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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山歌是客家下层民众在山野间即兴唱出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被誉为天籁之音，是客家文学的明珠。关于客家山歌的渊源，学界长期存在争论，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澄清的模糊问题。以往主流的观点认为，客家山歌直接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中原文化传统，所以客家山歌根在中原。其实这是从中国文化研究中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论推导出来的虚假结论。大量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客地。本文仅述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一、关于客家山歌渊源诸说 对于客家山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我国研究民间歌谣的先驱之一钟敬文先生对广东疍民歌谣和客家山歌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客家山歌显得非常质朴、含蓄、委婉，并且婉转、缠绵，具有音韵上的美感，这主要是继承了六朝以来乐府诗歌的传统，因而提出了客家山歌与南北朝时南方民歌相似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若把它用南北朝的歌谣来打譬喻，那么，山歌是南方的清商曲——子夜歌、懊侬歌、读曲歌等。”[1](P236)后来他又把客家山歌使用双关语的情况与《乐府诗集》所载六朝江南歌谣《子夜曲》、《华山畿》、《读曲歌》常用的双关语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双关语在民歌中用得那么普遍，“最大的原故，是歌谣为‘口唱的文学’，所以能适合于这种‘利用声音的关系’的表现，尤其是表现关于恋爱的文艺——如私情诗——这种婉转动人的方法，更切用而且多用。”[2](P251-254)这是通过修辞手法的比较，进一步肯定了客家山歌可以溯源于南朝江南民歌。 但是，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导论》问世，客家人是晋代以来中原移民后裔的观点流行之后，直接把客家山歌的文化渊源追溯到中原的观点勃兴，大有成为定论之势。首倡此论的是罗香林的老师朱希祖先生，他在为罗香林《粤东之风》所作的《序》里说：“客家是汝南的遗民，就是《周南》的嫡裔”。显然，这是从客家人来源于中原推导出来的结论。当然他也从内容和风格上作了论证，他将《诗经·国风·周南》与客家山歌作比较，认为： 《周南》的诗，共十一篇，开首第一篇的《关雎》就是情歌，他思念所求的淑女，甚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尤其是《遵彼汝堞》这一章诗，所谓‘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已见君子，不我遐弃’，这种热烈的感情和客家情歌中《见心肝》等篇，不相上下，多是赤裸裸地直喊起来…… 简单地说，就是客家山歌以歌唱爱情为主的特点，以及表达爱情的直率、热烈风格都源于《诗经·国风》的传统，特别是源于《国风》中《周南》一组诗的传统。这一观点为后来多数研究者接受，并有所发挥。王耀华从“客家文化之源在中原”这一前提出发去探寻客家山歌音调的源与流，把客家山歌音调之源“追踪到客家先民的祖居地——河南、陕西等地”，进而追踪到西北，以及“客家民系历代从中原往南迁徙”沿途所经省份。[3](P143-158)胡希张等认为：“客家山歌，是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的。它的根在中原。”又认为“现在的客家山歌，其‘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在《诗经·国风》诗中已有所运用……盖因客家先民不少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形成了客家这个高文化层次的民系，许多人谙熟诗词歌赋，对于这个民系的民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客家山歌，上承中原文化传统，下贴人民群众生活，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4](P424-425)客家文学史专家罗可群也认为，“客家先民虽屡经迁徙，但《诗经》的美学价值一直在发挥作用。……《诗经》中的‘风’、‘雅’、‘颂’，自然都有其借鉴作用，至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更是可以直接拿来，或者是间接移植。