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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艺学领域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讨论，已经为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涵盖面极其广、综合程度极其高的问题域或话语场。这一讨论，虽然已经持续有年，但是随着讨论范围的逐步拓展和逐步整合，所涵盖问题的一一呈现和深化，实际上已经从知识和思想价值两个维度触及到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最为深刻、最为隐秘的一些问题丛，极大地带动了学界同行们的话语热情，以致参与者甚众，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得到了充分表达，因此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推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讨论过程中，《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在2009年内，用一年的时间，专门辟出“关于文艺学的建构论与本质论的讨论”专栏，集中地刊发了大量论争性文章，从而使得这一讨论又得到了纵深的发展，在文论界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应该说，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是20世纪全球哲学文化所面临的一对共同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话题开始引入中国，先是普及性的翻译介绍和评价，继之又与中国的问题相结合而展开讨论，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又力求实现问题意识和观念立场的中国化，于是在国内文论界激起了强烈震荡，最终引发了迁延至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反本质主义主要是指那种认为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质疑文学本质研究的可能性和价值，主张要破除本质主义谬见，将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扩容文艺学的边界，走文论批评化道路的文论思潮。而本质主义则是指那种强调基础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质疑或不认同文艺学扩容、越界，不赞成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文艺学转向文化研究的理论倾向。 一 当下中国的反本质主义文论滥觞于新世纪初，这个历史过程大约发轫于2001年前后，主要以《论文学理论的命名——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反思之一》和《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两篇文章为标志，前者是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中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先声，后者则具有理论宣言的意味。以此为开端，随着更多论者的加盟，文论界质疑本质主义的声音愈来愈亮。概言之，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有以下特征： 首先，提出对文艺学研究中的本质研究进行悬置，认为传统文论纠缠于文学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虚构”问题，以致将文论研究推入目前的尴尬境地，文论要发展，就必须调整姿态，悬置本质，积极介入已经发展变化了的文学现实，这样才能摆脱目前文艺学研究的尴尬处境。《“本质的悬置”：文学理论学科性之反思》一文认为，长期以来，我们把过多精力放在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等问题的研讨上，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越来越失去其学术价值，同时也使“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处于僵化与滞后的尴尬境地”。文章认为，“如果把‘规律’、‘原则’等问题抬到不适当的高度，就会出现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理客观性不相称的、不讲道理的伦理性评判，‘文学’和‘文学理论’也便成为一个‘虚构的神话’”，而在此意义上的所谓“规律”、“原则”实际上也只是一种“虚构的权力话语”。文章指出，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本质悬置”，“只有暂时把本质‘悬置’起来，文学理论才有可能与当下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活动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进行有效的对话，才有可能走出‘失语’的困境”，并呈现“勃勃的生机”。[1]《关于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思考》一文不仅从教材建设的角度对本质主义文论进行了批判，而且呼吁我们应当在文艺学中引入后现代思想。文章解释道：“这里说的后现代是一种怀疑和反对作为现代观念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思想状态”，它反对“简约的、虚假的、永恒化的、粗暴的、均质化的使用本质概念”，提倡将“本质语境化、历史化、相对化、多元化”，这样，“对永恒本质的界定的渴求就让位于对事物本质这种‘知识’的历史化和多元化的描述”。[2]《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一文则认为，本质主义者处理问题较为简单，而且其目的也无非是为了推导出一个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以一种美学信徒的姿态守护文学”。文章指出，非本质主义似乎比本质主义更为“科学”。[3]针对此前《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发表的《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所表现出的对反本质主义的激烈批判，《再谈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兼与盖生先生商榷》一文，对之进行了反批评。文章指出，传统文艺学往往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取消文学丰富含义的做法是对文学的简单理解。文章提出，在当前的文论研究中要反对本质主义，强化“家族”意识，反对用一个“家长式”的定义取消该家族其他成员的存在。[4]与以上论者不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的作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对文艺学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质疑和解构，除已发表的系列文章外，在上文中，作者又重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仍然在中国文艺学中顽强地延续，具体体现在许多学者依然认定文学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而且，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审美与文学现象以前就已经先验地设定，致使这些学者否认审美与文艺活动的特点、本质是历史地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的，其结果就是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使其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进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作者认为，这事实上是美学、文艺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作茧自缚”。