遍理论观念的介绍和诠释。这些研究者们热衷于自己的专业，对国外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言行、对他们撰写的任何一本肤浅的著作、对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荒谬的观念，都视若至宝，孜孜不倦地加以翻译、介绍和阐释。然而，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即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却不甚了了，对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知甚少，也缺乏理论兴趣和关注的热情。仿佛只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8]这种做法，不是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增添荣誉，而是给它以侮辱和杂质。如果走上文艺学的“泛马克思主义化”、“泛中国化”，那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生机和活力就会遭到阉割和窒息。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其全部理论价值就在于“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9]这是它的优长，也是它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是要人死记硬背、隔靴搔痒、束之高阁的东西，也不是马克斯·韦伯鼓吹和倡导的那种所谓“价值中立”的东西，更不是一种带有“麻木性”和“纯客观性”的东西。它的真理属性和价值属性、科学属性和阶级属性是统一的，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文艺学说的特殊本质。正因如此，它要求我们在现实的文艺实践和运动中，把它当作改造文艺世界的精神武器和理论工具。也正因如此，它既有给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指出摆脱旧文艺观念束缚和创造新文艺的出路的责任，又有坚决而勇敢地“把胡言乱语、冠冕堂皇的谬论以及想在哲学（这里亦可读作文艺学——引者注）上‘发现’‘新’路线和找出‘新’方向等等的无数尝试当作垃圾毫不留情地清除掉”[10]的责任。毋庸讳言，在传统的和引进的各种文艺学说中，有不少庸俗的、唯心的、落后的成分；在现实的文艺理论领域，有一些日益巧妙地把各种非唯物史观学说装扮和伪造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虚假现象。这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辨识和剖析的。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现在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 “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11]但是，倘若我们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旗帜不鲜明，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就失去了引领文艺学科建设的内在依据。本来，旧的文化“一遇到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12]但假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文论面前无所作为，那其自身就有被淹没的危险。经验表明，离开工作和斗争得来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样的书本知识仍然会保持旧时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13]是没有生命力的。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某种程度的忽视，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经典文本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许多新的理论推进和创新，是以开掘经典文本为根源的；许多理论上分歧、论争和误解的产生，也是由偏离对经典文本的准确理解、误读原著而造成的。因此，在变化了的理论氛围中，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本，扭转浮躁的学风，已成为推动其发展的当务之急。这里，似乎可以为“抠概念”的提法恢复名誉。一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说过：“概念不清或概念混淆是搞不好经济学的”。[14]文艺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还说：自从反教条主义运动以来，“‘抠概念’、‘从概念到概念’被当作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加以贬斥和讨伐。但是概念不清，能搞好学问吗？没有‘从概念到概念’，哪能有逻辑推理？我们不能笼而统之地反对‘抠概念’，反对‘从概念到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用的概念是不是科学地准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对于政治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也像对于哲学一样，抠概念特别重要”。[15]文艺理论建设，同样也是这个道理。长期地反对“抠概念”，贬斥“从概念到概念”，极端地发展到概念混乱不堪和黑白颠倒，把起码的常识都搞乱了。譬如，将“实践”概念本体化，将“审美”概念非历史化，将“意识形态”普泛化，将早期“马克思思想”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上造成的伤害是不可小觑的。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晚于卡尔·马克思本人之成为有思想的认识主体，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非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是有一个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马克思的著作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思想曾经在恩格斯所称的‘我们的狂飙时期’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经历了‘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动因，就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6]因之，马克思早期的一些著作，虽包含了日益增长的超越前人的思想成果，但也带有不应忽视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痕迹，不同于成熟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既然如此，那就更应当认识到辨析文本的重要性。那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观、美学观是“二重化”的两个系统，马克思是“实践唯物主义”美学，恩格斯是“辩证唯物论”美学，两者“不能同构”，认为只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和美学思想的“渊薮”，认为列宁的文艺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搞“多元性”或“多元化”，这些违背历史事实的观点，是有破坏作用的。事实证明，要想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水准，就不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断章取义、没有历史感，就不能因其强调所谓理论的“人文性”而过度打上主观随意的色彩。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而“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7]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成一门科学来对待。 四、光明的前景：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21世纪是中华崛起的世纪，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当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回首60年的征程，展望未来前景，这个美好的预期是可以实现的。 预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未来，有一个对当下文艺理论现象的多数和少数的区分问题，也有一个判断文艺趋向的具体标准和价值选择问题。