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文献学研究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由于新文献的发现和西方各种新方法的引入，尤其是地下文献的大量出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显得特别活跃，各个阶段、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在酝酿着大的突破。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放宽，很多的论文和著作都在力争描述上、理论上的突破与推进。英才辈出，成果涌现，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学术研究上的空前繁荣。其中不少领域确实取得了历史性的推进，获得了重大的突破。但是，为小溪则易清，成江河则难免泥沙俱下。不合学术规范，甚至有背于学术道德的事也时时见到。 什么是学术上的突破？我以为学术上的突破就是使人对研究对象的看法有一个大的转变，在认识上更接近于事实，更接近于本来面目，更靠近真理一步。从这一点说，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固然，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常常会体现出研究者的某一种社会观点、某一种审美倾向、某一种政治的或生活的或美学的理想。此即人们所说的“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事实，因为人们研究过去（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等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认识过去，更是为了透彻地了解现在和清楚地展望未来。但是，人们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时，不也常常根据当时的需要有目的的探索吗？不也常有坚持一种学说而排斥其他学说的事吗？自然科学中各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实验或实践活动来验证，所以比较容易避免虚构、伪造，研究活动和研究结论中的主观色彩较少。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极个别的虚假成果或剽窃之事，这里就不说了，在研究中表现了主观色彩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生物的遗传与变异研究，摩尔根创立了遗传基因学说，揭示了生物的遗传必须通过遗传物质来实现，从而奠定了细胞遗传学的基础。苏联科学家米丘林则从有机体与其生活条件相统一的原则出发，提出了动摇遗传性、定向培育、远缘杂交、无性杂交和驯化等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原则和方法。苏联另一科学家李森科发展了米丘林思想，认为生物的遗传性是过去所同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总和，如果生活条件适合遗传性的要求，则遗传性保持不变；如果被迫同化非其本性所要求的生活条件时，则代谢类型被迫随之改变，从而遗传性发展变异。因而，认为改变外界条件可以改变生物的遗传性，生活条件既选择了生物的变异，同时也创造了这种变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米丘林学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高度评价，而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受到了批判和压制。应该说，米丘林的研究确实为果树的栽培、新品种的培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事实证明米丘林的学说有片面性，它过分夸大了外部条件对生物变异的影响。如果生物遗传变异的理论一直按米丘林的路子走下去，必不会出现今天生命科学领域的巨大变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米丘林的学说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高度评价，一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二是因为它同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科研的条件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从这一点说，自然科学研究中形势和条件不但影响科学家的选题，有时也影响到对科研结论的评价。这同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其不同只在程度而已。 所以，我坚持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问题是我们是否实事求是地朝达到这个目标努力。因为尽管由于形势、条件的原因，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学者可能对同一个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他们所依据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其结论的变的参数一是受到史料或调查所得事实、数据的制约，二是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前者决定了基本不变的部分，后者决定了变的部分。而决定变的部分的各种因素，在严谨的、具有科学精神的学者，也是由调查得来，不会任意编造规律，随主观臆想而下结论。 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者能够出思想，也应该有思想，但这思想必须是在掌握了大量资料、分析了大量事实、观察研究了各种各类有关现象之后提出来的，既不能空想得来，也不是用现成的外国某一理论，充塞一些中国的事例就能产生。