[5]《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一文还把传统文论命名为“元理论”，并指出，在这种元理论中，理论的普遍性意义永远大于个别作品的意义，一切都必须统一在一种纲领麾下，这就最大可能地排除了个别性、异质性、特殊性、多样性。文章认为，中国文论一直被这种本质主义思维定势所迷惑，认为这样就最接近真理、最能穷尽文学的意义。对此，文章指出，如果我们还在致力于建构这种元理论体系、建构一个大一统的纲领性文件的话，那只能是“乌托邦”。文学理论这门学科要想存在下去，应该朝具体的批评发展，抛弃本质性诉求，以开放势态去迎接当代学术和文化的挑战，这样，它才可以大有作为。[6]上世纪末，中国文论“失语”的提法曾引起理论界的普遍关注，其间有学者提出过“汉语批评”的口号，并希望借此来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2006年，《长江学术》第3期发表《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重新讨论这个口号。在这次讨论中，曾经提出“汉语批评”的张荣翼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下，理论的批评化与批评的理论化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作为批评范畴，汉语批评并非不要理论、不诉求理论，而是说它是未进行或未完成的”。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这一观点，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汉语批评就是中国式的文学研究，所以我们不要一般地谈什么批评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指出“汉民族、汉文化、汉语言是历史的、开放的、经验层面的，不能给它规定一个本质。”[7]而《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一文，甚至把以往关于文学本质的论析，称作“一种简单的思维”，文章认为，特殊化、流动化的文学现象往往是普遍化、确定化的文论规律和原则所无法解释的，许多以“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文论普遍规律和原则，已无法面对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因此，作者认为，应该用复杂性思维来置换这种本质主义的“简单的思维”，使我们的文论走出封闭、僵化、独断的困境，融入鲜活、生动的文学实际。[8]除以上文章外，《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学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形态的重构——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等文也从各自特定的问题意识和提问的角度，对所谓本质主义文论提出了质疑。[9] 其次，同质疑文艺学研究中的本质论研究相呼应，在讨论过程中，扩展、甚至拆除文艺学边界的观点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提出这一主张的一些学者强调，面对文学行将终结的现实，文艺学应当扩容、越界、转向，非此，它只能坐以待毙。《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一文指出，世纪之交，文学现实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不但在艺术中的宗主地位失落，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主流娱乐模式的时代似乎也已逝去，因此，文学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关系需重新厘定。于是，文学的边界移动了，文学学科的界域模糊了，曾经是学科金科玉律的追逐文学永恒本质的研究规范受到了质疑，文学被边缘化了。因此，文艺学应当扩容、转向。这既是历史趋势也是现实需要，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章认为，当前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传媒、网络文化等的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仍然固守文学的四大门类，而且，从发展过程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是非常必要的。这既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可能性的有效途径，也是文论在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10]同时，《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一文也指出，学科是文化的复杂建构物，并非永恒的金科玉律。如果我们不是首先想着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学科边界，甚至自己的饭碗，这是不正常的。文章还指出，事实证明：任何学科的边界都是相对的，都会被“外人”进入，而且，这种进入并不是什么坏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许多伟大发现正是这种进入的结果，是“外人”做出的。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大众化、商业化、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等，都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文艺学应该正视现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文章还认为，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文章强调，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及文艺学的学科边界。最后，文章提出，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和一种积极突破、扩展疆域的心态，文论的飞跃式发展常常发生在边界被打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积极“侵入”的时候，只有开放文论才能发展文论。[11]《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一文同样指出，文论要创新，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学科边界意识，加强多学科的协作。但是，当前不少人在文论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一种不良倾向：即过于强调文论学科的独立性与学科的边界性，把自身置于狭隘的学科框架之中。对此，作者认为，文论的创新极有必要对这种倾向予以超越，亟须加强不同层次的多学科共同协作，面对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或问题，仅靠文论研究的内部力量是非常不够的，甚至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要有开放和恢弘的视野，不能把视角仅仅停留于纯粹文论的层面和维度，而是应该把一切有价值的理论资源都吸纳到文论中来，只有通过这样的综合研究，我们才会有深刻的创新认识，这是21世纪中国文论创新必不可少的条件。