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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安的《色•戒》在大陆不温不火地上演，这与在台湾和香港首映时的热烈还是有所失色。尽管票房相当不错，看两遍的观众还不在少数。但风头却不够强劲，也许气势已在港台耗去不少，或许也因为在大陆造势过于提前，真正出场反倒过了那个兴奋劲。想想前一个月的中秋节晚上，香港台北都在上映李安新上市的电影《色•戒》，两地都创下了票房纪录，更是刷新了李安本人在两地的首映票房纪录。在这个传统中国人团圆的节日，人们对一部电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香港的热闹自是不必说，台湾就有不少花边传出来，据说马英九看得泪如泉涌，而谢长梃则于谈笑风生中看得无动于衷。这也难说是二人都是真性情，还是政治作秀。总之，一部电影首映如此调动情绪和话题，也是令人称奇。虽说李安是华人文化的骄傲，他的电影代表了亚洲电影所达到的一种高度。《色•戒》刚刚在威尼斯拿了金狮奖，趁着热乎劲，在台港首映立即制造轰动效应。这次的动静如此之大，恐怕还不只是因为李安导演，可能与这部片子的情色传闻脱不了干系。王佳芝（汤唯）的七分钟全裸出镜的高潮戏，当是观众期盼的一个看点。而这七分钟偏偏又被大陆审片部门剪去，这就更显出原汁原味的七分钟之宝贵。这七分钟就是一个磁场，所有人的目光都会为它吸引，没有了这七分钟，磁场就被屏蔽，那里有什么东西被遮蔽了？ 这七分钟有那么重要吗？可能吧。我宁可认为李安是一个真下工夫做电影的人，他对张爱玲的理解准确或独到吗？才有这七分钟的身体无限的动作。当然，作为一个大导演，李安是否准确理解原作并不重要，反其意而用之也未尝不可。不过，《色•戒》可谓是张爱玲极为出色的作品，李安从中获得的启示一定不少，要去辨析影片与原作的差异无疑难度极大，二位极端出色的艺术家都有各自的微妙处，就是这微妙处是各自艺术所达到的某种极限。在这微妙处的差异中，隐含着的可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艺术本质问题。在我看来，电影与小说就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它意味着的是当今时代不可避免的电影与文学的一场生死搏斗，而搏斗的要害处就落到了情欲上。我们不妨这样说，李安对张爱玲小说的改编，隐含着电影与文学展开的一场情欲大战。 为什么要有这七分钟？李安并不是巴塔耶式的情色艺术家，他腼腆且传统，儒雅而平和。我们会说这不过是人的外表，与艺术家的心灵世界相去甚远。但李安做电影之认真虔诚当是众口一词的事，他不习惯也不必要玩弄什么花招。如果这一切前提都可靠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到影片本身来看看这七分钟有没有必要。 我们当然会问这部影片到底在讲什么？主题之类的话题肯定是老套了，21世纪的电影还谈什么主题？其实无论如何主题都是逃不脱的，不管你是荒诞派，还是表现主义，或者解构主义，都会最终落下主题的痕迹。只是当代电影的主题越来越难以概括，越来越不那么简单明确。不说主题，就说故事；不说故事，就说一点情节。否则我们无法更深入一些阐释这部影片。李安这部电影故事情节还是很清晰的：漂亮的女大学生王佳芝只身一人逃到香港，在那里她结识了邝裕明等爱国青年，他们一起演出热血话剧，畅谈人生。为了表达抗日爱国的决心，他们策划一起暗杀汪伪政权的汉奸特务易先生的行动。这是一个美人计，通过年轻貌美的王佳芝来实施，王佳芝骗取易太太的信任，接近易先生并制造机会行刺。王佳芝按照计划接近了易太太并赢得了易先生的好感，但在暗杀计划即将实施的前夜，易先生却突然返回上海，让他们的计划落空。三年后，王佳芝重新回上海，寄宿在舅妈家过着落魄的生活。遇到当年彼此暗恋的邝裕明后，她重新加入未完成的刺杀计划。重新见面后，易先生寻找机会和王佳芝在隐秘住所见面，疯狂发泄般地和佳芝发生肉体关系。多次性爱让两人都越陷越深。在一次安排周密的刺杀行动中的最后关键时刻，王佳芝几经内心剧烈矛盾冲突，终于提醒易先生逃跑。结果军警封锁了大街小巷，王佳芝和伙伴们相继落网，易先生亲自批令，王佳芝被枪杀身亡。易先生坐在王佳芝住过的床边，心情惆怅而失落。 影片的故事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情节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的改动，而张爱玲的小说也有原型，这是1939年的“丁默村遇刺案”。主角就是当年沪上有名的美女郑苹如。张爱玲在1950年写《色•戒》初稿，完稿却并没有拿去发表，居然在抽屉里放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直到1978年4月11日，台北出版的《中国时报》副刊《人间》才发表了张爱玲这篇《色•戒》。张爱玲在卷首语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说一篇小说要经历30年的反复斟酌修改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张爱玲并不是那种磨蹭的作家，她历来出手很快。