尽管“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历史同以前历史学家所认识的历史应是同一段历史，只是注意点有所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对任何一位严谨的学者来说，不能虚构历史，捏造史实，这是万世不易的原则。 因此，我认为无论怎样，学术上的突破除了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之外，对于研究对象的全面、正确的了解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仅仅由于新材料的发现或一个旧材料的重新认定、解读，就会引起学术上的新突破。胡适曾说：“发现一个字，就好比发现一粒恒星。”这个比喻虽说不很确切，但也不是没有它的道理。庞朴先生从马王堆出土帛书《五行篇》中发现了一个“圣”字，其价值抵得上很多关于思孟学派的捕风捉影的论著。我们说，即使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用先进的手段和严格的科学程序进行研究，如果材料掌握不全或对材料的认定有误，也会导致谬误。 可以说，对材料的全面掌握和正确解读，是科研上取得突破、取得大的进展的基础，而先进的理论、先进的方法则是保证。既不能将理论的意义无限夸大，好象只有理论的研究才算学术研究，也不能将理论研究的意义贬低，以为理论研究不过是套框框、说空话。因为，对于复杂纷纭的现象总要有分析、概括、归纳，才便于从宏观上进行正确、全面的把握，总要借助由人类积累的经验所提炼出的理论才能看透事物的本质，看清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不但要重视理论，还要吸收国外的理论成果，来优化我们的学科理论体系，丰富我们的理论宝库。 这里要指出的是：不仅宏观的研究要有理论，对研究对象的清理、认定、定位、恢复原貌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理论。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所体现的义例和思想，到南宋郑樵《通志·校雠略》、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历代学者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一些理论总结的成果。南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将全书的误例分为二十类，每类作简要解说，如“离合”类云：“凡诗有一篇析而为二，二篇合而为一者。”有的每类下又根据情形分为若干小类。“脱文”类云：“凡有脱文见于他本者”、“其有他本节略而《文苑》有全篇者”、“其有原本脱逸而《文苑》因而袭之者”三种情况。作者在《自序》中提出“实事是正，多闻阙疑”、“书不可以意轻改”的原则，实为古书校勘不易之法。王念孙《读书杂志》校《淮南子》列出六十二例；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归纳古书疑义八十八种，以类相从，分为七卷，末三卷谈校勘问题；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本改名《校勘学释例》)分为行款误例等和校例共六部分，每部分又分细目，共五十目。其第四十三为《校法四例》，提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法，对校勘方法作了全面概括。各种文献学论著在理论探讨方面愈来愈系统和完善。余嘉锡、杨树达、张舜徽、程千帆、王欣夫等人的论著各有特色。近十多年来所出版洪湛侯等人的著作在文献学理论建设上表现出新的探索与努力，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也有些甚见功力的论著。章学诚《校雠通义·叙》云：“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有些搞理论的人认为文献学的研究只是作资料工作，是为真正的科学研究作准备工作，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们看，在文学理论上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级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郭沫若、闻一多、陈寅恪、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他们哪一个在文献方面没有深厚的功底？固然，他们较早地接触了西方现代的史学、哲学思想、文艺理论。但是，如果他们在文献方面没有很深的修养，能将外国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产生深刻的见解吗？一个在文献的应用上常常出错的人，不可能成为卓越的学者。 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果说学习其他专业可以通过有关理论书较快地掌握，文献学的研究则包含的具体问题多，其判断是非、处理疑难，既要掌握专门的理论与方法，了解有关文献的历史，也可能会牵扯到政治、军事、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等以至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作文献学的研究知识面要宽，要掌握很多具体的、互不关联的东西，不是懂得基本理论就成。有些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人的工作做得不好，这是学者本人的素养问题，同有些所谓搞理论研究的人连基本理论也没有搞清就套外国框框套出笑话一样，与学科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文献学方面的大家如王念孙、顾广圻、张元济、王重民、姜亮夫等，他们的工作嘉惠士林，传之不朽，治学者何人不受其益？ 一个学科有一个学科的特点，因此不同学科的理论也有其自己的特点。有的侧重于宏观，有的侧重于微观，有的侧重于抽象的理论探讨，有的更重视实际的操作方法。研究病理的和操手术刀的，很难说哪一个重要。第一例开颅术的成功，也是被作为医学上的重大突破报道的。因为高明的外科医生也有在长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总结出的一套理论，只是这套理论更接近于技术性方法论，更重视实践中的价值。 文献学同不少人文社会学科一样可以印证哲学的结论、丰富哲学的内容，或者给哲学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理论的发展提供依据，但它永远不会成为哲学的分支。