[12]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被改成影视，他就不算发表了，不算成功。从图像转向的基础来看文学，那就和以前的文学不一样，和鲁迅时代不一样”。[13]言外之意，文艺学的边界必须移动。 再次，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化研究，质疑文论研究文学本质问题，认为它应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并转向文化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一文指出，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如经典艺术作品或它们的仿制品被摆放在各种面向大众的旅馆、饭店或超级市场；经典音乐被用作广告的配乐；高雅的艺术品与大众化的文化消费形式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大熔炉里被一锅煮了；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也成为审美的对象；闲暇消费场所以及城市建筑融入了大量的设计、风格以及时尚等文化与审美的形式；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等等。针对这种社会生活全面审美化的现实，美学研究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迫切的议题。文章指出，在当代文化现实中，我们必须摆脱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过于强调审美自律的传统，美学研究只有在不断关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14]《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一文，则对学界以技术的负面性来否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文章认为，这种否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批判力量是软弱的。文章指出，既然我们的生活已不再可能退返工业化之前的“前技术”时代，既然人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技术，那么，对于技术力量的证明，包括对人类生活与技术关系的美学把握及价值确定，就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在该文中，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涉及的感性问题，作者指出，感性存在本来就是人类审美的基本前提，人的感性实现是美学的基本出发点，美学的对象，首先就是人类感性和感性活动。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捡拾理性的规则。而且，针对我们是否应该“放弃精神的守望”问题，文章也指出，“精神的守望”不应成为人在感性发展道路上的屏障，享乐的生活尽管不是人的全面健全的生存，但全面的、健全的人类生存却不能没有现世的生活快乐作为基础，面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美学需要的是能够解释问题的现实立场和态度，而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自慰。否则，一个审美化了的“生态乌托邦”，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也只能是“一个多么脆弱与渺茫的梦幻”！[15]同时，为了配合倡导文艺学边界移动和宣扬日常生活审美化，《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文学理论？》和《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等文则大力倡导文艺学的文化转向。前者提出，当今文论只有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论才是有前途的。这是因为，首先，文论作为传统的学科分类的产物致使其既与社会生活隔绝也与其他学科隔绝，前者使得文论的路越走越窄，到后来甚至与文学世界也隔绝开来，成了纯粹的自说自话；后者使得文论缺乏宏通视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知识构成而成为纯粹的概念游戏或雕虫小技。文章认为，文化研究可以矫正文论的这种弊端。因为，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具体问题而反对空谈，而且，它又不是一种理论，这与文论只关注经典、关注所谓的永恒价值与普遍法则，实际上是把自己“悬置”起来了，其所作所为都是无用之功的情况相比，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实际问题。其次，文化研究蔑视传统的学科分类，提倡跨学科甚至无学科研究，这具有某种解放的意义。文论如果坚守原来的学科界限而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是没有出路的。文章还认为，以往文论常常标榜其坚持人道主义价值观和社会批判精神，而实际上却往往充当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文化研究却从来不试图用一种观点来统摄整个研究领域，也反对试图用一种理论结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是以研究对象的需要为准则来调整研究策略。所以，文化研究对文论的启示是十分重要的，文论要借鉴当代文化研究的研究成果，使自己成为一种“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16]后者则宣称，中国当下的文论已陷入到某种困境之中：一方面，经过观念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方法上的除旧布新、鸟枪换炮之后，文论已形成一种自足而圆满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面对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各种文学与泛文学现象，文论又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阐释能力。因此，作者认为，文论有必要改变自己既成的思维方式，调整自己的僵硬姿态，面向大众文化发言。文章还指出，那种担心文论介入大众文化领域意味着让它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走出来的文论已经不再是文学理论而是改变了颜色的“文化研究”的思想认识，是建立在对文论本质主义留恋之中的一种观点。文章呼吁，只有介入大众文化，开辟出了新的航道，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17] 在以上论者的倡导下，本质悬置、文化转向、日常生活审美化、越界、扩容等反本质主义的文论观念，似乎在近年来的文论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思潮，并且以其问题意识的前沿性、尖锐性、深刻性、反思性、批判性，对于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产生了一种通常所说的积极的“鲶鱼”效应，其迫使持不同见解的另一方予以回应，并且由此而建立起了这一论争中持不同观点双方的对话场域，正是在这一对话场域中，双方通过相互论争、相互质疑，达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 二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本质主义文论的鼎盛期，审美反映论、意识形态论、文学本体论、文学主体论等所谓典型的本质主义文论都是在这个时期被提出并得以深化的。因此，有学者戏谑地将该时期称为主流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蜜月期”。