客家山歌中大量赋、比、兴的实例，早已使人们准确无误地认识到客家山歌上承《诗经》传统这一事实。”[5](P344-345)凡此种种，无非是客家人来自中原，客家山歌继承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传统的不同表述罢了。 随着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关于客家民系的源流，已经有许多新的成果，客家人就是晋代以来南迁中原移民后裔的刻板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许多研究者认识到，客家先民自中原南迁途中，与途径地的人民有过文化交流，到了赣闽粤交界区域后，又与当地土著——包括畲瑶——等南方少数民族相互融合，因而客家山歌的文化渊源，也应包括客家先民南迁途径地的文化因素和赣闽粤交界区域土著民族的文化因素。例如罗可群在强调“客家山歌上承《诗经》传统”的同时，又认为，客家山歌同时也接受了楚辞、汉乐府以及江南吴歌的文化传统。他说：“客家山歌也有受楚辞影响的痕迹。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客家山歌就像楚辞所具有的地域特点那样，以客家方言为载体，以客家地区的事物为内容。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吸收楚辞的营养。”又说：“客家山歌受汉乐府影响也不乏其例”，“南迁的客家先民经过江淮一带，有许多家族也曾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自然也会接触到江南吴歌。江南吴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最大特点，便是谐语双关语极多”，而这也正是客家山歌的艺术特点，所以“黄遵宪在谈客家山歌时，明确指出：‘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朱自清为《粤东之风》作序时也强调这些山歌‘谐音双关语极多，这两种都是六朝吴声歌曲的风格。’”[5](P351-352)江西客家学者钟俊昆也认为：“客家山歌除受《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影响外，在它自身的产生发展过程中还随客家迁徙历程而不断地吸收沿途吴楚文化及南方畲瑶等族土著文化，以致摒旧纳新而形成客家山歌的特色。”[6]他还具体论证说：“客家山歌风格的形成与南方民歌也是有牵连的。明代末期，南方民歌已经定型。冯梦龙编集了山歌方面的第一部集子《童痴二弄》(又名《山歌》)，其中大部分是吴音情歌，其基本句式为七言四句，大部分还可加衬字衬词……这些衬字有的有实际含义，有的只起衬音作用，且均可删去。这与客家山歌的情形是一样的。客家山歌绝大部分也是情歌，而且从句式和用词来看，也是七言四句，可加衬词，……这些因素使客家山歌溶入了江南民歌的风格体系，使客家山歌与早已在南方流行的吴歌颇有曲尽其妙之处。”[7] 类似的观点，在近年出版的有关论著中较为常见。例如胡希张等编著的《客家风华》一书，虽然反复强调“客家山歌根在中原，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但也承认“客家先民大批进入闽、粤、赣三角地带前，在江淮一带辗转了七八百年，客家山歌在形成过程中，肯定受到了江淮民歌的影响”；客家山歌“毕竟受到了南方水土、气候的培育，在中原民歌南移中历经演变，而后又与南方土著民歌相融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民歌品种”。[4](P425， 432-433)不过，对于南方土著民族文化因素在客家山歌中的地位，这些论著都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只承认受到影响或相互融合而已，决不肯承认客家山歌继承了南方土著民族的文化传统。例如《客家风华》论及黄遵宪曾在《己亥杂诗》自注中谈到“土人自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辞，当系獠疍遗俗，今松口、松源各乡，尚相沿不改”，就明确表示：“獠疍遗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他说到客家山歌与土著山歌融合，却是实际情况。”[4](P437)这种坚守客家山歌根在中原的立场，是非常令人注目的，也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关键所在。 二、客家山歌根在客地 在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前，已有不少清代学者讨论客家山歌的渊源，其观点与上述“根在中原论者”颇有不同，很值得注意。如广东学者屈大均论及“粤俗好歌”，所举例子多为客家山歌，指出“其短调蹋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皆以比兴为工。辞纤艳而情深，颇有风人之遗，而采茶歌尤善。”“山歌，亦曰歌仔。多似诗余音调。