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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杜甫在长安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正八品以下的小官)同年十一月，他赴奉先(今陕西蒲城)探亲。这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动乱已逼近眼前。但就在杜甫行经骊山时，唐玄宗还带着贵妃宠臣在华清宫避寒，君臣欢娱，流连忘返。而杜甫回到家时，见到幼子饿死，举家号啕的悲惨情景，作者感慨万端，滴泪和墨，写下了这首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这首诗记述了旅途及到家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从个人悲惨遭遇推及广大人民的痛苦，怀着忧国忧民的深厚情感，表达了“穷年忧黎元”的可贵精神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诗作深刻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是杜甫“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浦起龙《读杜心解》) 笔卷波澜的卓越诗艺。全诗熔铸了杜甫十年困居长安时对社会矛盾、人情世态的体验和观察，真实反映了李唐王朝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的现实风貌，是一面历史明镜。诗虽以“纪行”为线索，而仍以“咏怀”为主。全诗共五百字，“铺陈排比，浑涵汪茫”(邵子湘语)，“真恳切至，淋漓沉痛”(张上若语)，比阮籍等人《咏怀》之作更加阔大。施补华曾说过：“后人无此才气，无此学问，无此境遇，断断不能作。” 全诗分为三大段： 从诗的开头到“放歌破愁绝”为第一段。 回顾黯淡的往事，直面惨淡的现实。抒写诗人十年来理想和现实相矛盾的情怀。作者感叹空有远大抱负而壮志难申，但信念执着决不放弃理想。这一段主要是“咏怀”。 可分为二层：第一层开头十二句，开宗明义表达自己坚定不移的志向，顽强不屈的性格，字里行间又饱含着辛酸。劈头四句“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全是激愤的反语。杜陵布衣，是杜甫自称。杜陵在长安，该地古称杜，汉宣帝葬那里以后，始称杜陵；杜陵东南有少陵，是汉宣帝许后的葬地。因杜甫远祖杜预是杜陵人，杜甫自己也曾在少陵附近住过，所以自称“杜陵布衣”。布衣是指没做官的人。杜甫写该诗时，他已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冑曹参军了，已有官职了，可他仍称自己为布衣。这表明他对这一官职是不在意的，并很失望。这两句意为，我这个平民百姓，岁数大了，对生活的看法反倒更愚蠢、笨拙了。这种笨拙表现在哪里？后两句说，自己的志向是多么愚蠢，竟然敢私自里与传说中稷与契两个贤臣相比。“老大意转拙”表现在志向上。这里的“愚”与上句的“拙”字，说的都是反话，用反语来发牢骚。实际自己并不认为拙、愚。因为世俗之间都是这样说的，所以干脆他也用这样的话来说，带有发牢骚的意味。“拙”与“愚”对，作者天性“厌机巧”，不趋时，不随俗，自然是拓落而无所成就。然而诗人屡遭碰壁之后，执着于此，除非“盖棺事则已”，真有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已涵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已饥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杜甫在困境之中，正是以这种贤者风范、“稷契”精神自许，自勉，自爱，虽陷于穷饿冻馁，终以黎元百姓为念。“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表明诗人自比稷契、心忧天下的思想基础，是全诗精神之所在，后面大胆揭露“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象和深沉咏叹“默思失业徒”的博大情怀，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穷”时不愿“独善其身”，仍然为民担忧，这正是杜甫超过一般儒者的地方，也就是他诗歌中人道主义精神的聚集点。