但是，随着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出场，这个“蜜月期”被终结，然而，这个终结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文论的寿终正寝，针对反本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文论合法性的质疑，诸多学者对之进行了反批评、反质疑，体现出了坚定的维护文艺学研究中探讨文学本质、特性、规律的合法性、必要性的学术立场和姿态。 首先，是针对反本质主义论者所提出的“悬置本质”去研究具体文学问题的观点，进行反批评。《深化当代文艺本质问题研究之探析》一文指出：“文艺何以成为文艺、其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是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文艺给予本质性的规定，阐明文艺与世界、文艺与创作主体的关系，区分文艺与非文艺的界限，正是文艺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18]《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一文则认为，“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对‘文学是什么’的研究。因此，对文学本质的说明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即使那些反本质主义的观点，也不排斥对文学本质的规定作动态阐释的可能。这表明探讨文学本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19]《文学本质观和我们的问题意识》一文，也表现出强烈捍卫文学本质研究的理论意识，文章指出，“文学本质问题是任何一个学文学的学生都要关心的，而且是任何一个文学教授都要关心的，不关心文学本质问题是假的”，“文学本质是沉甸甸地深藏在每个文学教授内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任何人回避不了。”[20]《告别与执守：有关文学理论的论争——由一篇商榷文章引发的商榷及感想》一文，甚至还指出反本质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本质主义。文章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反本质主义者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错误理解本质主义内涵的基础上的，他们对本质主义这个“历史性的概念作了‘本质主义’的理解”。文章指出，本质主义从古希腊开始，经历了“独断论本质主义”、“认识论本质主义”、“辩证唯物论本质主义”、“现象学本质主义”、“逻辑实证本质主义”等各种形态，“每一个新的本质主义的出现，都是以克服旧的本质主义为前提的。本质主义有一个永恒的对手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内涵也是历史的。任何形式的怀疑主义都不能一劳永逸地取消本质主义，而只能对‘本质主义’的某个特定形态形成致命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总能被化解，而新的本质主义就在与特定形态的怀疑主义的斗争中成熟起来。”作为本质主义的怀疑者，反本质主义者的主要武器是“历史主义”，“但历史主义同样不足以阻断本质主义的伸展空间。”所以，文章认为，反本质主义的论调是“反不掉本质主义这一整个思维路向的”，它反掉的只是“‘独断论本质主义’这一特定产品”，同时，文章还赞成“简单化地反本质主义，恰恰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观点，而且将之命名为“历史主义的本质主义”。[21]《文学本质追问与价值观照》一文，不仅认为对文学本质的研究是“基于研究本身的召唤”，而且还指出当下放弃本质追问的做法已给文论造成诸多危机：首先，一批学人出现了文学解读的失语，他们无法用既有的知识与文学对话；其次，文艺学的边界在扩张中虚焦，这同时也意味着文艺学自身的解构；再次，文艺学与文学实践的同谋关系解体，文论家在当下学术生活和文学生活中成为身份可疑的人。因此，文章提出，对于文学本质诉求的历史已逾数千年之久，这充分地说明了文学本质存在的真实性，尽管目前人类并没有完成对于文学本质的揭示，这并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本质是不存在的，只是意味着“真理求索的艰难”。[22] 其次，强调本质的发展性，对反本质主义进行质疑。为了更加有效地回应反本质主义文论，部分学者开始反思传统文论中的文学本质观念，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以此来回应反本质主义者的指责。在《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一文中，作者指出，“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是文艺理论家的职责”，但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西方和中国学界涌起了一股“反本质主义”声浪，尽管这种思潮是“对极端的、僵硬的、教条的本质主义”的反拨和挑战。但作者坚信“‘反本质主义’决不会消解研究文学的本质规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更不会颠覆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正确理解文学的本质和本质主义”。在作者看来，文学本质和一切事物的本质一样都是可分的，他并且从横向、纵向、流向、环向四个维度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剖析。最后，作者重申，文学的本质是流动的，必须破除和摈弃对本质的僵化和教条主义理解，但同时又要注意防止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地消解和颠覆一切对事物本质规律的理论界说。[23]《试论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一致性原则》一文，也从本质的关系性角度肯定了文学本质的客观存在，文章认为，“在思维的抽象层面上，我们显然可以说文学理论的对象就是文学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取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但从现实的层面来看，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等待理论去认识和提取的本质内容。文学与宇宙中的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其本质是依关系而生，在不同的关系中，相对不同的事物，文学就有不同的本质，并且仅仅在一定的关系中，相对一定的事物，文学才显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文章又借用了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克里斯托娃的“互文性”概念，认为其意义正在于说明文学只是在与其它事物的关联中才产生了它的本质和意义。最后，文章指出，“文学的本质是关系的产物。文学有一种关系就有一种本质，从而有多种关系就会有多种本质，有一千种关系就会有一千种本质。”[24]《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一文也强调，面对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现实，文艺学应该敢于面对，有必要拓展文艺学学科的一些概念，对之重新界定、规划、调节。但在这一过程中仍然必须强调坚持文艺学的本体性，虽然我们反对本质主义但本质还是需要的，应该将本质看成是多样的、流动的、改变的。[25]《关于文学理论建设的思考》一文还指出，凡事物都是有本质的，但事物也都是历史的、活动的，因此事物的本质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东西，总是在不断的演变。