这篇小说当然有隐情，要说出的与背后的东西显然有相当复杂的关系。这篇小说原型故事的主人公丁默村，汪精卫重用的特务头目，与胡兰成虽然不是一路，但也有相近之处。胡兰成做汉奸的岁月，也是过着刀口舐血的日子，与周佛海等人明争暗斗，背后的刀光剑影时时透着杀机，当时与胡兰成打得火热的张爱玲不是不知道。郑苹如的原型故事，张爱玲显然是联想起自己和老胡的旧事。很明显张爱玲这回投入了自己对男女情爱的切身感受，那是她用青春生命和声誉才得到的体会。才会有“无所谓值得不值得”的自慰，才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叹。但郑苹如是英雄烈士，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事，放在文学史中可能还算是才子佳人浪漫风浪；放在历史中则是上不了台面的烂事了。张爱玲动笔写作此小说时30岁，显然也不会昏聩到要把自己与郑萍如比试一番。她只是想为自己做点开脱，即使是英雄烈士，还会爱上汉奸呢，何况她一个文学女子呢？这样来看文学都太狭隘了，抛开张爱玲的经历身世，张爱玲想表达的也就不过是女人对爱情最根本的要害是什么？ 这里我们不去管故事原型，我们只管李安的电影到底要说什么？怎么说了这个故事。这个美人刺客的故事不算新颖，关于二战的影片和小说不少都写有这类故事。我们要抓住李安电影叙事的两个要点：刺杀未遂与情爱。在影片中，这两点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刺杀未遂是因为王佳芝最后被那枚六克拉重的钻戒所打动，男人用了重礼表达了对她的爱，她动心了，在最后一刻，放了易一条生路，结果把自己的命搭上了。在小说中，刺杀未遂是因为动情，两个人最终有了情。王佳芝放易生路，结果却被易所杀，杀了王的易却还有一大段心理活动，那真是透到人性的骨子里去了： “……美人临时变计放走了他。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 “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 如果认为张爱玲在这里是在描写易先生心中真爱王佳芝，那就错了，这是极致的反讽，一个男人杀了放他生路的女人，还要在灵魂中占有他，还要指望她至死还爱他。这是张爱玲对男人灵魂最有力的暴露了，没有什么比这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情”更为卑劣的了，也没有什么灵魂比这个灵魂更为丑恶的了！ 张爱玲要写出的是男女爱情的错觉，女人试图抛开历史、敌意、责任的爱情只能是悲剧性的结果！其实那句话也是反讽：“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通过阴道才会给女人留下铭心刻骨的心灵印记，但又如何呢？结果已经说明了一切，但张爱玲还要用“爱情没有什么值得不值得”来开脱。她留下的其实是迷惘，结果是理性的，而开脱则只是情感的执拗。如果不这样开脱，张爱玲本人的爱情就如王佳芝一样，其可悲那还用得着说吗？ UID 399 帖子 369 精华 1 积分 10 阅读权限 100 在线时间 3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0-20 最后登录 2008-6-22 查看详细资料 TOP 蓝雪 版主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8-6-23 00:25 只看该作者 但影片花了那么重的笔墨描写他们的性爱情景，那就仿佛真就是通过“阴道”的爱情起了作用，王佳芝爱上了易先生，结果放易生路，自己和其他五个同伴丢掉性命。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王佳芝的爱情依然是不确定的，一个女子卷入这场暗杀，这本身就是个人冲动和历史荒谬相混合的事件，即使是身体的奉献，王佳芝也是不由自主地卷入，既是任务，也是男女情境使然，她始终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关系。她与易交往的那些场景，半真半假，似真如梦，只是在那个购买大钻石的现场，她才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可能爱上了易，王佳芝看着易先生，小说写道：“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同时意识到爱情的发生，而且要做出对一个人的生或者死的决断，这对于一个女子无疑是过于艰难了。在这样的场景中，爱情是真也没有意义，因为，如果离开这个场景这个时刻，理性有可能重新回到王佳芝的意识中，她会作出更为恰当的判断。但问题在于，就在这样的时刻，她要做出杀人的决断。张爱玲的令人惊异之处在于，王佳芝是在这样的时刻意识到“易可能真的爱她”，就在她参与的暗杀要行动的时刻，她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是巨大的悲剧性的反讽了。他们的爱情只能是一个错觉，当然也是一个错误。 