然而，作者与民同哀乐的热烈衷肠却不被人所理解，甚至受到“同学翁”的取笑。诗人可以面对同辈的讪笑而慷慨高歌、全然不顾；然而传统的儒家处世哲学不能不影响他。“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四句说，我的理想在现实中竟然成了大而无当的想法，可是我尽管头发白了，也甘愿为坚持这一理想而辛勤劳苦，直到我死了，我的追求也就算完了。但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希望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因自己坚持这一理想，所以，“穷年”，成年，一年到头。我成年都为百姓的困苦忧虑着，为他们的痛苦而发出叹息。“肠内热”，指感情很激动，如火中烧。“取笑”句意为，由于我坚持这大而无当的理想，所以就为同辈老先生们所取笑。“同学翁”，同辈人。“翁”字含有敬意。这里有讽刺、讥讽之意。他们越取笑我越坚持，放声高歌感情越发激烈。 这一层写诗人的理想，是“窃比稷与契”，辅佐皇帝，推行仁政。这一理想在客观上是碰壁了，而碰壁后自己仍然坚持。述说自己理想不得实现的情况。 第二层“非无”以下二十句，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写得百感交集，一步九折，娓娓倾诉出曲折变化的心灵历程。回环往复的情感脉络，抑扬顿挫的结构方式是这一层的要点。在这一节里，诗人反复陈述他欲进又退，欲退又进的思想斗争过程。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我不是没有那遨游江海的志向，也不是没有那自由自在过生活的打算、想法(这两句是指隐居生活)。可我毕竟没有那样去做。为什么？想到“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我一生正好碰上像尧舜那样的圣君，我不忍心和他永远告别。我还是希望在他身边辅佐他，实现其政治理想。杜甫所指尧舜，即唐玄宗。玄宗早年曾用名相，励精图治，出现过“开元之治”，这是杜甫产生“致君尧舜”，自比稷契大志的重要原因。不过这时的玄宗在他的心目中早已不是“尧舜”般的圣君了。这里还称其为“尧舜君”，只是—种恭维，同时也表明他对玄宗仍然存有一丝幻想。这两联前放后收，和“盖棺事则已”两句相应。“当今廊庙具，构夏岂无缺。”想法—转，“廊庙具”指能为朝廷效力的栋梁之材。意思是以现今的那些栋梁之材来说，他们来建造大厦，形成朝廷的政局，可以说人材不缺了。这分明是讽刺杨国忠当权下的朝廷虽然“多士”却缺少“仁者”，休想实现稷契之志。那我为什么非要想进入朝廷辅佐皇帝呢？这是我的本性所决定了的。穷且益坚，老而越拙，“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我要辅佐皇帝，就像葵藿倾向太阳一样。这是我的本性无法改变的。葵，冬葵。藿，豆叶。二者都有向阳的性能。一种封建士人忠于君王的天性至诚，又使他不能撒手离去。这两联前开后合，进一步申说了“不忍便永诀”之理。以上八句是指自己不肯去隐居，不肯飘然于江海之上。这是—种主观上的不肯；前面的理想不得实现，客观上碰壁；而这隐居又是—种主观上的不肯。请注意，在盛唐文人中要做大官，辅弼之臣，这是一种普遍思想。同时隐居飘然于江海，寻求个人的自由，也是盛唐文人的一种普遍现象。杜甫客观上碰壁，主观上不肯，这就与盛唐诗人有别了。“顾维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幕大鲸，辄拟偃溟渤？”看看精神境界非常渺小的人物(指朝廷里的官僚们)，他们只知为自己找个安乐窝，只知营私。既然大家都是这样，我干吗总要羡慕那大鲸鱼，动不动就要生活在广阔的大海里边。溟渤，象征比喻成就一番大事业。想到这儿不由得有点灰心了。 “以兹”之下八句，紧接着抒发他对长安官场“生活”的认识，一生不愿像蝼蚁只顾自营其穴，干谒趋奉以求富贵荣华。他偏以此为耻，甘心落到这种辛勤穷困的境地。“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由于看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对生活道理有所领悟，耻于与这些蝼蚁之辈同列，别人在那里钻营，我独耻于干谒那些活动。