文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文艺学是研究一切文学现象的规律的学科，是人类对文学现象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也同样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同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认识的能力、局限和模式，因此，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超越时代的局限发展着，文学理论也总是在发展着，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相对固定的，而在学术史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则是变动的。[26] 再次，不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艺学的边界移动和文化转向。其一，反对文艺学边界移动。《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一文认为，目前国内文艺学界流行的“文学性扩张”的说法（即认为传统文学研究应该“扩容”，及时调整和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转向对传媒、消费行为、娱乐文化、城市景观、公众行为等的研究，否则，它必将茫然失措，坐以待毙）是欠思考的。文章指出，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从不对“文学性”或“审美化”的内涵进行最为基本的限定，这自然是喧嚣一时的反本质主义思潮所致。针对这种论调，文章提出，“任何事物都是有自己相对稳定的特性、内涵和边界的”，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变更其特性、扩大其内涵、抹杀其边界，那就基本上取消了这一事物本身。”因此，文章认为，“‘文学性’的内涵不论如何开放，仍然还是有它的基本限定的，否则它就与‘音乐性’、‘艺术性’等范畴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了。”[27]《文艺学边界三题》一文，则针对强调文艺学应当越界、扩容论者所主张的文学必然终结，如果文艺学还要“苟延残喘”就应该扩容、转向的观点指出，当前，文学的确边缘化了，但它绝不会终结，因为文学在审美文化中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就像每个人的指纹不同一样，文学和其他艺术，都有自己的独特“指纹”，生活中有不少人更喜欢“文学指纹”，因此，文学人口总保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只要文学人口不消失，文学就不会终结，文艺学就能生存下去，因为文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是什么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28]其二，反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一文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把审美主义推向广泛平庸的日常生活，以泛化“美”的消费文化替代审美，遮蔽了现阶段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差异以及其在美的观念上的分歧，把悖论式的东西平面化地掩埋于过多透支的超前欢愉之中。文章还揭露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化消费主义的一种颠覆谋略、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美学和文化表达的本质，并指责它使主体尤其是对平庸、非审美的日常生活采取“审美”态度的人沉湎于“世俗欢乐”，对现实的不合理方面容忍、妥协，失去其作为主体的批判理性。此外，文章还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许诺的美妙前景：“少数人先日常生活审美化”然后“共同日常生活审美化”，无疑是把“谁的日常生活”和“怎样审美化”的问题掩盖于一种普遍主义审美整合假象之下。[29]《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一文，则不仅批驳了“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一场“深刻的美学革命”、一种“新的日常生活的伦理”的观点，而且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宣扬者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完全等同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是南辕北辙的。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对技术的乐观态度，文章指出，随着技术的节节胜利，在现代技术面前，人进一步沦为工具。但“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则宣称这是“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一种新的日常生活伦理”的诞生，而无视在技术的全面控制中，人可能变得毫无保障、可能“在虚无中被击得粉碎”的现实。文章认为，这种因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不但不是人类的进步，恰恰是人类价值的一次令人忧虑的颠覆，也是对以往美学历史、甚至是人文历史的终结。[30]《穿越阐释：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进路》一文甚至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法不能成立。文章指出，首先，中国传统美学从来没有真正区分过“美感”与“快感”，也没有将审美的震颤、惊异与快感的愉悦、好看区别开来，所以，当代社会生活快乐主义、舒适主义的盛行，就不能简单地用“审美化”去把握；其次，在“艺术中心化”时代，中国文学艺术因为意识形态化和道德说教，其审美品格是极其贫弱的，相反，倒是民间和日常生活中因为更多真实的、原生的、不造作的现象而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审美含义，所以，今天艺术形式的生活化、非中心化，也根本不能等同于审美化；再次，由于中国当代文化缺乏原创精神，因而无论是当代中国艺术，还是同质化的中国当代现实生活，模仿、粗糙、善变、内虚的普遍存在，都使得我们不能用凝聚创造性和完整性的“审美”这个概念来说话。也正是如此，文章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除了说明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共同在“与时俱变”的现象以外，是不可能触及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问题”的。归根结底，这无非是某些学者的一种“自娱”行为。[31]其三，因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还倡导文艺学应该转向文化研究，对此，学界也有论者对其进行了反驳。在谈到文化研究的弊端时，《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指出，文化研究这条路未必走得通。首先，“文化转向”的直接理论资源是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可它们在西方实际上已经日薄西山了，而且西方的文化研究远离文学研究，过于泛滥，跨学科以至于无学科，面面俱到以至于缺乏基本理论，方法过多，过分随意以至于丧失了文化研究自己的方法。文艺学如果向它学习、借鉴，以实现所谓的“文化转向”，这无疑是釜底抽薪，不但不能“拯救”文艺学，反而会使文艺学丧失自身的学科性，从而真正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其次，倡导引进文化研究理论是无的放矢，并没有针对文艺学的现实问题。作者认为，我们文艺学的问题不在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文学边界的无限扩容，以至于扩大到种种非文学的文化形式。