有的人一听是搞文献、搞考证的，便很瞧不起地说：“乾嘉学派！”似乎搞理论代表着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水平，搞文献代表着十八、十九世纪的水平。其实，乾嘉时期的大师如卢文弨、钱大昕、段玉裁、王氏父子等，他们都是有很强的科学精神的；他们能取得超迈前人的成就，还是由于他们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一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已说得很清楚。今天在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的人，也仍然是能够吸收新思想、学习新方法、利用新技术，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和完善研究方法的人。而如果不能作到理论联系实际，或将西方早已过时的东西拿来当作新方法宣扬，同样不会取得好的结果。我以为将来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要与时俱进，吸收外国的好的理论、方法，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并且努力作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二者的结合：互相关注、互相吸收、互相补充。这样才有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今年四月江泽民同志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说：“希望大家既应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学习和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文化成果。”又指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应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七月十六日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提出了四个“大力加强”，其中第一个便是“要大力加强对各门传统学科的研究”。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健康发展，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理论工作者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和可靠的文本，必须有人默默无闻、坐冷板凳，进行古典文献的研究。八十年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七十六年前郑鹤声、郑鹤春在其《中国文献学概要》中提出“中国文献之世界化”。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理论完善传统学科理论体系的同时，也要将我国传统文化中那些闪光的东西揭示出来，奉献给世界人民。 二、西北师大学术传统与我对宋前戏剧的关注 我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先秦两汉文学与诗赋，也曾涉足于宋前戏剧和敦煌文学。先秦两汉文学一是语言和典章制度方面障碍大，二是作品的真伪和流传情况比较复杂，三是作品散佚严重，四是作品和有关作家作品的直接的材料少，而间接的材料，即后人的研究论著很多。所以，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方面的知识不能少。业师郭君重（晋稀）先生一直很重视文献学的基础。他说：“不是说没有文献学的知识就不能写文章。这当中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如果一篇论文引据不可靠，或挂一漏万，或一些文献间的关系搞错，无论怎样说得头头是道，也难被人接受。”郭先生在文献学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应中华书局之约整理曾运乾先生的《音韵学讲义》（交稿后因形势变化搁置，至一九九六年才出版），八十年代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整理杨树达先生的《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一九八五年出版）。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对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进行了编年考证（未能出版）。他关于古代文论、诗论的研究著作也以文献方面的扎实功底而受到学界的重视。他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文心雕龙注译》(同上，一九八二年出版)、《诗辨新探》(甘肃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白话文心雕龙》(岳麓书社一九九七年出版)均以引据翔实、注释确切简要、辨析思想源流清晰和思路开阔、多所新见而受到好评。其中《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注译《文心雕龙》、介绍该书理论精华的著作之一，在大陆、港台和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香港至少有两家出版机构翻印了此书。他认为理论必须联系作品、作家的创作情况和文学史的发展，尤其要建立在对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的分析、归纳上。郭先生也很重视小学的基础，在我读研究生之时，让我们先在音韵、文字、训诂之学上面下功夫，不要急于发议论、写文章。由他的《声类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和收在《剪韭轩述学》（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中的一些论文，就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造诣和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任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十分重视文献学专业青年同志的培养。 