辞虽细碎，亦绝多妍丽之句。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出于唇舌间，不清以浊，当为羽音。歌则清婉溜亮，纡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而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说者谓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辞不可解。以楚语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则绝类离骚也。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人女子欤?”这些看法，扼要地说，就是客家山歌与吴越之地的《子夜歌》、《竹枝词》及楚地的民歌有很多相似之处，客家儿女子白口唱和的山歌是吴声歌曲及屈宋(楚地民歌)的流风。有时他干脆把客家人爱唱山歌的风俗说成“瑶俗”，认为“瑶俗最尚歌，男女杂遝，一唱百和。其歌与民歌，皆七言而不用韵。或三句，或十余句，专以比兴为重。而布格命意，有迥出于民歌之外者。如云：‘黄蜂细小螫人痛，油麻细小炒仁香’。又云：‘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床’。又云：‘与娘同行江边路，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要凭江水作媒人。”[8](卷12)他把客家人与瑶人、客家山歌与瑶歌混为一谈，与十分强调客家人来自中原、客家山歌根在中原的论调大异其趣。 黄遵宪是主张客家人来自中原的，他在《己亥杂诗》中写道： 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 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9](卷九P810) 但对于客家山歌，他的态度比较客观。在《己亥杂诗》中，有一首专咏客家山歌： 一声声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欢是团圆悲是别，总应肠断妃呼豨。 在本诗的自注中他引王士祯语： 同年睢阳吴冉渠淇为浔州推官，采录其歌为续九，虽侏离之音，时与乐府《子夜》、《读曲》相近。民歌曰：“妹相思，不作风流待几时。只见风吹花落地，不见风吹花上枝。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 按王士祯《池北偶谈》卷16《谈艺六》“粤风续九”条，提到“粤西风淫佚，其地有民歌、瑶歌、俍歌、僮歌、蛋(疍)人歌，俍人扇歌、布刀歌、僮人舞桃叶等歌，种种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谑之词。”很明确把民歌与各种少数民族之歌谣相区别，而所引民歌，应即当地的客家山歌。黄遵宪也明白这一情况，所以在引用了王士祯所论及所录民歌后，自注曰： 土人旧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辞，当系僚、疍遗俗。今松口、松源各乡，尚相沿不改。每一辞毕，辄间以无辞之声，正如妃呼豨，甚哀厉而长。[9](卷九P810) 把黄遵宪与王士祯说法综合起来看，客家山歌的特点主要是：一、内容上以咏叹悲欢离合的男女之情为主，即所谓男女相思之辞；二、风格缠绵悱恻，哀厉而长，且有无辞之声间杂其中；三、语言用方言土音，即所谓侏离之音。其总体风格，一是与乐府中的《子夜》歌、《读曲》歌等“吴声”或“吴歌”相近，说明其文化渊源中有“吴声”歌谣的因素；二是继承了僚、疍遗俗，换句话说，即其文化渊源中有僚、疍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 黄遵宪多次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他在所收录的山歌小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而罗香林所藏黄遵宪手写本《山歌》，诗后有黄遵宪本人的“题记”五则云：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纪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题记”又云：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9](卷一P54-55) “土俗”、“方言”、“矢口而成”、“哀感顽艳”，说的都是客家山歌继承吴声歌谣传统和獠疍遗俗的特点。张元济为《岭南诗存》所作《跋》，强调的也是客家山歌的獠疍遗俗，他说： 瑶峒月夜，男女隔岭相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一字千廻百折，哀厉而长，俗称山歌，惠、潮客籍尤甚。[10] 所谓瑶峒，本指少数民族如僚、疍或畲族、瑶族的聚落，这里泛指粤东的山村聚落，包括客家聚落在内。