干谒，奔走于权贵势要之门，希望得到达官贵人的引荐。“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兀兀，勤苦。不能做官又不能干谒，所以到长安十年勤勤苦苦一直到现在。难道我就忍心为尘埃所埋没吗？不埋没又怎样呢？那只好再去寻求个人自由，去隐居，可自己仍然不想去。“终媿巢与由，未能易其节。” 我终于愧对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士(是传说中避世隐居的贤人)，做不到像他们那样，我终于未能改变自己的志向。未改变但也实现不了。“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沉饮，沉于饮酒。天天喝酒，用酒浇愁。借饮酒姑且求得一种安适。矛盾没办法解决，感情思想矛盾也没办法解决，于是大声唱起歌来，用唱歌破除自己的深愁。愁绝，极其愁苦。这一段写出仕不成，归隐不遂，理想不能实现，志向不可泯灭，写得百折千回，又—气流荡，腾挪顿挫又自然圆转，“一句一转，一转一深，几乎笔不着纸，而悲凉沉郁，愤慨淋漓，文气横溢纸上”。(吴闓生语) 从“岁暮百草零”到“惆怅难再述”为第二段。 这一段主要写途经骊山时的所见所感。高度概括地揭示了穷富对立的社会现象，大胆斥责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的荒淫腐败。由个人向社会，由咏怀而感时。 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岁暮”以下十句纪行写景：高岗风烈，凌晨霜寒，百草凋零，浓雾塞空，景色阴冷萧森。这昏暗凄冷的图景既是写旅途的艰难，也是为下文描写君臣欢娱作对比铺垫。同时，也多少有一点时局的象征，或者说是时代的悲惨、生活的磨难在诗人心灵中的投影。“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长。”一年到头百草凋零，风刮的强、大，天气冷，高冈上土地冻裂了。天空(峥嵘，本形容山势高大，这里形容阴云密布)阴的很浓、很重。我在半夜里从长安出发了。“中夜长”是为了赶路。“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天气太冷了，霜下得很重，自己的衣带忽然断了，手冻僵了不能马上接上。“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天将黎明时我路过骊山(位于陕西临潼，离长安很近。山上有温泉。唐代在骊山上修建了华清宫，是唐玄宗游玩避寒的宫殿，每到冬季带着杨贵妃到这里来避寒)，唐玄宗正在骊山上。“嵽嵲”，形容山势高峻，这里指代骊山。“蚩尤塞寒宫，蹴踏崖谷滑。” 蚩尤，传说他与皇帝作战时曾作大雾，这里代指天空中的雾气。这时天空寒冷塞满了大雾，脚踏山谷路很滑，不好走。 第二层“瑶池”以下六句，写的是另一幅图景，耳闻云中乐曲飘飘扬扬，目睹羽林军士来来往往，作者脑际自然浮现出君臣欢宴，赐浴赐食的豪奢场面。这几句在表面平静的叙写中，充满了沉痛之情，对玄宗君臣的享乐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戞。” 瑶池，神话里的地方。西王母居住在昆仑山上，有瑶池，是西王母常举行宴会的地方。这里指骊山上的温泉。说华清宫的温泉暖气蒸腾。羽林，指皇帝卫队，在那里摩擦撞击，意思是卫队的人很多。“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唐玄宗君臣留在山上寻欢作乐。乐动，奏起的音乐震动了广阔空间。可知君臣通宵达旦地欢娱，何尝关怀国计民生！不难想象，“赐浴皆长缨，与宴非裋褐”，被皇帝准予在温泉里洗澡的都是些达官贵人，而被允许参加唐玄宗宴会的也都不是平民。裋褐，粗布短衣。诗人联想及此，不禁怒火中烧，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前两句说唐玄宗君臣在那儿欢乐享受，同时这些官僚还要享受皇上的物资赏赐。彤庭，宫廷。宫廷里分给贵族官僚们的那些财物(帛——丝织品。在唐朝可作货币用。这里指财物)，本来是平民百姓那里织出来的，怎样到了宫廷的呢？后两句指官府用鞭子抽打着丈夫家里人，用横暴手段聚集收敛(搜刮)贡献给京都的。作者为哀哀黎民申诉请命，议论激切。“圣人筐篚思，实欲邦国活。”圣人，指皇帝。筐篚，盛东西的器具。这句指皇帝对大臣的赏赐。这里有它意：“实欲邦国活”，希望通过这种赏赐使国家兴旺，使大臣们尽职尽忠，为的是让他们为国效力。