小说中所有这种关于男女情爱的复杂性都无法复现了，李安抓住的或许就是那句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这才下足功夫要用那七分钟来做底，给予王佳芝爱情一个理由，也是给她放走易一个理由。 对于李安来说，就靠这七分钟了，电影图像就靠这视觉冲击心灵了。 说这七分钟重要吗？也重要；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剪去也不影响剧情，也未尝不可。说这七分钟是追求视觉刺激也有可能，这是当今视觉文化的大潮所致，消费社会就是追求感官解放，这股解放的潮流汹涌而至。现在讲男女情爱的电影，没有强烈的感官效果那是对观众交待不过去的。仅仅靠思想深厚看来是不够了。感性解放潮流的现代源头可追自尼采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那是狂放不羁的身体哲学。巴塔耶显然是真正实践和发挥了尼采哲学的这一方向，他才会极端沉醉于感官的写作，而且把最具肉体情色的书写与宗教神灵结合在一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人马尔库塞把感性解放理解为艺术的任务，并且是人类精神解放的最生动的体现。这些哲学方面的解放思想，最终的结果要由大众传媒文化来实现，特别是影视和音乐，也是图像艺术和声响艺术，借助后现代电子工业，把后现代时代的感性解放推到极限。李安之“纵情声色”，实在是这种后现代文化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的某种体现，也是华人影视文化对西方感性解放潮流的回应。尽管说李安做的电影完全是西方化，但用于表现华人的历史和人性，那总是打上了某种中国文化印记，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这种特质过去总是以比较含蓄的方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关于身体叙事方面克制有加。现在，发展到今天，中国文化的含蓄的限度也有所开启，也要汇入感性解放这一潮流。 情色在这部电影中还并不是噱头，也并不是表面化地呼应感性解放的潮流。情色在这里用于探究女性的心理、意识以及命运与“性爱”到底有多深的关系。王佳芝为一时的豪情冲动以女子之身献于民族大义，为了取得与男人交合的经验，她献身于同党男子梁润生。在小说中，王佳芝因此遭到同伙们的冷落，一个女子的勇敢与选择，并未获得尊重，这是重要的细节，王佳芝后来与易的性爱能在她身上留下烙印，与此有关。但影片却没有表现。女子的命运如此，都因与“性”相关。然而，不与“性”相关，女子的行动又如何神奇呢？王佳芝终究与易先生搭上关系，两人的性爱扭曲变形，那是承担着历史谬误的性爱，也是人性难以解脱的挣扎。历史、政治、人性在那样的时刻奇怪交织在一起。但身体却是最实在的，李安的影片试图解释：女人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刻，超出了历史和政治。 张爱玲才能在她的这部小说里说出那么精辟而极端的话：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 “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 虽说借用的是谚语或是什么学者的话，王佳芝未必明白，张爱玲也未必全然赞成，但张爱玲肯定是想过这样的问题，她至少有一些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张爱玲，一般女子，打死了连想都不会想这样的问题，当然更不可能明着说出来，半信半疑地让人去琢磨（当然也没有男人敢这样放言）。或许如此极端的言论才点出事物的真相？或许这就是那篇小说的文眼？李安的电影就是要抓住这个文眼？那七分钟，露骨的情色性爱，才会在女人身体和心灵上烙下印记，以至于在那个关键的时刻，不愿意让那个穿过自己身体的男人死去。女人的性爱在如此特殊的年代被投入历史/政治，又试图以自身的力量超出政治/历史。这是性爱的胜利吗？是女人的胜利吗？王佳芝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她献出了年轻美丽的生命。“性”最终成为女人对自身的嘲讽。但是，这里依然有抗议之声溢出：为什么女人只有身体，而且女人献出身体还是无济于事？女人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政治，但历史和政治，支配了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载责任、任务和献身，这就是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个人之悲剧的症结。 如此说来，那七分钟却是相当要紧的了。那是一个年轻女子试图驾驭现代历史/政治的一个英雄主义的时刻，又是女性现代悲剧史的全部缘由。这是身体的政治学，中国现代历史的悲剧性意义的全面概括。李安就这样把一个文学文本中未定的复杂意味，简化为身体的激烈行动，让身体决定大脑及其行动。 