事实上，西北师大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专业方面一直很重视基本功，重视读作品、读原著、读旧注，注重文献学与小学的根柢。有几位老师以学识渊博、讲授的深入浅出和善于启发而深受学生的欢迎，但学术上厚积薄发，不轻著述。彭铎先生只有《潜夫论笺校正》（收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群书序跋举要》（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唐诗三百首词典》（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汉语成语词典》（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初版，以后曾多次增订重版）。郑文先生研究汉诗和杨雄等，虽未写过一篇关于《汉书》的文字，但对《汉书》很熟。李鼎文先生能背诵全部杜诗，学生问起问题来随口即答，但著述极慎。一九五九年报上讨论《胡笳十八拍》，他写了一篇参加讨论，在《光明日报》上刊出，郭沫若写了《四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作答，也给予充分的肯定。后来他侧重于甘肃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拓荒理乱，抉隐阐幽，多所贡献。这些先生重视文献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武都一中。文革中社会上普遍流行着“读书无用论”的观点，各处在批“封资修”；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上一天一个新花样。我心里想，与其每天发空论，毋宁读一点实实在在的书。一九六九年开始复课，我给高中六九届带“革命文艺”课，其中除毛泽东著作、鲁迅文章、有关社论，便是样板戏。古代的作品，唯有对民间文艺评价高。于是，我在图书馆借了戏剧史著作和《敦煌变文集》、《乐府诗集》之类读。其间对载于《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的古辞《巾舞歌》发生了兴趣。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引《晋书·乐志》、《宋书·乐志》之说，并说： 其古辞收入《乐府诗集》，篇幅甚长，不可句读，且每有‘婴’、‘吾’、‘何’等字样。当即郭茂倩所谓‘羊夷吾，伊那何’之类的声辞，寻绎词意，似为游子之辞，与剑舞、琴操俱不相干。 周先生虽言其“不可句读”，但也指出了其中的声辞，并对内容作了推测。我根据周先生的提示，将其反复出现、连用而无义的声辞析出。周贻白先生又说： 至其舞法，《晋书》所载如属可信，则此项乐舞已近于故事的表演。虽不必即为“鸿门宴”的全幅排场，其模仿人物已具相当的程度了。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O年出版) 我受此启发，又根据其中的复唱部分，前后比勘，将其中语义可以连贯的词依次录出，加以连接，从而又析出一些既非声词、也非歌词的舞蹈提示之词。从各句歌词间语气和人称的转变，确定哪些歌词属于哪一个角色。根据歌词中首尾两部分为二人对话，当中一部分为游子叙说在外经历的情况。我将全剧分为三场：第一场为离家前母子告别，第二场为子归途中回忆在外所经历，第三场为母子相见。又根据《南齐书》有关说明及节录之原文，从音乐结构上将其划分为二十解。在当时我所见到的戏剧史著作中，除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长编》之外，再没有一本书谈到《公莫舞》的舞剧特征，对它的情节和主题作新的探索。即周先生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中国戏剧史讲座》，也仍然采用旧说。该书汉代部分没有提及《公莫舞》，只在唐宋部分谈到唐末出现的《樊哙排闼》时说：“从本事取材来看，虽然可能是由《公莫舞》发展而来，而《公莫舞》已经是一种双人对舞的形式，如果《樊哙排闼》剧也把这段情节连带表演出来，那就更不会是樊哙带剑持盾的个人独舞了。”既只看作一种舞，内容上也认为是演项庄舞剑，项伯以袖遮之事。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谈到宋金戏剧时说：“剧本，则无一存，故当日有代言体之戏曲否，已不可知；而论真正之戏剧，不能不从元剧始也。”王国维的这个结论，使很多人不敢轻言宋以前之戏剧。八十年代初读了任二北先生的《唐戏弄》，见任先生于《溯源》一节也最早只追溯到南北朝。即使唐代戏剧，虽该书第五章有《剧本》一节，从各个方面论证唐代有剧之事实，但也毕竟没有一个留存至今之剧本（后来几种报刊都介绍了新疆发现之《弥勒会见记》残本，任先生将其写入增订本之《补说》中。有关资料我也作了全面收集）。任先生《唐戏弄》虽主要研究唐代戏弄，但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对五代以前戏剧的形成也作了开创性系统论述一样，对隋代以前戏剧的发展状况作了详尽而精到的论述，当时有意义的成果也全部得到了反映。但任先生这部书的初版和增订版中都没有提到《公莫舞》。可见当时对汉代戏剧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对自己文章的结论不敢自信，更不敢“一鸣惊人”。 大约在一九八六年八月初，见到《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上刊有杨公骥先生的《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杨先生在歌词声辞和舞蹈动作的划分、《公莫舞》产生时代的考证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其中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以声辞为和声，歌词、声辞和语助词的划分尚无严格的区分标准，在巾舞的表演上认识也比较模糊。如解释其中的“巾”为头上所戴，“所以饰首”，“即今之包头布”，“巾舞中所谓的‘相头巾’，可能是以巾拭泪”等，同汉代巾舞的表演很不合。尤其是杨先生将原歌词分为五段，只第五段将歌词中的“子”、“母”析出，后面加了冒号，作为角色标识字，来证明这一段为代言体，其余四段都没有角色标识字，尚未能证明其为代言体。