而“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作臣子的如果不理解这种道理，那皇帝岂不是白白地抛弃了这些东西吗？“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多士，人才。说人才充满了朝廷。仁者，爱人之仁。应该战战惊惊地对待皇帝的赏赐，应想到自己的责任。这些句读揭露深刻，入木三分，恳切沉痛。玄宗君臣享用的无一不是民脂民膏。但诗人限于封建君臣的名分，不得不表面为玄宗开脱两句，而指责朝廷“多士”忽略了“治国”的“至理”，其实却是“以责臣者讽君”(浦起龙)。 “况闻内金盘”以下展示了贵族与平民生活的强烈对比的画面，以描摹贵族行乐图为主。“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听说大内(皇宫内)的奇珍异宝都跑到外戚家里。内，指皇宫。金盘，代一切珍宝。霍是汉武帝时的外戚，这里指杨国忠家里。“中堂舞神仙，烟雾䝉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大厅里有舞女在跳舞，舞女们穿着烟雾一般的丝织品。而客人们都穿着贵重的貂鼠做的皮袍，同时宴会上还奏着音乐，那高亢的管乐器伴和着清亮的弦乐器的声音，而给客人吃的也都是最珍美的食品——驼蹄、橙桔等北方难以见到的水果。“神仙”“玉质”写迷于女色，“貂裘”“驼蹄”写生活奢侈，然而就在这奢侈场面的后面，诗人紧接着写出了百姓冻死雪地的惨然图景。 “朱门酒内臭，路有冻死骨”以下四句是第三层，诗人把贵族豪门的奢侈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悲惨生活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两幅贫富悬殊、触目惊心的社会画面，深刻反映了天宝年间阶级对立的现实。这既是杜甫的感慨也是对现实的高度概括。贵族之家他们的酒肉吃不完，堆在那里任其腐烂发臭，可平民百姓贫寒之家，饥寒冻馁，以至吃不饱，穿不暖，有饥冻而死的人。这两句诗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就在于对阶级社会贫富对立的本质做了形象鲜明又高度概括的描述，凝聚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厚的感情。这一段以“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收束，以高歌为长叹，转激烈为沉痛，忧愤之情溢于言外。“—荣一枯”在咫尺之间，就在这很近的距离内，有的是那么兴旺，有的是那么枯萎。荣，指“朱门酒肉臭”；枯，指“路有冻死骨”。这种社会现实，令诗人难以再说下去了，所以他“惆怅难再述”。心情很矛盾，很难受。这一如此无情的揭露，深沉的感怀，有力地体现了诗人“稷契”般“忧黎元”的心胸，对玄宗君臣“聚敛”、“欢娱”、滥赏等，实际是不欲“邦国活”的作为，深表不满和忧虑，正是上段内容的进一步深化。 这些感想、感慨、议论，仍然是在抒写他那仁政的理想。抒怀可看作是对当时时事的评论，是一种饱含感情的议论，这议论就出自于仁政思想。诗人以仁政眼光看现实，以仁政标准评论现实，它所揭示的君臣欢娱，鞭挞聚敛，暴力搜刮，他认为这些是不合理的，不合仁政，所以“仁者宜战慄”。但当权的多数并不是仁者，所以他才有“朱门”两句的贫富悬殊的鲜明对比。这同他的理想是尖锐对立的，但他又没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才讲“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从“北辕就泾渭”至最后为第三段。 这一段记述了归家途中行路之难和归家后惊闻噩耗而“抚迹”酸辛的情景，思绪也由感慨时事而转为隐忧将来。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北辕”以下十句，记最艰险的一节旅程。“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北辕，把车辕掉向北方，车向北走。从长安到奉先县往东北走，大致方向可说是北辕。就，接近。泾渭，渭水渡口。这里指泾、渭水汇合之处。向北走到渭水河边。官渡，官家设置的渡口，即又换了个地方。群冰，因是初冬天气，河上游已结冰，冰顺势冲下来。