所谓歌仙，指的是刘三妹，是岭南少数民族传说中的始造歌之人，传说她“善为歌”，“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峝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倡和(唱和)。某种人奉之为式。”[8](P267)可见张元济也认为岭南客家山歌继承了僚、疍、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其观点与黄遵宪是一致的。总的说来，清末民初的一批学人，已认识到荆湘歌谣、吴声歌谣和南方少数民族歌谣都是客家山歌的重要文化渊源，只是他们的论述还不是那么直接，也不够透彻，我们现在有必要从学理和实证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阐述。 客家山歌继承僚、疍、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用客家在民族来源方面的多元组成理论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而客家山歌深受荆湘、吴越竹枝词、吴声歌谣影响的问题，可以从客家先民的迁徙活动去探寻答案。笔者早已指出，客家先民包括南迁的汉人、南迁的盘瓠蛮和百越土著三个部分。从先民迁徙的角度来看，盘瓠蛮的南迁主要是渡过洞庭湖，然后或溯湘江而南，越五岭而转至粤东、闽西，或先进入江西，从赣东、赣南南越武夷山进入福建，散布于闽西北、闽西南，荆湘和号称吴头楚尾的赣东、赣南是其途径的主要地区；从南迁的汉族移民这方面来看，“它们的远源可追溯到古代广义的中原地区，近源却主要是唐宋时的江淮地区”，南迁的实际起始地主要是江淮地区，其中有不少移民经过了吴越地区。[11](P81， 79)从这两部分先民的迁徙途径来看，荆湘歌谣和吴歌与客家山歌发生深厚的渊源关系，实是题中应有之义。 再从客家山歌的内容和风格特点来看，爱情山歌在客家山歌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其内容主要是大胆表达男女情爱，演唱的基本形式是溪头岗尾或隔着山梁即兴对唱，大多是不假思索出口成章。有些地区还把唱山歌与迎神娱神的醮会结合起来，发展成独特的山歌醮： 打山歌醮又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理想场合。这与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举办“三月三”节日活动一样。据横陂秀才魏化吾《海隅剩珠》诗集竹枝词：“无数佳人拥塔冈，每逢醮建托烧香。多情别自饶风趣，撩动诗情赋一章。”在注释中说：“闻塔冈建醮，士女如云，采兰赠芍，不相禁止。去岁舟过其下，偕数友一观，始信所闻之不谬也。”可见以唱山歌为由，获得自由谈爱之机……[12] 客家山歌的这些基本特征，与后世士大夫眼中《诗经》专讲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大相径庭，却与受礼教束缚较少的少数民族山歌有许多相似之处，难怪封建卫道者诬其“伤风败俗”。有的论者把客家山歌的渊源追溯到《诗经》，在这里就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从音乐形式上来看，客家山歌与畲族歌谣的互相融合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对此，畲族音乐学者蓝雪霏搜集了大量的实例，经过深入比较后指出： (客家山歌)有些基本音调则与畲歌有关系，如：“do、la、sol、mi、re”五声商调式基本音调。此调是闽、浙边界畲族最有代表性的音调，但却见于粤北英德、连平、和平、乐昌等客家县。……畲族如何拥有这一音调且世代传唱，有待于日后结合民族学进行多方考察才能得出完满答案。就畲、客关系而言，根据客家南迁路线乃自赣而闽抵粤，但除了粤北以外，粤东北、闽西北、赣南广大客家地区皆不见此调，而闽、浙绝大多数畲族传唱此调，说明此调至少是明、清畲族迁离闽、粤、赣边界以前即有。所以我们有理由排除此调乃客家向畲族施加影响之可能。而粤北客家的这一音调从何而来，一可能受畲族影响，二可能受其西南部其他少数民族之影响。 实际上，畲族闽浙调“do、la、sol、mi、re”与客家两个最主要音调之一“高音re、do、中音la、sol”本身就存在重合的基本条件，只是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音乐形式上有其各自独特的表现罢了，一旦二者有机会杂居于同一地域，那么音乐形式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便成为自然。[13] 此外，她还论及畲族民歌与客家山歌在歌唱的场合、方式，歌词形式，音乐形态等方面，虽然有各自的特点，又都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之处。其看法很有见地，可作为客家山歌融合了畲族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歌谣因素的确证。需要加以补充的是，上述粤北客家县大致在唐代连州的范围，它是五溪蛮或武陵蛮南迁粤、桂、闽途中的一个重要集结地，在唐代，当地土著居民已经有烧山种畲和善于歌舞的风俗。