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人们想念着他，谈论着他的戏，回味着他的表演。他的生命在艺术中延续着。 怀着对故人缅怀的深情，我看了电视剧《赵丹》。扮演赵丹的演员(邢珉山)那一双酷似赵丹的闪亮而智慧的眼睛，以及充满激情的表演让一个活生生的赵丹又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这是一部赵丹艺术人生的记录，同时又是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发展的一个缩影，它的价值超越了赵丹个人。这不仅因为赵丹是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的杰出代表，还因为他所遭遇和承受的挫折、打击、痛苦和磨难，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民族在20世纪所经历的艰难和困苦。而他的奋斗精神，则体现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骨气。这正是这部电视剧具有的历史价值。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听夏公谈天，讲到表演，他说：五四以后，话剧和电影的发展，出了三个最杰出的演员：金山、赵丹、石挥，早一点还应加上一个袁牧之。这四个人的命运后来很不相同。其中，赵丹是惟一一位遭遇了众多挫折和打击后，仍顽强地坚持着自己艺术生命的演员。1953年周恩来点名要他和陈鲤庭、白杨、顾而已、王蓓等人一起来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演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那是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出。回到上海后，他又接拍了《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影片，塑造了众多留给观众深刻印象的艺术形象，他和于蓝合作的《烈火中永生》更是影响深远。可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演员。 最值得人们敬佩的，是他在“文革”中虽饱受牢狱之苦，仍能坚守着艺术青春之火。粉碎“四人帮”后，他以饱满的热情为筹拍电影而奔波、而呼号。在他不幸罹患癌症、生命垂危的时刻，仍以一颗热诚的心，为文艺发展建言献策。 电视剧《赵丹》是一部将丰富的艺术内容、人生内容和历史内容结合得较为完美的传记题材作品。在我国的人物传记片中，为文化艺术家立传的作品本就不多，能够做到电视剧《赵丹》这样，从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和一门艺术的发展，并且留下了那么多知名艺术家生动的身影，仅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可贵的成果。 该剧的主要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个充满了生命感、真实而感人的赵丹形象。这个形象的特点是“人”的赵丹和“演员”的赵丹的统一，他是一个从不会做戏的“人”的赵丹和一个最会演戏的“演员”的赵丹构成的赵丹形象。 作为“人”的赵丹的崇高，就在于他的“真”。他是一个真纯的人。 从不隐藏自己，从不虚伪待人，真诚热情，坦荡豪放，一颗透明的心灵，这就是赵丹人格的高贵和价值。白杨是最了解赵丹的人。他们从上世纪30年代就合作演出了《十字街头》。白杨对他的评价是：“阿丹是一个从不会做戏的人。” 赵丹的本真和单纯，从走进美术学校的那个青年，到后来的大明星，没有半点改变，他对红色革命的向往和爱国热情的沸腾，贯穿了他的整个一生。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一个在旧上海那样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和奋斗过来的人，会像赵丹这样“出污泥而不染”，丝毫不懂世故，纯洁得像一个孩子。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保持着自我的本性。 赵丹的人性美，还表现在他对待父母、妻儿、亲人和朋友的一片赤诚的爱心上。他和周璇的情谊就感人至深。从拍《马路天使》时帮助周璇赎身获得自由，直到周璇死后抚育她的两个孩子长大成人。也许正是对人世的这种纯真的爱和信任，一个在生活中从不会做戏的人，才能成就为一个最会演戏的伟大演员。这是赵丹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对艺术的神圣感和责任感使他的演技升华到了一个高境界。他向我们证明，演戏其实和做人一样，容不得半点虚假。他说：“演员是通过自己的角色向世界发言。”因此，在他的心中，演戏是神圣的事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提出“演员的道德”这个命题，当我看到第6集拍《马路天使》时的一个场景，赵丹先是对自己的表演很有自信，但当袁牧之指出他的不足并做了一次示范表演后，他立即心悦诚服地改正了。再看到第16集拍《李时珍》时，他和崔嵬争着让镜头的那个细节，我才从真正的大演员对艺术的谦逊和真诚中理解了什么叫“演员的道德”。这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修养，一种精神境界，一种艺术态度。这两场戏不仅对今天的青年演员很有教益，而且使当今某些个一听批评就暴跳如雷的所谓大演员看出自己的“小”来。 赵丹特别重视对人物的感觉和体验。他创造每一个角色都全身心地投入，达到一种忘我的痴迷状态。扮演武训，他到武训的家乡去寻找历史的感觉；扮演《乌鸦与麻雀》中的小广播，他刻苦体验上海小市民的心态；扮演李时珍，他结识老中医；扮演林则徐，他到图书馆阅读大量历史资料；扮演聂耳，他向女儿学跳黑人舞……这些生动的事例无不证明，一位真正的表演艺术家的创造性的劳动是何等的崇高和艰辛，他们的创造成果又是何等的珍贵。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赵丹先生，并学习他对艺术的谦逊和敬畏的原因。 当然，这个戏并非无可挑剔。比如剧中对杜宣这个人物的介绍显得太简略。杜宣在赵丹的人生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关系到叶露茜后半生的政治道路和家庭幸福。就我所知，杜宣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剧作家，而且早就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对外文化交流领域作出了许多贡献，直到逝世前，他还担任着上海剧协的主席。还有一些次要的疏忽。比如1953年演出《屈原》时，金山向赵丹祝贺演出成功，身着西服，系着红领带，这就不符合当时的情境了。据我所知，金山先生那年正在石景山钢铁厂锻炼，每星期回家一次，穿的是粗布制服。但这些都无损于这部电视剧整体上的艺术成就。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