因冰很多，一眼望过去都是重重迭迭、撞撞冲冲的冰块。高崒兀，本形容山势，这里形容冰块重重迭迭的样子。“崆峒”山名，今甘肃境内。因泾渭水源都在同一方位，我猜想冰是从崆峒山流下来的，唯恐它将天柱给撞折了。天柱，神话传说天是由几根柱子撑起来的。这几句说，冰由西流下来势很猛，—眼望过去重重迭迭、滚滚而来，令人怀疑它从崆峒山倾斜下来，担心它会把天柱冲毁。“群冰”四句不唯“点缀行役景色”（浦起龙)，实则“皆是隐语”(《杜臆》)，象征上段所叙玄宗的荒淫腐朽、社会的荣枯迥异必将造成巨大的动乱和唐室的危殆。“河梁幸来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幸好河上架的桥梁没被冲毁，尽管如此也很危险了。支撑的桥柱子在冰水冲撞中发出窸窸声音来了。行旅，行人渡河时从桥上走互相搀扶着往前走。不可越，很难通过。这几句说，行人担心河太宽了，桥又这样危险唯恐过不去。写景“实中有虚”，实是写旅途艰辛，群冰暴涨，川广难越，虚是写“隐语，忧国家之覆地”(王嗣爽语)，形象地暗示了安史之乱前的动荡局势，以担忧“天柱”折断表现诗人内心惶惶不安的情态。 “老妻”以下十二句为第二层。写诗人急于归家，而长途跋涉后，迎接诗人的不是合家欢聚的天伦之乐，而是号啕哭声。国难、家忧一起袭来，诗人博大的心胸再—次想到了更加悲惨的苦难中的平民。“老妻寄异县”，老婆寄居在其它县份，不在一起(指在奉先县)。十口，指一家人(不一定实数)。隔风雪，有风雪隔阻，不在一起。“谁能久不顾”，谁能长久不顾念自己的家室呢？“庶往共饥渴”，我很希望回到家里与他们共饥干渴。这四句是叙写诗人“赴奉先”探妻以“共饥渴”的意向。“入门闻号咷”四句叙写不料未及进门“幼子饥已卒”的悲哀，“共饥渴”的愿望竟成画饼。自己那么希望回到家中同家人一块生活，可一入家门就听到家人在痛哭。为什么？自己幼子饿死了。“吾宁舍一哀”，我宁可不哭，忍住悲痛，可邻居们动情很厉害，悲痛地哭起来。说明境况之惨。“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我深感惭愧的是作为一个父亲，我没办法供给孩子们足够的吃食，以致使他不到成年就死了。家人的“号咷”，诗人的哀哭，邻里的“呜咽”，似乎都传入读者耳鼓而为之一洒同情之泪。这幼子饿死的惨剧和骊山君臣的“欢娱”不也正是“荣枯”的鲜明对照吗？后四句叙写诗人此时既愧且疑的心情。“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我哪里料到丰收之秋，庄稼熟了，在贫寒人家竟会发生饿死孩子的不幸事故？联系前段所写的“聚敛贡城阙”，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层是最后八句，诗人由自己辛酸的人生经历联想到“平民”和“失业徒”，产生了“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无比深广的忧国忧民之情。“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我现在已是一官僚了，按唐朝法律规定，官吏可免租免税，不被征兵打仗的。一般百姓沉重负担我都没有了。“抚迹犹酸辛”，思量自己这番遭遇尚且很辛酸，那没有我这特权的普通百姓，更是骚动不安了。此时杜甫由个人家庭悲剧引起更为深沉的思考：那些交租又服役的平民，其生活的困苦怎堪想象!“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默默地想到“失业徒”(指丧失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的人)。“因念远戍卒”，就自己之事想到离家千万里从军打仗的人。“忧端齐终南”，忧端，忧愁情绪之高与终南山相齐。愁深如澒洞——浩大，无边不可收拾。诗人稷契之志、“穷年忧黎元”之心，促使他推己及人地关怀天下破产的农民、远戍边疆的士卒。想到这里，诗人内心的忧虑已不可压抑，无法收拾了。全诗在“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这样强烈的忧郁而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中戛然结束。 综观全诗，虽有纪行的内容，但以咏怀为主；而无论咏怀、纪行都以志存稷契、心忧天下为中心、为灵魂，贯穿全篇。诗人运用赋的手法，间以比兴，杂以议论，抒发他胸中强烈的忧郁愤慨，创造出波澜壮阔，起伏转折，突兀翻腾，汪洋恣肆的情境。