因为小说、散文中也多局部用对话形式的。只有证明全篇为代言体，才能说明它是剧本。我根据《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影印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所收一些剧本省略角色标识字和省略对白之例，论定《公莫舞》中的人物标识字是被省略了的，演员或根据师徒传授，或从歌词的内容和演唱机制可以知道哪一句是谁唱的。杨先生在其所分第五段析出的几个角色标识字，是歌词中的字。《公莫舞》歌辞中还有些问题，杨先生没有涉及。但杨先生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已提出“歌舞剧”的看法，我再进而论证有关方面，证成此说，也就不会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我很快将旧稿整理出来，同意并肯定杨先生之说不少，但主要论述杨先生尚未论及和与杨先生意见不同之处。故有些地方变为同杨先生讨论的语气。文章写成，三万多字，考虑到发表困难，将其中关于背景和一些具体论证的文字删去，也寄《中华文史论丛》。因为当时学校已安排我八月底到武威去给那里办的一个专科班上一学期课，到次年元月才能回来，我行前除匆匆抄稿之外，还将百衲本《宋书·乐志》借出，专门带到市上大照相馆照了相(刊出时书影未被采用)。一九八七年得通知，拙文被采用，安排在一九八八年第一期(我于一九八八年五月致郭在贻先生函中提到此事，并说明该文是“发轫于文革时期的旧作”。见《郭在贻文集》第四册附《友朋函札选录》，中华书局二OO二年出版)。后该刊一九八八年未出，改为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出版。 论文发表后，戏曲史专家、兰州大学教授宁希元先生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张宏洪先生的《<公莫舞>研究述评》综述各家的研究，对拙文的创造性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见《文学遗产》一九九O年第四期《<公莫舞>研究综述》)。我这篇论文被选收入甘肃文化艺术研究所编《甘肃艺术研究丛书》之三《艺术论文初集》(一九九一年五月)。在寄《中华文史论丛》时删去的部分，增改后刊于《西北师大学报》。 与《公莫舞》研究论文同时写成的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汉代舞蹈的，一篇主要是关于汉代以前舞剧表演的，其中谈到暗场的处理问题。这都是我从七十年代研究《公莫舞》以来，同时思考着的两个问题，是《公莫舞》研究中的相关项目。第一篇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以农业生产为题材的大型舞蹈——汉代〈灵星舞〉考述》。晋司马彪《续汉书·郊祀志》所载《灵星舞》尽管是纯粹的舞蹈，不是舞剧，但由它的规模可以看出西汉时舞蹈的发展水平和大体结构。在我这篇论文发表之前的所有舞蹈史著作，在论及汉代舞蹈时，没有一本书提到它，大部分的书主要是对角抵、百戏、盘鼓舞之类的描述。《灵星舞》的结构有六成，表演着同农业生产的过程相应的六个内容。它内容丰富，主题集中，结构完整，表演的虚拟性强，而且全舞设计很有节奏感。它不仅是西汉有代表性的舞蹈节目，同周代的《大武》一样，也是我国古代舞蹈发展成熟的标志。我也找到了一幅反映这个大型舞蹈表演的汉代画像砖。在八十年代初，我为了进一步论定《公莫舞》的问题，翻遍了所有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印本和汉代其他出土文献。此文写成后投某刊，很长时间未被采用。后逢刘毓庆同志为《传统文化》(当时为内刊)约稿，即交付之，刊于该刊一九九O年第三期。 我在关于《公莫舞》研究的论文中说到第二场是儿在外征戍三年之后回家途中回忆征戍情况的唱词，也就是说，儿在外三年的经历是用暗场的办法来处理的。我这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已从很早就在考虑《九歌》中《湘君》《湘夫人》演唱中两篇情节上的照应问题。这两篇表现两个人物在同一事件中的活动，用了暗场处理的办法。我论证此问题的论文《<湘君><湘夫人>环境情节安排和抒情》刊于《北方论丛》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相关的一篇论文《<湘君>、<湘夫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刊于《北京社会科学》一九八七年第三期）。这是在关于《公莫舞》研究的文章改成寄出以后写成的。 舞剧是由具有情节性的代言体歌词、舞蹈和音乐构成的。关于汉代音乐的发展状况的研究我也一直在努力，有一些收获，但总感到还不太成熟，故未成文。 在汉代戏剧史的研究上我写的东西不多，但从七十年代以来可以说读遍了能找到的戏剧史著作（主要是宋前部分）。同时，我也将目光放在新材料的发现上，着眼于过去学者们注意不够的地方。为了弄清到底西汉时代有没有产生《公莫舞》那样三场歌舞剧的可能性，我对汉以后至宋代戏剧的发展情况也作了些探索。在魏晋南北朝的戏剧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心得，尚未写出。唐代一段的收获是写成了《我国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我从《茶酒论》的几个抄本(影印件)中发现它曾付之演出实践的标记。一般学者以此篇之体裁为“论”，实误。此“论”乃“辩论”、“争讼”之意，两个人物相争，最后由一个出来打圆场，含有教化之意。题目的结构颇似秦腔的《潘杨讼》。这就填补了魏晋至唐剧本方面的巨大空白。 在传世文献、新发现各种佚书、画像石、画像砖、漆画等之外，我也将目光投向民间流传的早期剧本。我邮购了中国戏曲学会和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主办的《中华戏曲》各期。我于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七年分别发表在该刊上的《汾阴扇鼓傩戏的形成时代与文化蕴蓄》、《参军戏〈攀道〉研究》、《北宋傩戏〈坐后土〉研究》，无论怎样，总让我们可以看到唐宋时代流传下来的戏剧脚本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 宋前戏剧方面还有几个问题想写，但因为近十多年中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手上还有几个大的项目，故恐怕一时难以如愿。