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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兴化，我一下子想到汪曾祺先生《大淖记事》里写的“这里还住着二十来个锡匠，都是兴化帮。”再想想汪老的《受戒》讲明海做和尚时说：“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花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一个地方特别多某一个行当的手艺人这很正常。是不是一个地方也特别爱出写东西的人这个问题值得深究。从文学史的角度有些地方确实爱出写东西的，比如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浙东地区，江苏的苏州等等地方，怎样去解释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从地域和作家成长的角度，可能确实存在某些人杰地灵、文风盛炽的地方。在这里，地方鼓励、文人激发，崇文遂会成为一种传统和风气，以至于催生、孕育、绵延出作家群体。 如果确实存在“兴化文学现象”，从地方文学史的角度，我认为是带有追认的意味。虽然我们现在意识到作为施耐庵、郑板桥、宗臣、刘熙载等的故乡，兴化早就应该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标。但不可否认，“兴化作家群体”作为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被提出来是和兴化籍的毕飞宇在全国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有关。比如同样兴化籍，更早成名的批评家费振钟、王干人们以前一直以为他们是高邮的，因为他们长期在高邮师范读书或者教书。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讲，高邮和兴化，甚至周边的海安、东台、宝应、姜堰、泰州同属于一个大的“里下河”地区。有人甚至认为从这个区域来观察，所谓的“里下河作家群”同样客观存在。回到我们现在谈的“兴化”，人们关注毕飞宇的《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庄》，关注楚水和王家庄这些“文学地方”和他故乡兴化的关系，“兴化”俨然成为毕飞宇个人福克纳意义上“邮票大的地方”。“兴化文学现象”一定意义上是从毕飞宇往“前后左右”看而被“重新发现”的。所谓“前”，指兴化文脉悠远，兴化是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等的兴化，另外费振钟、王干虽然比毕飞宇出道早，但因为他们的批评家身份，以前很少有人把他们和兴化勾连起来研究；所谓“后”，是在毕飞宇之后，像庞余亮、顾坚等兴化籍作家持续不断地出现；而“左右”，则是和毕飞宇差不多同时的朱辉、楚尘、刘仁前、姜广平等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家和批评家。于是，就新时期而言，我们现在发现在水乡兴化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如今走出故乡在外地工作的作家，除了毕飞宇，就有马春阳、费振钟、王干、顾保孜、朱辉、梅国云、楚尘、庞余亮、刘仁前、顾坚、姜广平等许多。故乡在回望中被记忆和书写，这样的例子在中外文学史上很多。远的不说，就说新时期以来作家叙述的地方：“大淖”(汪曾祺)、“商州”和“清风街”(贾平凹)、“小兴安岭”(郑万隆、乌热尔图)、“枫杨树”和“城北地带”(苏童)、“西藏”(扎西达娃、马原)、“乌珠穆沁草原”(张承志)、“小鲍庄”和“上海弄堂”(王安忆)、“鸡头寨”和“马桥”(韩少功)、“葛川江”(李杭育)、“吕梁山”(李锐)、“太行山”(郑义)、“清平湾”(史铁生)、“高密东北乡”(莫言)、“温家窑”(曹乃谦)、“白鹿原”(陈忠实)、“上塘”(孙惠芬)、“矮凳桥”(林斤澜)、“笨花村”(铁凝)、“天门口”(刘醒龙)、“王榨”(林白)、“机村”(阿来)、“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等，这里面有一多半让人们和作家的故乡或者插队、下放的地方建立了联系。所以我记得有个俄罗斯诗人说过，一个被诗人歌唱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幸福的。 值得指出的，也许更值得研究的是，除了上述这些“离开”兴化的作家。我们发现更有一大批坚守在兴化本土的作家，如王浩、葛玉莹、陈钟石、沈光宇、薛宏金、刘春龙、钱国怀、金倜、张学诗、李明官、戴中明、朱道平、王锐、王兰、顾维萍、王桦苍、周飞等。后者几乎都是有着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个人职业的业余作者。改革开放以来，这个作者群先后有32人出版文学书籍59种，有近百人在省级以上的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并有34人次获各类奖项。另据统计，尚有8部长篇小说和10本小说、散文、诗歌专集待出版。这样的一种文学态势，在全国县级市中绝无仅有。而正是因为后者，我们相信“兴化文学现象”和“兴化作家群”不但是一个从籍贯意义上想像出来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特别要强调后者对于我们今天整个文学生态的意义。从今天的文学资源分配的角度，围绕着刊物、大学、文学活动、作家、书店、影剧院等，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其以下广阔的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在一种劣势。就是在这样的资源不占优势的苏中里下河地区，兴化能够有一个群体性的作家队伍存在委实不易。也正因为如此也值得我们仔细探究。应该说，新时期文学初期，县城及其以下的农村聚集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家，这当然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导致文学人才的下移有关系。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期初期，县城文化馆、群艺馆、工人文化馆等“文化单位”在基层作家成长过程中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我在农村做文学生态调查时，许多老一点的基层作者都回忆起1980年代县城文化单位组织的频繁的文学活动。而现在农村文学生活的萎缩和文学人才成长环境的荒漠化使写作者在基层很难坚持持续的写作，即使个别作家脱颖而出，一旦有了一定的名气也纷纷脱乡入城。文学资源的分配不平衡，文学写作者的普遍上移，将会使我们的整个基层文学生态进一步恶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兴化文学现象”最需要研究的恰恰是地方文化滋养、作者相互激励，政府参与支持导致了本土写作者大量涌现。进而我们也应该思考对类似的“兴化作家群”进一步给予怎样的政策、财政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地方本土作家群在地方文化建设和文化传承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原载：《文艺报》2009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