该诗内容很广、很丰，在杜甫诗风的形成中，和唐代诗歌从盛唐向中唐转折、过渡中，都是—篇极有意义的作品。 第一、它极为鲜明体现了面向广阔的社会，注视民生疾苦的创作倾向。这倾向同盛唐诗人以表现高昂情怀为主的倾向是不同的。 第二、诗中写杜甫个人政治上的失意，理想落空而又执着于理想。不肯避世隐居，也不肯俯就干谒，又不甘埋没风尘，于是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这些思想上的矛盾，反映着他已从盛唐诗人高昂、洒脱的生活风貌中蜕变出来，从高扬个性而转向心系家园、萦怀现实的生活态度。在这里可以和李白对比一下。杜甫早年所怀抱的理想，整个生活态度是深受盛唐文化熏陶的，因此他的生活态度也基本是盛唐的。如他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设想，以及日常生活的方式都和李白差不多，甚至他的不幸遭遇几乎和李白在性质上也是—样的，而且这两人也有同样的认识。如李白的《梁甫吟》说，当今世上是“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真正有聪明才智的贤德之人，那则需要藏起来，而那些愚蠢不怎么样的人倒是那么很得意。所以世俗间都看不起我，轻视我，把我看得像鸿毛一样轻。这是李白的遭遇。杜甫在《五百字》中理想“居然成濩落”，成了大而不当的东西。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现实不相容。所以杜甫也是“取笑同学翁”，也是被人耻笑的。在遭遇上二者差不多，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对个人遭遇的态度是不—样的。李白在《答王十二》里“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既然朝政是这样混乱，我就不在朝里做官，我何必侍奉你。于是李白就去隐居、求仙。这方面在诗中表现很多。可杜甫就不一样。“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他不忍心离开皇帝，不像李白那样“严陵高揖汉天子”，而且讲如同“葵藿倾太阳”一样，自己的本质无法改变了。再有李白动辄隐居、遨游江海、求仙，而杜甫是“终媿巢与由，未能易其节”。原先讲“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受盛唐文化熏陶也一度想过遨游江海的问题，可最后的结论是“终媿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还是不能去隐居。所以盛唐诗人如李白的那种风貌到杜甫这儿逐渐减弱、消失了，即高扬个性，寻求自由没了，亦即盛唐风貌的消失。与此同时，以李白为代表的自负、自信，在杜甫身上也没了。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风云盛会起屠钩，大人堄屼当安之”等诗句都是一种自负、自信的表现。而杜甫在他诗中像以上的话是读不到的。那他比李白多出什么东西呢？多了矛盾纠结、体味不尽的感情，迂回曲折，起伏不定，矛盾纠缠，没办法解决的感情冲突。如“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这是一个矛盾。“终媿巢与由，未能易其节”，但又不能去隐居，那怎么办呢？既不肯干谒，又不肯埋没，又不肯隐居，而理想又无从实现，那又怎么办？根本无出路。这种矛盾纠结在他心里形成了一种沉郁的心情，所以“沉郁聊自适，放歌破愁绝。”没办法只有靠喝酒唱歌给自己解解闷。实际这种郁闷是解脱不开的。这郁结的精神状态，在二三段结尾一再出现“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就是这种郁结感情自己解脱不了。“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这忧愁既深又广无法收拾，无法解决。所以杜甫精神不能像盛唐诗人那样飞腾了，他不能飞越世事之上来俯视人间，缺乏这超越精神，所以他只能眼看世事，形成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也形成了那沉郁顿挫矛盾纠结的情状。杜甫和李白不一样，和后来的白居易也不一样，他始终处于不能求得心理平衡的一种状态。李白的心理可以求得平衡，白居易也可以求得平衡，唯独杜甫做不到。所以杜甫恰好是盛中唐过渡时期的一位伟大的诗人。