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这部电影让人想起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英国小说《针眼》（the eye of needle），作者肯•福莱特（Ken Follett ）因为这部小说风云一时。《针眼》一俟出版就博得好评如潮。被认为是一部“最好的写二战的间谍故事”（《出版家周刊》），《时代》周刊、《纽约时报书评》对其赞扬有加，短时间内被译成30多种文字，销售量达1000万册以上。1981年被Richard Marquand 搬上银幕，同样让观众痴迷不已。这个故事讲述二战期间，受希特勒赏识的德国间谍费伯（代号“针眼”）发现了二战中最大的秘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真相被费伯识破，他要设法把情报送到德国情报部门。费伯送情报途中遭遇天气变故，流落到露西居住的荒岛上。露西这个美丽的女人同样红颜薄命。她的丈夫戴维即将成为飞行员，却在新婚那天车祸中失去了双腿。他和妻子露西避到荒凉的“风暴岛”上居住。戴维始终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与露西的感情难免常常摩擦，内心的隐痛使他们渐渐淡漠。直到某天，送情报途中历经艰难的费伯带着满身伤痕出现在露西门前，这两人干柴烈焰，迅速坠入情网。然而，戴维发现了费伯的秘密，并试图杀死费伯，却反遭费伯杀害。关键的时候，费伯却没有杀害露西，结果死于露西枪口之下。一段异国男女情缘，在战争年代演绎为生死之敌，老牌的间谍死于情人之手，而露西捍卫了国家利益，却失去了她的爱人。她的撕心裂肺般的痛哭，也无济于事。他们的爱被置入历史政治中，它不得不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的爱只能有一个错误的结果。 张爱玲当然不可能受到福莱特的影响，但这部电影相信李安是知道的。《色•戒》的故事与《针眼》也相去甚远，只是战争年代男女之爱卷入敌对是非这一点二者有共通之处，且《色•戒》是女人心软，《针眼》是男人手下留情。结果都死于对手。在张爱玲的描写中，她要表达出女人之爱如何暧昧不清，一旦被外在的历史政治、责任任务裹胁，它就变了质。张爱玲也试图表明，女人的爱欲具有身体性质，它与个体的生命本能融为一体，它也有可能超出责任和利益，但这一切只是在一个紧迫的情境中女人的体验，而且也是女人的困境，女人最终无力承担这些。在《针眼》里，费伯或许是男人的品性使他下不了手杀害一个给过自己爱的女人。王佳芝的心理要复杂得多，她在易先生这里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电影有相当细腻的刻画，易先生的那种压抑怪戾的情欲，其实也投合了她内心的情欲焦虑。她身处于那样的困境，心理和肉体都遭受着奇怪的分裂，他们的爱欲陷入了政治的沟壑，他们在里面挣扎，他们几乎就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仅仅在情欲的本质意义上），他们都从颇为变态的情欲中找到一个压抑的宣泄机制，在王佳芝那里，那是年轻的冲动、历史的重负、国家的责任加诸她身上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任务的临近，变得愈来愈大，使她几乎就是身处险境。在这样的时刻，决断就是性命攸关的事。这样的时刻决断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决断。当然，张爱玲的小说描写的那种暧昧与复杂，在电影里就变为强烈的视觉刺激，变成身体剧烈的变态的动作了。电影要靠王佳芝那几个眼神，那么细微的表情要传导内心活动几乎不可能，李安的电影要在这样的时刻作出重大的决断，只有靠过去的床戏的铺垫了。那就是另一种情爱，那就只能是镌刻在身体上的情爱了。在那样的时刻，她左右摇摆，那是使命与身体直觉在搏斗。只是那一时刻，直觉和女人的本能占了上风——那是通过女人肉体深处的情欲记忆，情欲通过身体铭记在女人的心灵上，也铭记在本能中，它促使王佳芝用“身体”作出决断。这是超出理性，超出利益和责任的决断，当然也是超出历史和政治的决断。在这里，情欲战胜了责任，也篡改了文学。 它当然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的决断，对于王佳芝如此，对于李安也是如此，电影告诉公众的，就是如此简单而草率的真相。 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叙述。对于李安来说，情欲的情节在这部电影中就显得颇为要紧，那些身体扭曲就成为他们心理、精神和命运扭曲的隐喻和外部显现，没有这些扭动身体，没有身体的狂歌乱舞，那种始终压抑的内在悲剧性就不能爆发出来。就不能在身体和心灵上重新镌刻绝望的印记。电影艺术的力量现在就总是产生在这样不可思议的时刻，这里已经不能在敌意、在可计算的利益的层面来思考，也不能在我们业已确认的那些宏大概念的框架中来理解，而是在超出所有被规划的概念的界线之外，去体验人性的极限，去体验生命之不可承受的失误，去感受命运深渊般的失落。在这样的意义上，不管对于女人还是男人，情欲就是毁灭，就是复活，《色•戒》就这样复活了人性最深处的本质，人性甚至野心勃勃要战胜历史的是非。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