文艺学如果转向文化研究，不但不能解决文艺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局部危机，反而会把文艺学变成没有文学的泛文化研究，这是不可取的。[32]《文艺学边界三题》一文，还指出了文化研究的负面作用：第一，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与文学无关，纯粹在那里讲解阶级斗争、性别冲突和种族矛盾，而且，其方法又往往是“反诗意”的。第二，文化研究本身具有公式化的局限性，用这种理论去解读作品，无论优劣，解读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从而失去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个性，使文学批评非思想化、非艺术化且缺少深度。因此，作者认为，试图用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一味喊“文化转向”是不可取的。[33] 第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反本质主义进行质疑。《反科学倾向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一文认为，反本质主义者宣称文学理论学科的核心问题根本没有答案，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存在一门叫做‘文学理论’的学科”。文章指出，“对象确立是学科建立的前提条件之一，虽然有些学科的核心问题存在争议，但这只是学科内部的矛盾斗争，而绝非学科没有核心的问题。”而针对反本质主义者认为文学的本质、规律等问题都是虚幻的论点，文章认为，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建立起来，首先取决于其研究对象能否确定，而研究对象能否确定，那要看该对象能否与其它的事物区别开来并具有被系统研究的价值。“尽管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区别是多方面且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区别却是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探求被研究的事物的本质，既是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学科建立以后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对于反本质主义者提倡的“文学理论批评化”主张，文章也给予反驳并指出，“‘理论的批评化’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本质、规律和原则等概念丧失了意义”，“如果没有对于文学本质的相当程度的认识，没有对于文学规律与原则的一定程度的掌握；那么，不要说‘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根本无法做到，就是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哪怕只做印象主义的批评，也是极其困难的”。最后，文章总结说，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来说，“本质虚无”和“规律虚无”等反科学倾向，无疑是负价值的。[34]在论及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时，《文艺学强调艺术本性的研究》、《文艺学不应回避艺术本性的研究》以及《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等文分别指出，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关键，“还在于艺术本性的研究”，“这是一个内部的规律，不是靠外部来划分的。”文章指出，本质主义应该反对，但是，“任何时代不能不研究事物的性质”。[35]因此，我们“不能以反本质主义为名，把对事物的本质的研究也给否定了”，这样会使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失去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前提”，从而“陷入到主观随意性。”文章并且批评说，反本质主义完全放弃学理上的科学探讨，满足于“跟着感觉走”，把理论只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上，这“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武断性”。[36]不仅如此，针对反本质主义否定艺术和非艺术之界限的倾向，文章还指出，这无疑“带有极大的消极性和反科学性”，会“造成我国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思想混乱”，它对于我们的文论研究是“灾难性”和“毁灭性”的。而针对受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影响，文论界对基础性的、重大的问题失去研究兴趣，转而关注一些细碎、琐屑、理论意义十分有限的问题的状况，文章指出，这是“无谓地在消耗文艺理论界的精力”，不仅阻碍“我们文学理论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发展”，而且使之“陷于空前的混乱”，其“伤害力是致命的。”最后，文章提出，当前尤其要从“批判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入手”，“回到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对于文学观念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来。”从而使我们的文论研究走上健康的道路。[37] 三 就学理背景而言，新世纪以来国内文论界兴起的反本质主义思潮主要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理论回应，或者说，它是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一种伸延。随着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文化的兴盛，西方掀起了一股反本质主义的艺术理论潮流，该潮流否定艺术具有本质，并反对对艺术本质进行研究。但是，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这股由后现代主义所挑起的反本质主义理论思潮，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自身的问题。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反本质主义艺术理论的鼎盛期时，这种理论观点就曾因受到比尔兹利、乔治·迪基等人的批判而在影响力上大打折扣，致使那些反本质主义艺术理论的“始祖”也不得不承认在艺术研究领域中一些普遍性的抽象概念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甚至还提出了“本体论的承诺”，倡导对本质研究的重视。由此看来，文学本质问题并不像反本质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虚构的问题，恰恰相反，要想深化对文学的认识，必先追问文学的本质，这是文论研究得以推进并发展的先在前提。即使被国内反本质主义论者所推崇的那些西方后现代中坚理论家，在文学本质问题上也没有采取武断否定的态度，如伊格尔顿在谈到“反本质主义”时，也仅是认为其“有道理”，但他同时又对本质主义进行了辩护：“对本质主义的信仰也不必然使人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即只存在惟一一种中心属性，是它使一个事物成为它所是的东西。本质主义并不必然是一种形式的简约主义。它并不必然包括这样一种信念，即关于什么是某一事物的本质什么不是从来没有任何疑问。相反，它可以是无限争论的主题。”[38]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也对文学的本质问题很感兴趣，并认为“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关键的问题”。