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三段之间又互相关联，第一段叹抱负难于实现，第二段揭露社会黑暗，最高统治者耽于享乐，外戚豪奢专权，“多士”盈于朝廷而贤者不被重用，这也是对第一段感叹壮志难酬的间接解释，第三段象征性地写出国家摇摇欲坠的形势和人民深沉的苦难，也就是对第二段揭露社会黑暗的深化和补充，而同时又加深了第一段中“穷年忧黎元”这一中心思想的意义。这一中心，既表现了个人的政治遭遇和抱负，又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唐帝国种种衰败和腐朽的现象，举凡所见所感，莫不与时代息息相关。诗人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对当时的社会作了回顾，写实，预言，堪称鲜明而形象的“诗史”。 长诗叙事抒怀，最忌平直板滞，缺乏风骨激情。杜甫此篇开端即以突兀的反语表明素志，令人感到一股积蓄已久的感情潮水破闸而出。接着诗人便坦开胸怀，任郁愤的浪涛滚滚奔流，或“叹息肠热”，或“浩歌激烈”，或欲“潇洒江海”而又不忍“永诀尧舜”；或讥“廊庙无缺”，又感“葵性难夺”；或蔑视“蝼蚁”，自负“大鲸”，而又“耻事干谒”，“甘为尘没”；既“愧对巢由”，又“难易其节”。纵收开合，起伏转折，终于只得“沉饮”、“放歌”而已。大段的抒怀，不但不使人感到平直板滞，反令人得以窥见诗人胸中稷契之志、黎元之忧和当时朝廷黑暗，矛盾斗争所激起的感情波澜。二三两段均有纪行，但文字不多，主要是“缘事而发”的议论、抒怀。胡夏客就曾评道：“诗凡五百字，而篇中叙发京师，过骊山，就泾渭，抵奉先，不过几十字耳。余皆议论，感慨成文，此最得变雅之法而成章者也。”诗中“发京师，过骊山”的叙述或暗或明地寄寓着“荣枯”的对比以及对统治集团的谴责。至“彤庭分帛”十句则大发议论，正面揭露、抨击，如洪钟震耳、激浪惊人，闪耀着诗人志存稷契，心忧天下的思想光辉。紧接揭露“卫霍”荒淫之后，把“荣枯”的悬殊现实更凝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名联，使感情的浪涛卷起巨澜，震撼千古。强烈的对比在揭露的深刻程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泾渭”的描写隐喻政局的险恶，情景妙合；“抵奉先”的叙事，哀思汹涌；而后推己及人，想到天下平民，终于忧念的波澜，跃出胸腔，翻腾飞升，高比终南，达到一种“函盖万有”(翁方纲《神韵论》)的崇高境界，真可谓淋漓慷慨,“穷极笔力”，给读者留下无穷的感喟和思索余地。 与表现内容相适应，这首诗在艺术风格上体现了杜诗的典型特征：沉郁顿挫。杜甫自谓之，后人也多以之相许，本篇可说是这种风格的杰出代表作。所谓“沉郁”是指诗中所渗透的深厚的忧虑意识。这首诗，悲忧之情始终笼罩着全篇，形成一种博大深沉而拂郁不平的境界。“顿挫”是指诗的转換承接上跌宕多姿，一进一退，欲扬又抑，波澜迭起，层层推转。 全诗叙事、说理、抒情有机结合，又以议论为主，表现襟怀，探索人生道路，指斥君臣过失。叙事为议论作铺垫，讨论又为叙事“点睛”。深沉的议论引发出炽热的情感，情感的显隐又随议论的进退而起伏。全诗将叙述、议论、抒情三者融为一体，这与多数盛唐诗人不追求客观现实的叙述，而着重于诗的抒情特点显然有所区别。但在杜甫这种写实的倾向中，感情的抒发并不是不重要的，相反的，深沉的感情之表现，恰是这种写实倾向的重要特征，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这又反映着杜甫创作倾向中仍保留着盛唐诗风的影响。 “风格即人”。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他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生活、所怀有的思想感情，以及他所选择的题材和所采用的结构、语言等等的综合表现。简言之，本篇之所以具有这种风格的典型性，正因为它最集中地反映了杜甫身处暗世逆境而心忧天下的胸怀、悲怆感情，并通过真实的题材、独具匠心的结构、朴拙精纯的语言、波澜壮阔的气势表达出来，这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自然妙合，产生出这样异常感人的艺术风格而为后世无数人所效法却难以企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