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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电影与小说一样，关键在于塑造人物，可以说，主要人物的塑造是否成功，基本上决定了一部叙事电影的艺术质量。遗憾的是，在陈凯歌导演的《赵氏孤儿》中，笔者看到的却是满片分裂的人物以及其所折射出的伦理诉求的失衡。 与传统故事文本不同，陈凯歌在《赵氏孤儿》中把程婴作为主要人物来塑造，相较于程婴的心路和人生历程的展现，赵孤的成长经历已经退居次席。在影片中，观众处处能感受到导演将舍生取义的“士为知己者死”转换为“民做了士该做的事”的叙事重点的转移，葛优扮演的程婴在影片中不再是“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的赵家门客，而是一个基本与赵家毫无干系的郎中。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立意，如果能准确的传达出来，无疑将反映出导演对历史洪流中小人物命运的悲悯和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遗憾的是，从程婴第一次出现在赵家被屠杀的剧烈戏剧冲突中开始，这一小人物的性格刻画就被破坏了。当庄姬恳求程婴带走刚出世的婴儿时，程婴在简单的犹豫后就接受了这一任务，而且面对敌方战将韩厥的暴力抢夺，手无缚鸡之力的程婴居然奋不顾身地与之搏斗，在这一刻，观众看到的完全是一个“舍生取义”的程婴，全无小人物的猥琐求全。其实，如果按照导演的既定理念，此时应该将程婴置于一个为求自保而不得不带出婴儿的困境，把他的主动救孤变为被动的不得不救，才更符合叙事逻辑。可以说，从这里程婴就已经被埋下了“人格分裂”的种子。 此后程婴夫人误将自己的孩子交出的情节应当说处理得很巧妙，程婴妻儿的暴死已将程婴逼向了绝境，此时的程婴因仇恨而收养赵孤，继而苦心策划了带着赵孤投入屠岸贾门下的复仇大计，接下来才展开了整部影片的叙事主体。 但问题又出现在屠岸贾与程婴二人的性格对比上。从影片一开始，就多次表现了国君与赵家欺辱屠岸贾的情节，在国君－赵氏集团与屠岸贾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观众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国君的荒淫、赵氏父子的盛气凌人，以及屠岸贾的忍气吞声，这无形中已经唤起了观众对屠岸贾的同情。当程婴带着赵孤来做屠岸贾门客后，导演又让程婴变成一个处处呵护养子、生怕出什么意外的溺爱父亲，反而是屠岸贾带着赵孤外出游玩、打闹，并教导其为人处世之道。此时，在屠岸贾、程婴、赵孤三人间已经形成了某种类似父－母－子的准家庭结构，当屠岸贾任由小赵孤在府中嬉戏而不加阻挠时，当屠岸贾赠与小赵孤木剑并传其剑术时，当屠岸贾与小赵孤并肩躺在草地上喟叹人生险恶、敌人强大时，观众们看到的是一颗在权力场上杀伐半生、早已心生倦意的疲惫心灵，是一个虽内心阴骘但仍然舔犊情深的慈祥父亲。影片进行到这里，屠岸贾的形象无疑已经变得比程婴更加立体和丰富。接下来，屠岸贾对赵孤的“父爱”之情在他得知赵孤的真实身份时又被渲染到了高潮，屠岸贾完全有机会借战场敌军之手除掉赵孤，但在饱受内心煎熬后他还是选择救下了赵孤。可以说，此时的屠岸贾对赵孤不仅有情有意，而且有着再造之恩。此时，在屠岸贾的有意“纵容”下，程婴处心积虑策划的复仇大计已经变成了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所以，当最后程婴对赵孤揭晓其身世之谜并带领赵孤杀入屠岸贾府中时，其情感震撼早就被稀释殆尽，屠岸贾分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场打斗后屠岸贾命丧黄泉，留给观众的形象却是一个狠毒与慈爱并存、杀人不眨眼与自我牺牲精神同在的殁世枭雄。毫无疑问，在影片的主体叙事段落里，屠岸贾之于程婴已经喧宾夺主，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认同有血有肉的屠岸贾而非“人格分裂”的程婴。 此外，《赵氏孤儿》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穿越时空广泛传播的故事原型，其间蕴含的伦理诉求不可不察。对赵孤来说，最后的伦理困境应当出现在面对义父屠岸贾时的两难悖论：血海家仇让他必须得手刃仇家，但义父的养育之恩又让他难以拔剑相向。