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拼搏奋斗中成长，一方面，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时常受到冷落和轻视；一些学者一方面在有意无意地标榜自己的理论是“牢牢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一方面他们的实际论述又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毫不搭界；只要对几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或理论杂志做一下各种论文数量比例的统计，就不难发现，当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文数量少之又少，可个别媒体和报刊上却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空前发达和活跃。这种“悖反性”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怎么看待这种状况和未来走向呢？答案是有的。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不同理路，划分不同派别，鉴定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既在遭受冷落和轻视中滋长和前行，也在潮流性的历练中受到排斥、挤压和萎缩，恐是符合实际的。 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滋长和前行”，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新中国我们党依据变化的时代条件和中国国情，通过论述和讲话，确实给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注入了许多新的东西；相当一批理论工作者把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阐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介绍和探讨，确实做了许多工作；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推动下，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出现了学派建设的萌芽，这也是先前所不能想象的。 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不说真话。在“市场主义”和所谓“新潮”文论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文论日渐凋敝，愈益不占主导地位，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面对此种情况，是不是要像有的人宣告的那样，随着文艺理论的多元化，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文学的出现，世界进入了颠覆经典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最终就可能自动消亡了呢？这种悲观失望和取消主义的情绪，看来是视界狭窄，要不得的。因为只需看一看当前世界的大势，看一看金融危机中马克思学说的复活，看一看“新社会主义”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蔓延，再看一看全球范围内对文学理论的剧烈反思，我们就不难判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再度兴盛、再度辉煌的日子，已经曙光初露。与后期资本主义伴生的各种文艺学说普遍衰落的时日，也为期不远了。 我们要“不为浮云遮望眼”，不被一些表面的现象和风气所左右。这样，就有理由宣布，尽管上世纪70年代后在国际范围内，诚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实事求是地说，目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很少，它已经被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取代”，[18]但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和一些国度却是得到了发展的。这种发展，不仅为推动它的本土化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且也给它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时代性课题，大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境界。 文艺理论的创造过程，是在学说和现实的真实结合中孕育出来的，是一个发前人所未发的过程。如果是这样，那么，大概只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与中国国情和文艺实践的结合，才能拥有这个本领，拥有这个能量。鲁迅在30年代初总结当时文艺界的现状时曾说：“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19]如今当然不能与30年代同日而语，但套用先生的这句话，说在目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最具有创造精神的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是最具有创造精神的文艺研究，想来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没有前例可循，必须遵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引，不断创造。 这样讲，当然不是否认其他文艺学说的理论价值和研究成果，只是强调，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力是它的本性，其创造空间是比任何其他学说都要大的。道理很简单，模仿者即使再卓越，终究不过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有了建树，他承担的债务和他获得的荣誉是相等的。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是一个崭新的事业，指导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是一种独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严格说来，它的每一步推进，每一次与实践的结合，都是探索，都要创造。所以，文艺理论上的模仿者倘要获得一顶桂冠的话，他得和自己挑选的模仿对象共同戴上。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者，却可能独得掌声。“西化之风”是不能长久的，脱离中国现实的洋教条和古教条是注定要不得的，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文艺家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我们的旗帜和向导，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针，走理论联系实际之路，才是中国文艺理论的未来。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杨晦《〈文艺学引论〉后记》，［苏］毕达可夫著、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文艺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 《列宁选集》第1卷第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列宁全集》第4卷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俞吾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兼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见《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7页。 [13] 《列宁全集》第39卷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4] 《孙冶方全集》第3卷第145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15] 《孙冶方全集》第5卷第34页。 [16] 田心铭《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十二个关系问题论纲》，《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4月2日、9日。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 《我的平台是整个世界——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5期。 [19] 《鲁迅全集》第4卷第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京)2009年第5期第16-2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