写一部以展示中国古代戏剧发展水平的我国早期戏剧形成史是我的心愿。但计划中几个“点”上的深入探讨未能进行，这个工作在我也就完全不可预料。我院李占鹏博士深研古代戏剧，写成《宋前戏剧形成史》一书(甘肃文化出版社二OOO年八月出版)，其中吸收了我关于《公莫舞》、《灵星舞》、《茶酒论》的看法，并相应整体上对中国宋代以前戏剧的形成作了新的把握和描述，读之甚惬于心。 王国维、任二北、王季思、董每勘等先生在中国戏剧史研究中取得卓越的成就，在于他们既具有新的先进的研究方法，又能下文献方面的工夫。我以为今后中国戏剧史的研究要取得大的突破与进展，也仍然在这方面的很好结合上。今年暑假我到中山大学主持黄天骥先生和吴承学先生的四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有两位的题目是戏剧方面的，都是既有理论性、又显示出很好的文献学的根柢。中国古代戏剧的研究应该是有希望的。 三、敦煌文学的文献学研究 为了搜寻宋代以前有关戏剧史的资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重读《敦煌变文集》，带来的副产品是写了一些校勘札记。敦煌变文本为民间的东西，因为抄录者文化水平低和在民间辗转传抄之故，俗语、俗字及错字、别字很多，错乱相当严重。而校录者因为原卷潦草及书写不清，误抄的情况也存在。自敦煌佚书发现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它们进行校勘解说。王重民等六先生共同完成的《敦煌变文集》集思广益，又吸收了此前各家的成果，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不仅是收录敦煌文学作品最多，也是校勘最完善的敦煌变文集子。此后二十多年中，又有不少学者拾遗补阙，各有贡献。我在诸家之后研读此书，提出一些管见，有一些为前修时贤所未道及，可谓千虑之一得。如《伍子胥变文》中的“大臣魏陵”，文中所记皆费无极之事。学者们只知其异而不能道其所以然，或者以为民间传说之异。我校“魏”为“费”音近致误(韵同而声纽相近)，“陵”乃俗书“无极”二字上下紧靠致误。学者们知今“无”字之繁体为“無”，“极”字之繁体为“極”，忘记唐以前“无”多作“无”，“極”俗书中往往以“极”代替之(“极”本另一字，罕用。俗书中有时以“极”代“極”。此亦简化“極”为“极”之依据)。“无极”二字紧靠，书写潦草，则被误识为“陵”。此即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书后》所言“因俗书而误”、“因草书而误”、“两字误为一字者”。 再如《捉季布传文》：“兄且况曾为御史，德贵官高艺绝伦”。上句显然不合于语言习惯。如视为当时俗语的说法而置之不理，亦未为不可，但毕竟影响阅读，也会影响到该篇的语言表达水平。我校“兄”乃“况”字之误(《尚书》中“况”即作“兄”，因当时音近)，而后面的“况”字乃“兄”字之误，另一本中此“况”字作“先”，盖“先”、“兄”形近，“先”也是“兄”字之误。后面的“况”既为“兄”字之误，则前面的“兄”为“况”字之误可以无疑。这样，“况且兄曾为御史”，便很顺畅。“君嫌叨黩相轻弃”末三字校作“相相弃”，情形同上。又如同篇：“题姓署名似凤舞，书年着月象焉存”。“象焉存”有两卷作“象乌存”，有两卷作“象乌 ”。冯沅君校作“若乌蹲”。此二句同上句“便呈字势似崩云”一样，形容季布写字之疾速和字体之奔放有气势。若作“似乌蹲”则静止不动，正后来所谓“涂鸦”，便说不上有什么气势，与“凤舞”、“崩云”之喻不谐。我校“焉存”为“马奔”(乃形近而误)，则意思上下相贯，诗意亦出。 当然，一千多年前的东西留至今日，我们根据文字(俗书、草书、假借等)、音韵、历史、文化、礼俗等来推断其本来面目，判定是非，未必皆是，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研究。另一方面，在敦煌文献的研究上，不仅学者们在一些词语的训释上看法不一致，在一些问题的处理原则、处理方法上也不尽相同。比如很多卷子常以同音之字替代本字。我们是应该承认这种写法，只解释其在文中的字义、词义就成，还是应该注明本字，根据不同情况指明何者为假借，何者为误字，何者为俗书？我的看法，假借字应该是在别的文献中也常出现的借用字，俗书则是应该在当时的俗文学或者其他民俗文献中出现的写法，误字则是只出现在个别敦煌卷子中，因抄录者不知本字或不了解通行写法，而错写为别的字。敦煌文献的意义在两个方面：一是展示唐代俗文学的面貌，提供了唐五代至宋初历史、宗教、民俗文学研究的资料，一是反映了唐五代前后语言文字的状况，可以作为研究这个阶段中语言发展与俗语、俗字的凭借。我曾经思考：敦煌文学作品的整理，其目标究竟应该是恢复当时流传的口头文学的本来面目，还是恢复为当时抄本的本来面目？俗书中固然写法随便，有些字被习惯性地以别字替代，但抄录者的本意并不希望把他抄录的话语写为别人看不懂的字，他只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才以别字替代。所以，我以为如果是供专家研究的原件迻录本释文或者研究俗语、俗字、语言发展的论著，可以保留原来的写法，其他的整理本、校注本，尤其是敦煌文学作品的选注本，都应说明本字或通行写法，使读者直接走向作者的心中，也使作者直接走向读者的心中，从而超越由于抄录者、作者文化素养低而造成的传达上的障碍。因为语言是通向心灵的小道，从事文献和古代文学研究的人应该疏通使之畅通无阻。 敦煌文学研究上的分歧自然还有。在敦煌文学作品形成渊源、构成机制的研究上，几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比如变文一般由讲的和唱的两部分组成。目前有关敦煌文学的论著中，都称讲的部分为“散文”，唱的部分为“韵文”，称这类变文为“韵散结合”。但实际的情况，很多讲经文、押座文、因缘中的所谓“韵文”并不押韵。如《太子成道经》： 上从兜率降人间，托荫王宫为生相。 九龙齐温香和水，净浴莲花叶上身。 这四句四个韵，完全不押韵。后面又重复出现一次，亦是如此，可见不是文字有误。又同篇： 若说人间恩爱，不过父子之情。 若说此世因缘，莫若亲生男女。 假使百虫七鸟，驱驱犹为子此身。 堕落五道三涂，皆是为男为女。 金银珍宝无数，要者任意[不]难。 若能取我眼睛，心里也能潘得(甲卷作“心令耶能伴得”，似当作“心灵也能盼得”)。 取我怀中怜爱子，千生万劫实难潘(盼)。 相邻各句，皆不成韵。变文中此类例子不少。细致分析，又有区别：凡演唱中国故事的变文，其中唱的部分都是押韵的，而演唱佛经故事的，唱的部分常常不押韵。我以为这是因为前者完全为创作，受中国传统讲唱文学影响较大，而后者故事来自佛经，有的唱词即来自汉译佛经或印度讲经文之类，故不押韵。这样看来，变文中唱的部分不押韵，乃是受了汉译佛经的影响。但不管怎样，我们从汉语文学的角度看，变文中不押韵的唱词，是不能叫做韵文的，这些变文的构成也不能说是“韵散结合”。