[39]但是，回顾我们的文论研究，某些学者却宣称要“悬置”本质，这显然是极不妥当的。再进一步说，反本质主义者认为文学理论应该去研讨具体的文学问题而回避“规律”、“原则”、“本质”等一般问题，这在逻辑上也存在着不小的漏洞。我们知道，具体之为具体，乃一般之具体；而一般之为一般，乃具体之一般。脱离了一般的具体必然是琐碎的、芜杂的；而脱离了具体的一般，必然是空洞且脱离文学实际的。因此，文学理论既要探讨具体的文学问题，更要探讨属于“一般”的问题。非此，它只会离我们所致力于的“学科性”越来越远。 反本质主义者坚信其为本质主义文论作了一场体面的葬礼，但问题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反本质主义倡导本质的多元化，这本身并没有错，但错误的是，它在追求本质多元化的同时放弃了对客观真理和理论普适性的追求。马利坦曾认为，那种贸然取消事物本质与本性的思考，只是“显示了智慧的彻底失败”。[40]朱狄也指出，“认为每个时代中艺术只有一种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论是错误的，反之，认为艺术没有本质，则也是错误的。”[41]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反本质主义也不是毫无道理的，本质／非本质思维方式在文论研究中并非绝不相容，恰恰相反，二者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和兼容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思维方式的两翼，前者有助于我们对文学的核心内涵的发掘和深究，而后者则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本质的增延和开拓，使文学本质的内涵随着文学实践的发展不断被补充进新的内容。离开了前者的后者，必然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而离开了后者的前者则必然是凝固的、教条主义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文论研究走向绝对和僵化的歧途，惟有二者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才是文论研究的生机所在。此外，反本质主义者所宣扬的文艺学没有边界、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文艺学的文化拯救策略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他们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并以此来论证文艺学边界移动的合理性。其实，稍作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历史上没有形成对文学的确定理解，并不代表文学就没有界限，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文学都是有着自己的界限的。即使在最宽泛的理解中，也没有人会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包揽到文学之中。而且，从古至今，文学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非科学到科学的过程，我们现在对文学的理解毫无疑问要比以往的更科学。倒逆历史，用以往的泛化的文学观念来论证文艺学边界移动的合理性，姑且不说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就是从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无论审美活动如何超出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文学还是文学，它不可能变为广告、居室装修乃至城市广场、购物中心。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宣称文艺学的边界应该移动呢？文化固然应该研究，但文学同样应该研究，尤其是在当前文学领域存在着把文学当成纯粹的娱乐消费品的现象之时，就更需要我们深入去阐释文学的本质，也只有这样，才能对这种反文学的误区进行有效的矫正。另一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吗？当然，近年来，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区域差距在进一步加大，贫富悬殊也越来越明显，更重要的是，目前我们还有几千万人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此外，生态问题、能源问题、治安问题、交通问题等都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宣扬日常生活审美化，很显然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纸上谈兵。至于文化研究，我们大可不必对其进行否定，但也绝不能将其提高到取代文艺学的高度。 目前，尽管这场讨论仍然在持续，但是，这场讨论中关涉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不得不指出，那就是究竟该如何评价近几十年来国内的文论研究。正如《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一文所点出的：父辈学者大都持守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张扬一种以审美为中心的纯文学观念和纯粹精神生活方式；子辈学者则大都带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视传统文论研究模式为僵化的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传统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价值观念的产物，是过时的、已经无法应对现实文化现象的陈旧方法和观念。[42]我们知道，文艺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不过50余年，在这50年中，数代学者付出了辛勤努力，甚至有人为此还付出了生命。这些老一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当代文艺学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将这样一笔财富视作是“历史遗产”，并声称没有多少人愿意继承，这符合实际情况吗？此外，那种将“规律”、“原理”、“体系”视作是文艺学发展阻碍的观点，更加经不起推敲。如果说“旧”的文艺学是以建立“规律”、“原理”、“体系”为努力方向的话，“新”的文艺学就不如此了吗？纵观反本质主义者的持论，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不排斥“规律”、“原理”、“体系”，而且还特别注重“规律”、“原理”、“体系”的建构，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批评化”、“文化转向”等，这里面有哪一个不是包含着规律、原理和体系的表述？反本质主义者希望文艺学走出目前的僵局，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因此而轻视传统，这种极端的态度是较成问题的。当然，在此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弄出个青红皂白、水落石出。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非本质主义，其意义都不在于谁揭示了文学的“奥秘”或终极意义，而在于这种对立和博弈使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去反思文学理论的过去和未来。 此外，我们从《文艺争鸣》为自己在2009年所开辟的讨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的栏目命名为“关于文艺学的建构论与本质论的讨论”这一点上，以及该刊在一年内所刊发的若干篇论文之中，可以看出，这实际上透露出了目前关于这一讨论所出现的两点可喜的变化或曰转折：1、经过若干年的讨论，原先的反本质主义论者，在经过前沿性的反思、质疑、批判之后，在相当程度上又重新回归到学科理性上来了，在继续保持学术思考、理论话语的前沿性、批判性之同时，也对自己先前的观点、看法，作出了若干必要的修正。