闽、浙畲族和粤北客家传唱这种畲族最有代表性的五声商调式基本音调，其渊源应共同追溯到唐代连州畲民的音乐传统。潮州的畲族、客家、福佬与连州畲民也有渊源关系，具体表现一是连州畲民继续东迁达于潮州，二是连、潮两地境域相连，文化上易于互相采借互相影响。也就是说，潮州客家与福佬当中含有连州畲民的成份，或者在与连州畲民、瑶民的文化涵化过程中，接受了畲民、瑶民的音乐文化因子。 关于客家山歌与吴声歌曲特别是子夜歌的渊源关系，从音乐内在特征的角度，蓝雪菲也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唐宋前江淮地区最有影响的民歌当追溯至南朝的吴歌，而且这“吴歌”与晋永嘉之后东迁的中原移民尤有关系。《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六朝的民歌，从晋代的东迁开始，便在文坛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民歌大多数是长江流域的产品”，是“中原的人，迁到了江南”之创作。“六朝的民歌，总名为‘新乐府’”，“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和冯惟讷的《古诗纪》里都把新乐府列入‘清商曲辞’里”，在清商曲辞里，有吴地，即太湖流域的歌谣“吴声歌曲”及长江上游和中游的歌谣“西曲歌”之分。[14](P86-87)如果说客家的近源乃唐宋时的江淮地区，那么客家应携有当地“吴歌”乃至“西曲”之遗传“基因”，因为从吴歌中最杰出的代表“子夜歌”来看，它和客家山歌的关联有四点，虽然其中三点具有一般民歌的普遍性。如其一，子夜歌是“慷慨吐清音，明转出自然”，是“声势出口心”；客家山歌是“山歌越唱越出来，好比青龙翻云海，云海翻腾龙张口，珍珠八宝吐出来”。其二，子夜歌的内容为男女思情，“在以子夜为名的一百二十四首(原注，实际只有123首)民歌里，其情调是很单纯的，不过是恋爱的歌颂而已”。[14](P87， 98)而“客家山歌有名声，条条山歌有妹名，条条山歌有妹份，唔搭妹子唱唔成”。其三，子夜歌有男女对唱之形式，张紫晨《歌谣小史》认为：“吴歌中出现的种种赠答体，是民歌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南北朝以前的民歌还不多见。它在此时，出现较多，并非偶然，它的渊源，见于国风，发展则在南朝……待到明清与近代，则随处可见了。”[15](P23)客家山歌也是以对唱为主，“你有山歌就唱来，马上随口就跟来，天南地北尽管唱，老妹一人对得开。”而第四点，子夜歌中多用谐音双关语，客家山歌也是以双关语为主要特色，这是子夜歌与客家山歌较为特殊的共同点。[16](P277-278) 总括上述，笔者以为客家山歌的远源虽可追溯到《诗经·国风》及荆楚民歌、南朝吴歌的传统，但近源却主要来自包括畲、瑶在内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换言之，它的源头有多种，《国风》之外，吴、楚文化，盘瓠蛮和百越文化，特别是闽越文化，都是其重要源头。 这里要稍作讨论的是《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地域范围。 据周秋良的研究，《周南》、《召南》之“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他国风的性质一样。”“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再从内容来看，“《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总的说，“《周南》《召南》具有鲜明的南方文化特色，应属于南方诗派，是楚辞的先声。”[17]如此说来，即使说“客家是汝南的遗民，就是《周南》的嫡裔”，客家山歌的远源，还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范围的南方歌谣。我们可以说客家山歌继承了《诗经》的文化传统，但具体地说，是继承了《诗经》中以《周南》、《召南》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而不是其中的中原文化传统。至于论者以“客家先民不少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形成了客家这个高文化层次的民系，许多人谙熟诗词歌赋，对于这个民系的民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来论证客家山歌根在中原，更是想当然之辞，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学理和实证两方面来看，客家山歌基本上是南方文化的产物，它的根不在中原，而是在闽粤赣边客地。 参考文献： [1]钟敬文.中国疍民文学一脔[A].叶春生.典藏民俗学丛书：上[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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