这类吟唱的部分应叫做“唱词”或“吟唱部分”，而讲的部分应叫做“讲说部分”。这类变文的构成应该是“讲唱结合”。 因为十多年来自己再未能悉心拜读诸家论著，以整理自己的一孔之见，只有发这些空论。 关于敦煌文学，我觉得还应做一些同其他文学作品在时间上（纵向）或地域上、体裁上（横向）的比较研究。比如写魔怪的变文对《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形成有何影响？变文的吟唱部分引入不少佛典名词，这对清末一些学者（如黄遵宪）在诗中引入佛典、外国名词是否有过启发或者说开先河的作用？这些也都是值得探究的，但由于工作的原因，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其他方面，已无暇及此。这些已近于古典文学或比较文学的范围，这里就不多说了。 四、地下出土文献的意义与我对简帛的研究 先秦文学研究因为存留至今的关于作家、作品的材料少，所以很多问题搞不清楚。新材料的发现和整理、利用具有很大意义。文革后期《文物》、《考古》、《考古学报》最先恢复出刊，也是我当时每期都看的。见到几种有关地下出土材料的书，也都买了下来。我主要是关注可以引起对先秦两汉文学、艺术、哲学等认识上的转变和研究上的突破的材料。一九八四年由西北师大主办唐代文学第二届年会，我受命做一些具体工作，从筹备阶段负责回复代表们的函件到会前安排住宿、会议期间办简报。会前为了给代表们的学术考察做准备，同张士昉老师等到敦煌去了一趟，途中在酒泉书店买了一本张震泽先生的《孙膑兵法校理》在火车上看。我从中发现有的地方还可以补出一些缺文，有的断简还可以缀合，有的残简还可以大体确定其当归于何篇，有些简文的归属、相对位置也还可以作进一步调整。故在会议结束后，即动手对汉简《孙膑兵法》进行系统研究。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尽可能使这部失传二千多年的先秦文献更趋完整、更接近原貌。因为原简出土时断烂十分严重，加之长期浸泡于泥水中，字迹漫漶不清，恢复、整理困难很大。由于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专家们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为学界提供了一个使所存简文的大部分可以通读的文本。整理小组整理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大字线装本，附有原简照片、摹本和释文、注释。其中包含有《孙膑兵法》；同时又出版了《孙膑兵法》简装普及本。该书出版近十年之后，张震泽先生完成《校理》一书，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注释方面又有不少推进。但张先生在简文的整理方面，只有两处变动。我于一九八五年夏写成《孙膑兵法校补》寄《文史》。一九八六年五月到富阳参加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在上海见到新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修订本第壹辑，回来后将拙文加以删改，此书中已补充、已改正的，即删去，将关于《孙膑兵法》(原列于上编的各篇)的部分仍以原题寄《文史》。在收到采用通知后，将原文后一部分以《<银雀山汉墓竹简>原列〈孙膑兵法·下编〉十五篇校补》为题，亦寄《文史》。两文先后在《文史》第三十九辑和第四十四辑刊出。第一篇之刊出距文章之写成九年，第二篇之刊出距文章之写成十三年。虽然这样，我觉得它们仍然反映了《孙膑兵法》研究的最新进展。我在写上两篇论文时将《孙膑兵法》全书及原列在下编的十五篇全部作了整理，在注释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材料，曾打算搞一本新的整理校注本，但这些年一直忙于其他工作，未能着手进行。 关于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我还有一篇《唐勒〈论义御〉校补》。关于此篇，有几位先生写过文章，看法不尽一致。我是希望在弄清原文大体框架的情况下，调整简次，并据有关文献试补缺文，进行复原。我确定其篇名为《论义御》，作者为唐勒。这不仅使整理的文本又向事实接近了一步，作者的确定，使我们看到了楚国辞赋作者唐勒的一篇作品，有助于探索该文的主旨和唐勒的思想。 《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是对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相马经》的研究。不少学者指出该篇分三部分(有的学者称作“三篇”，如杨宽《战国史》)，认为其中语意有所重复，第三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的解释，也都认为并非完篇，且“没有书名和篇目”。我以为这部帛书虽非全书，却是全章，章名《大光破章》。第一部分是“经”，第二部分是“传”，第三部分是“故训”。此书对于我们认识战国末期楚地科技应用文体的形式、韵文的发展状况、当时楚国的文风及战国至西汉书籍的编注体例、流传形式都有重要的意义。 我在学术研究中一直重视地下出土的文献。一九八一年从创刊不久的《江汉考古》中看到湖北涢县出土的一个铜簋铭文照片，说明为“屈子赤角”所作。我考证“赤角”即屈御寇之子子朱的名，这不仅在屈氏世系中弥补了一个缺环，在弄清屈氏世职莫敖的职掌问题上也有一定的意义。因为此前学界对莫敖的解释莫衷一是，还连带地对屈原所任左徒的职掌也产生了分歧看法（因为有的学者主张左徒即莫敖）。我写了一篇文章刊于《江汉考古》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已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中，本书不再重收）。 我专门研究简帛金文的论文不多，但是我的整个研究工作差不多一直同地下出土的文献、地下出土实物、遗址等相关连。在左徒的研究中，我用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泰安出土铜缶铭文中关于“左征尹”、“右征尹”的材料，同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竹简中“左 徒”、“右 徒”的材料相印证，弄清了左徒这个职务的来源、职掌和名称的演变情况，澄清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 近几十年大量出土的先秦文献，使我们对先秦时代历史、文化、文学进行新的思考。