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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学著名学者谭元亨教授在《客家圣典》里这样深情地赞颂：“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中最为浓情、最为放达，也最为卓越的歌种。其传播面之广，影响之大，也是别的民歌所望尘莫及的。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民歌，最华彩的乐段，也就是客家山歌……”[1]( P246)在另一文化著作《广府海韵》中，他又说：“在珠江文化大范畴内，作为客家文化中最为有特色、也最有标志的一种形式，那便是客家山歌了。”[2]( P337)这样的评价很中肯，因为客家山歌极其发达，凡是客家的聚居地，美妙的山歌声总不绝于耳。因此常被称作“山歌之乡”，比如兴国、梅州等。客家山歌是如此的卓尔不群，它不仅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且还是中国民歌的杰出代表。那么，客家山歌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成就呢？ 当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思考时，就会发现客家山歌的所有的优越性，在于它所承载的客家文化的独特性。而客家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系文化的根本原因，又在于客家文化的特有的“客”性和“山”性，以及“客”性与“山”性融为一体综合创新的鲜明特色。我们甚至可以把“客”与“山”这两个核心的范畴看作是客家文化的双准本体，是它们决定着客家文化的其他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特质。 所以，客家山歌作为客家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也就必然地受到了其“客”性和“山”性的影响。在客家山歌中，“客”、“山”、“歌”三位一体，于是，讨论客家山歌的文化意蕴，就不能不注意“客”和“山”这两个核心范畴。客家人“客而家焉”和“择山而居”的特点，为客家山歌意境的营造和拓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下面就从客家文化的“客”与“山”这两个核心范畴来读读客家山歌的意蕴。 一 客家山歌的发达在于其“童心”外发、雅俗交融和意境拓展。客家山歌的这些优点与客家文化的特殊性分不开的。 首先，客家山歌的歌者是游走他乡、漂泊不定的羁旅之客，所以，他们有比一般山歌的土著歌者更多的思绪、情感和意念需要表达，而这些情愫都是在常年的迁徙过程中最为真实的体验。再加上他们是远离正统文明的山区，处于边缘化，所以，他们又可不必顾及自己心声的真实表达出来后，会遭到某种所谓正统观念或政治的残害，可任凭“童心”，即真心的外放。 其次，客家人毕竟是从文明的中原迁移而到贫瘠落后的山区的，他们总以自我激励的自尊方式，传统地认为自己是中原贵族或是中原贵族的后裔，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正宗、圭臬，千百年来一直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一来，本以“俗”为主要特征的民间歌谣——山歌，在客家山歌那里，却有了许多典雅、高贵的内容和形式，如大量借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手法等，从而显示出有与一般山歌不同的另一种“雅”的品格。客家山歌，可以说达到了雅俗交融的圆融之境。 再次，客家人作为寄居他方穷山僻壤的异乡人，在一路的流徙之中，不管他们怎样地钟情于中原文化，他们还是不自然地会受到客居地土著文化的影响，并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文化的融合，这种文化的融合反映在客家山歌中，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客家山歌的文化强势。 二 关于“客”的最早意义。有门客、游客、食客之说，这些都是一个人寄居他人处的意思。所谓“客”者，宾也。“客”的扩展之意，应该是人离开故乡，寄居他乡的意思，侨人、外来人、外乡人、“流人”是也。“客家”，便是“客而家焉”。 我们普遍认为，客家人原本是中原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只是在西晋末，才开始大规模南迁的。“永嘉乱起”，出现了“元帝渡江”，《晋书·地理上》载有：当涂流人渡江“侨立为县”。至今在客家人中，保存和延续着一些原本是中原士族的大姓氏：王、谢、袁、萧、崔、卢、刘……由此可见，客家之“客”是来自中原开化文明之地的“客”，而且大部分还是中原士族。