对于质疑、反对“反本质主义”的一方而言，情况同样如此。也就是说，论争的双方，越来越尊重、理解、同情、乃至一定程度上接纳对方的观点。应该说，这是论争过程中双方进行深度对话、良性互动的一个积极性的结果。2、即如上文所言，发生在新世纪的中国文论界的有关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论争，虽说一开始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立场、观念、话语的对立和博弈，但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对话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论争的双方会在“建构论”这一目标下实现大“会师”，眼下我们依稀已经听到了这一“会师”的足音。若其如此，这一论争自然要打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是，下一个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的重大问题域或曰话语场又在哪里呢？ [1] 秦剑：《“本质的悬置”：文学理论学科性之反思》，《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 李秀萍：《关于建国以来文艺学教材建设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3] 南帆：《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4] 和磊：《再谈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兼与盖生先生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5]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6] 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7] 张荣翼语，见《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 [8] 赵刚健：《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 [9] 参见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李西建：《文艺学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形态的重构——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10] 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11] 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12] 赵刚健：《复杂性思维与我国文学理论创新》，《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6期。 [13] 张荣翼语，见《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 [14] 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5] 王德胜：《为“新的美学原则”辩护——答鲁枢元教授》，《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16] 李春青：《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文学理论？》，《人文杂志》2004年第5期。 [17] 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18] 杨杰：《深化当代文艺本质问题研究之探析》，《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 [19] 董学文：《文学本质界说考论——以“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0] 童庆炳：《文学本质观和我们的问题意识》，《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1] 汤拥华：《告别与执守：有关文学理论的论争——由一篇商榷文章引发的商榷及感想》，《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2] 罗宏：《文学本质追问与价值观照》，《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23] 陆贵山：《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24] 唐铁惠：《试论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一致性原则》，《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25] 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暨南学报》2004年第2期。 [26] 方兢：《关于文学理论建设的思考》，《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7] 吴子林：《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28]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29] 毛崇杰：《知识论与价值论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评“新的美学原则”》，《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30] 鲁枢元：《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价值取向析疑》，《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31] 吴炫：《穿越阐释：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进路》，《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 [32] 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33] 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34] 郑惠生：《反科学倾向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东南学术》2004年第3期。 [35] 王元骧：《文艺学强调艺术本性的研究》，《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36] 王元骧：《文艺学不应回避艺术本性的研究》，《暨南学报》2004年第2期。 [37] 王元骧：《文艺理论的现状与未来之我见》，《汕头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38] 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4页。 [39]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40] 富尔基埃：《存在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41] 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42] 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原载：《文艺争鸣：当代文学版》(长春)2010年第1上期第26-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