不过在影片中，由于人物塑造的分裂导致了伦理诉求的失衡，使得这种伦理困境根本没有出现，也让观众的观影期待彻底落空。 应该说，将传统故事赋予现代价值观的改编策略是不错的，陈凯歌导演对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掘努力也有目共睹。但是，传统故事中的伦理取向如何与当下观众的伦理诉求相结合，却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在传统的《赵氏孤儿》故事中，“士为知己者死”成为核心立意，为救赵孤不惜牺牲自己乃至家人性命的“士”们构筑了一曲舍生取义的慷慨悲歌，当然，这里面也暗含着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伦理秩序。门客之于赵氏，亦有着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影片中，除了公孙杵臼外，这些人物属性基本上都被取消了，展现在观众眼前的，主要是一个导演力图打造的取“士”而代之的“民”。所以，人物的自我牺牲被日常生活包裹起来，导演力图从人物身上剥离掉主动牺牲的传奇性情节，从而贴近当下观众的观影心理。不过这样的处理似乎并没有赋予人物和故事以时代语境中的合法性。对观众来说，电影之所以区别于小荧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奇观化的梦境营造，这种奇观梦境不仅包括视觉效果，其实也包含着伦理诉求的非日常性。当观众步入影院时，他（她）就主动希冀着一次崇高审美体验的来临。所以，所谓的“商业大片”一定会以英雄叙事为主要模式，即使是所谓的“反英雄”或者“小人物”，内里还是脱不开英雄叙事的底色，而银幕英雄的塑造也并非单纯指外部动作，更重要的是人物伦理取向的伟大与崇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公式：凡商业大片必要塑造银幕英雄，凡银幕英雄在伦理层面上一定要体现为道德楷模。照这样来看，程婴在影片中的“人格分裂”也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要强调他“非英雄”的小人物性格，另一方面实际上又赋予了他毋庸置疑的道德英雄身份，影片叙事的尴尬与游移，或许就根源于此。 在笔者看来，在当下消费主义横行的世俗功利语境中，传统《赵氏孤儿》故事中的传奇性自我牺牲情节反倒更契合观众的观影心理，而且原有的叙事结构与故事的悲剧性密不可分，导演力图打破原有的叙事－伦理统一体，却最终导致了伦理诉求的混乱和悲剧性的丧失。 另外，电影的魅力往往是通过细节传达出来的，遗憾的是，《赵氏孤儿》在这方面也有很多不足。例如屠岸贾用飞虫毒杀国君的情节，明显与全片的史诗风格格格不入；程婴在雷雨交加之夜制作绘本的情节，亦因缺少后续的呼应而成为蛇足；而赵孤初上战场的首战，其战争场面的描写也颇显草率，完全失却了古代战争应有的格调与氛围；至于重要的配角韩厥，则基本没有承担起应有的叙事功能，只能算是鸡肋吧。 回顾陈凯歌导演的创作历程，如果我们要划一个坐标系的话，《霸王别姬》和《无极》显然分别构成了波峰和波谷，可以说，这两部作品的成败影响到了陈凯歌导演此后的创作道路。值得欣慰的是，有了《无极》的前车之鉴，陈凯歌导演彻底放弃了往日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开始俯下身来仔细倾听观众的心声，这种倾听是否有效暂且不论，但从观众反应出发的创作姿态显然是顺应当下电影创作潮流的，这一点在陈凯歌近期导演的《梅兰芳》和《赵氏孤儿》中都表露无疑。从人物塑造上来看，《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不疯魔不成活”，委实不食人间烟火，最后的自刎场景不啻于羽化登天的寓言；《无极》则干脆讲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神话故事，几乎与人世无干；在《梅兰芳》里，陈凯歌导演开始努力把这位国宝级艺术家还原成一个普通人；到了这部《赵氏孤儿》里，这种从神到人的努力依然贯穿着，只是在平民化叙事策略贯彻的同时，叙事的逻辑和戏剧性也一并被消弭了。 陈凯歌想做“人”，于是《霸王别姬》就成了“神”。 原载：《文汇报》2010-12-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