这些客家人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他们在中原生活时候所积淀下来的文化涵养，就很自然地渗透到客家山歌里去。 在中国众多的民歌里，我们发现客家山歌的“诗味”特别浓，相似七绝诗、竹枝词的东西特别多，这可以从客家先民的文化素质方面找到解释。多为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的客家先民，是一个高文化层次的民系，其中许多人熟谙诗词歌赋，满腹经纶，这必然对流行于这个民系的山歌产生重大的影响。客家山歌中大量的典故的恰当运用简直叫人击节叫绝，如： 阿哥赌博因为财，相思因为妹么来，董卓因为貂禅死，山伯因为祝英台。 青春花开正当时，哥要恋妹唔会迟。花开花落有时节，莫等花落空折枝。 第一首巧用了董卓与貂禅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来说明相似之苦，第二首则是恰到好处地化用了唐诗“花开须折堪须折，莫等花落空折枝。”(杜秋娘，《金缕衣》)这两首歌的用典结合得天衣无缝，使客家山歌平添了许多厚实的内涵和古典的雅韵。 也许，只有中原之“客”才可以唱出如此有文化意蕴的山歌来。 由于客家文化的“客”性，客家人迁徙流转、远走他乡的情况就更频繁一些。从客居地生存条件看，客家人因囿于客居地“八山一水三分田”的山区自然环境，常常是“揩条裤带闯天下”。清代编的《嘉应州志》载：“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妇人。”可以说，这些从中原来的“客”人，是永远的羁旅之客。所以，客家山歌中的有关离别与送别的歌最为凄切动人，而且，内容很是特别。 在以前，客家人为了谋生，不得不抛弃妻子、背井离乡去南洋各地做工，不少人当“猪仔”卖到外国当劳工，常常一去三五年，长则大半辈子，甚至客死他乡。在外谋生的男子一旦发迹，或衣锦还乡或“讨番婆”，但这均给双方留下不尽忧虑、思念和痛楚。每到离别之时，恩爱夫妻、热恋情人总是难分难舍，女劝阻，男宽慰，妻子、情人送了一程又一程，一把眼泪一首歌，唱出了许多的《劝郎莫过番》、《过番歌》、《阿哥出门去过番》、《哥出南洋妹饯行》、《十送郎》、《十别妹》、《送郎去过番》等山歌，这些送别歌缠绵悱恻、情真意切、撩人眼泪。如： 嘱郎莫去过南洋，人心难测水难量，丢下妹子无依靠，钥匙难带家难当。 恩爱夫妻共一床，半夜辞别去南洋。五更分手情难舍，目汁双双泪两行。 女：阿哥出门去过番，阿妹送郎在门前。千山万水难见面，远隔重洋转来难。 男：千山万水难见人，莫因过番断了情；三年五载我就转，阿哥一转就行情。 女：郎今走了妹艰辛，日里无双夜单身；看到别人有双对，眼水汪汪正芳情。 男：我今出门去过番，阿妹心里爱放开；莫做过番唔晓转，日后还来再团圆。 这些发自肺腑的灵魂的弹唱，一句句，一声声，读之令人动容，闻之令人心碎。谭元亨教授在评价这些“过番谣”时曾说：“它浓于热情、浓于生命的色彩———这可以说，是所有客家山歌共有的、深蕴的主体，任何听过‘过番谣’的人，都会感到它是从心底中迸发出来的，那么苍凉、那么深广、那么悲恸，足耗尽了一寸又一寸的生命。”[1]( P309)如此的品评，可谓点到客家山歌的肯綮之处，品出客家山歌的“真味”来了。 另外，像黄遵宪评论客家山歌时曾作七绝说：“一声声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欢是团圆悲是别，总应断肠‘妃呼’。”他谈的大半可不是男女一般情况的别离之苦，而是天各一方，相见无期的刻骨铭心的悲痛啊! 3、因为客家山歌的“客”性，所以就存在“客”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的问题，或是客家最初代表的中原文化与客家客居地文化的交融的问题。 客家之根在中原，客家文化、客家山歌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实际上，客家山歌，是随着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并发展的，是中原移民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相融合，以及周边文化影响的产物。客家山歌中的中原雅文化印迹非常明显，客家山歌的土著俗文化色彩同样很浓。客家山歌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雅俗互动”。“梅州客家山歌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征。其形成的本质原因在于：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地域的全面整合。如果说，中原文化以雅为主，那么客家山歌中更多的俗的血缘正是土著文化的结晶。”[3]( P136) 黄岩的章回小说《岭南逸史》生动地描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梅州客家人与畲、瑶少数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而梅州客家山歌与瑶歌在内容上体现的文化融合俯拾即是，对比客家山歌“黄连树上结苦瓜，世上最苦穷人家，汗水洗身泪洗面，穷人长年受煎熬”与瑶歌“苦瓜生在苦楝根，黄连苦水泡半生，人说黄连苦到尾，我比黄连苦万分”即可发现它们在内容与借喻运用上的借用。 在谈到梅州客家山歌文化的形成之时，江金波等说：“而正是文化整合这种历史性倒转的嬗变，铸造了梅州客家山歌的“客性”与“山性”的特质，其成为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3]( P 141) 三 有一种说法叫做“逢山必见客，无客不居山”。 客家人最初之所以迁徙，完全是被迫的，目的是为了逃乱避祸。《魏书·上世祖纪》载：“自今以后，亡匿避难，羁旅他乡，皆当归还旧居。”这说明，南渡的客家先民本无弃故地而久留客地之意，他们想到的是有朝一日，都会重还故地，故“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迁移而来的客家人，相对土著人来说，是后来之民，所以无权享受到地理上的好处。客家之“客”寄居的地方，往往就只好选择在那些无人涉足的荒山野岭，荆棘丛生的不毛之地。 客家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中原的先进文明带到山区的民系。以客家人主要的住居地——五岭山系周围的赣、闽、粤边区而言，在客家到来以前，这里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地方，古人视为“瘴疠之地”，除了莽莽丛林，毒气冲天，蛇蝎猛兽横行之外，这些沙质山地土壤极其瘠薄。是勤勉客家先民用自己宝贵的拓荒精神，改造了这些蛮地。因此，谢重光说：“先民们南迁所过之赣中、赣南、闽西、粤东山区，先后都得到了开发，客家先民南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开发山区的过程。”[4]( P116) 客家山歌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载着这种开发山区的情况。 所以，接着前面，在这里，必要加一句“逢客必有歌”。 客家山歌素以“山”味而出名。在客家人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山中山谷起山坡，山前山后树山多。山间山田荫山水，山人山上唱山歌。” 在这短短的四句七言山歌中，就有十二个“山”字，它正好说明客家山歌与“山”的特殊关系。南迁的中原汉人到南方落脚后的定居点，基本为山区，地域影响着文化，所以“山里人”有“山”的品格、“山”的风味。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多分布于山区地带的客家人，日常生活与“山”发生密切的关系，产生于客家劳动人民中间的客家山歌，内容丰富多彩。客家因居住在山区地带，工作较为辛劳，一旦走到山上或原野山谷中，不免感到心花怒放，而欲唱几首歌来发泄自己的感情。 所谓“唱戏一半假，山歌句句真”。人们在山上砍柴、伐木、铲松油、挑担及田间劳动时，或为寻觅同伴，以驱野兽强盗；或为消除疲劳对歌打趣；或诉幽怨；或泄愤懑；或表男女爱慕之情等等，都用山歌来表达。这就让客家山歌具有山野质朴真挚，具有山的野趣，更具有“山性”。这种“山性”让客家山歌具有最为珍贵的“真心”、“童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诗怪”之誉的诗人李金发曾说：“客家有些聪明的女人，可随口歌唱，恰合她表达的情思，如七言诗的入韵，其词句组织的妙丽，有时是大诗人也不及的。”(《岭东恋歌·序》)此话不假。“大诗人也不及”的什么呢？还不是山野里“天放”的情趣! 客家人爱唱山歌。正如山歌所唱：“自古山歌唱风流”，“山歌唔唱唔风流”。当年有首歌唱到的：“三山九岭十八坡，座座山上都有歌，那年白军来血洗，血染青山歌不落。” 也许，只有客而“山”居的客家人才可以唱出如此浓情与悲壮的山歌来。 四 由于客家文化的“客”性和“山”性，使得客家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拓精神。俗话“客人开埠，潮人占埠，广人旺埠”中的“客人开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客家山歌同样表现出类似这种独特的文化意蕴：意境的拓展。 这就是客家山歌“客”性和“山”性整合的魅力，不仅具有文人诗词的雅性，还具有山野之歌的生气、本真、质朴的“俗”性。这本身就是对古典文学向平民大众发展的一种很好很成功的尝试。传统的古典诗歌就可以从中找到发展的契机。 这种尝试对20世纪初的文学和诗学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启示和推动作用。客家山歌的这种作用从通过以梁启超和黄遵宪为代表发起的“诗界革命”反映出来。 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5] (P486)的诗论主张，可以说是“诗界革命”最早的呼声。 黄遵宪出生于“山歌之乡”的梅州，自然受到了客家山歌的耳濡目染。小时候的《月光光》等歌的美妙的意境，他一生都记忆犹新。后来，他不仅自己常常向村民学习客家山歌，写一些山歌，还借鉴故乡客家山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同时吸收许多外来词语、方言俗语、各种新名词入诗，使诗歌出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新变化。黄遵宪最先倡导“言文一致”的诗论主张，并以此否定了几千年文人士大夫的文言价值标准。开了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先河。事实上，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正是在黄遵宪上述诗论主张及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黄遵宪无论在诗歌创作实践方面，还是诗论上都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领导人物。 黄遵宪在光绪十七年(1891)，辑录了故乡梅县15首客家山歌，他自序中称赞山歌说：“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出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回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6]( P33-34)客家山歌的这种童心外发、清新质朴、自然天成、言文一致的优点，正好满足了当时中国新诗发展的客观需求。 所以，胡适在谈到白话文学时，充分肯定黄遵宪在新诗创作中的作用与影响，从而肯定客家山歌对新文学的巨大影响，他说：“康梁的一班朋友中，也很有许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的方面，他们也会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但当时他们的朋友之中确有几个人在诗界上放一点新光彩。黄遵宪与康有为两个人的成绩最大。但这两人之中，黄遵宪是一个有意作新诗的，故我们单举他来代表这一个时期。……我常想黄遵宪当那么早的时代何以能有那种大胆的‘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我读了他的《山歌》的自序，又读了他五十岁的《己亥杂诗》中叙述嘉应州民间风俗的诗和诗注，我便推想他少年时代必定受了他本乡平民文学的影响。……可以说，他早年受了本乡山歌的感化力，故能赏识民间白话文学的好处；因为他能赏识民间的白话文学，故他能说‘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7]( P115-119) 由此可见，黄遵宪的“诗界革命”行动正是看准了以客家山歌为代表的民间歌谣的旺盛的生命力。稍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除了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外，从文化自身的传统上看，也正是黄遵宪、梁启超所开创的“诗界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然延伸与深化。所以说，中国古典的雅文学向平民大众的俗文学发展的逐渐完成，客家山歌至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的因素。 综上所述，以“客”和“山”为核心范畴支撑的客家山歌的文化美学意蕴可谓大矣。 参考文献 [1] 谭元亨.客家圣典[M].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7. [2] 谭元亨.广府海韵[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1. [3] 江金波，司徒尚纪.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的整合研究——以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为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1)： 132-141. [4] 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5] 钱钟联.中国文学大系.诗词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1. [6] 胡希张，余耀南.客家山歌知识大全[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3. [7]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原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