我觉得有必要对先秦的文学文献进行一次清理，对文本问题、真伪问题、时代问题、作者问题及流传、研究的状况和理论的建树等，在吸收新的材料、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一个总结，并在通盘研究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尽管近年中新的成果涌现出不少，也有一些可以传之不朽的论著，但对于先秦文学来说，尚缺乏从文献学或侧重于文献进行的通盘研究。我的研究虽然很多是着眼于具体问题，但大多采取通盘研究的办法。这一点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给我的启发很大。尽管谈的问题小，但应将它放到当时整个时代或有关事件的发展中去认识，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乾嘉时代一些学者，其成就卓越，沾溉后学。正由于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使他们的论著至今仍被作为可信的观点或材料被引用。这是大体的情况。但其中也有一些论述是只注意字、词或个别名物的考证，而不能顾及全书、全篇甚至不能顾及上下文意。我所谓通盘研究，是指对相关问题都加以探讨、了解，一方面检验自己提出的看法能否成立，另一方面对有关问题和当时的背景有一个整体的看法，然后，再将写成的论文修改发表。这样，虽然所谈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小的具体问题，但它在当时历史、文化的时间、空间坐标上和事件发展过程中是有确定的位置的，与相关的人、事并不冲突，对它的看法的延伸，还可能会展现出一些未被认识、未被意识到的现象。也就是说，它显示着一种潜在的系统。 一九九六年，我参加了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历代文学编年史》的工作，承担了其中《先秦文学编年史》的撰写任务（此项目被列为国家九五规划项目，由我同我的三个博士生共同完成），承担了西北师大的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后一种包括三个子项目。目前已完成其中的《先秦文论全编要诠》一书，我同我的几位博士生将所有先秦经书、史书、子书及后人所辑先秦佚书统统过了一遍（包括以前被定为伪书而实不伪，及以前被看作汉人之作而实为先秦文献的书籍），从中录出反映当时文学理论、文学观念、文学批评与鉴赏活动及反映当时美学思想的文字，加上注解，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有关问题加以说明或辨析，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对有关段落加以阐发或提示。另外两个子项目是《全先秦文》和《全先秦诗》，正在进行中。后一项拟将包括《诗经》、《楚辞》在内的所有先秦诗、歌、谣、诵加以考订编年，以便直观地展示先秦诗歌的发展过程、地域分布及作者、作品间的继承、影响等相互关系。我们决定做这些工作，同近几十年出土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框架，给我们研究先秦文学的人以启发和鼓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五、文献学与诗赋研究 西北师大的古代文学研究一直比较侧重于传统文体——诗赋的研究。我沐其教泽，受其余风，也深嗜于诗、骚。收在本书中的有关《诗经》、《楚辞》和汉魏六朝赋的十来篇论文，都是从文本、文献学的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 《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对《诗经》研究中几个关键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我从《诗经》的编排入手，提出《诗经》由两次编成，第一次的编集者为召穆公的后代，时间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国风》以《周南》为首，次以《召南》，再次以《邶风》、《鄘风》、《卫风》。召穆公辅佐宣王，形成数十年的中兴局面(参拙文《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刊《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五辑；《论西周末年杰出诗人召伯虎》，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出版)。他利用诗歌缓和内部矛盾、团结宗族、凝聚人心、安定社会、鼓舞士气。他西征玁狁，东定淮夷，安定天下，武功烈烈；又拨乱反正，恢复礼仪，文治之功，亦甚卓著。召穆公的后裔在东周初年收集周南、召南、卫地民歌和表现召穆公功业与征战之苦的雅诗，汇集成编，其目的是为了令后人不忘召氏的历史业绩，保住召氏在周王室的地位。因为从武王、成王时周公即列在召公之前，故列《周南》于卷首；卫康叔是周公旦、康叔奭的幼弟，周、召、卫是周初所封同姓诸侯中关系最近的三氏，所以此编包括了周南之风和卫风，以显周、召、卫同王族的不寻常关系。《诗经》的第二次编集是在公元前六世纪前期，其中多为周王室守藏史和乐师所保存的诗歌。此次将新收集其他诸侯国的《国风》作品列在第一次所编《国风》之后，以《王风》为首；新收集《雅诗》(《大雅》部分)列在第一次所编《雅诗》(《小雅》部分)之后，以《文王》为首。三《颂》全为第二次编集时编入，亦是藏于王朝史官或乐官的作品。我以为《小雅》、《大雅》在编者的初衷上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既非由于内容分为“小”、“大”两部分，也非由于形式或音乐上有什么不同，只是由于两次编入，篇幅又大，故在第二次编入的雅诗卷名前加“大”，在原有部分的卷名前加“小”，以示区别。这两部分雅诗因其来源不完全相同，在内容、题材、风格上多少有些不一样，但这并非分为两部分，分别称为“小雅”“大雅”的原因。《诗经》中多用“小”、“大”区分列在同一部分中的相同的篇名（如《叔于田》、《大叔于田》，《小明》、《大明》等）。春秋以前其他典籍中，也常以“小”、“大”区分同书中的相同篇名（如《周易》中的《小畜》、《大畜》、《小过》、《大过》，《管子》中的《小匡》、《中匡》、《大匡》等）。我考察的结果，春秋以前同时提到“小”、“大”，总是“小”在前，“大”在后。如《尚书》中的“小大之臣”、“小大战战”，《诗经》中的“小大稽首”、“小大近表”，《论语》中的“小大由之”等。“小”在前，“大”在后，是符合事物由小到大的发展规律的，是近乎自然的语言习惯。战国以后诸侯间以力相胜，个人间以权、财、声名相胜，大者为尊，小者在后，故语言习惯上也慢慢变为“大小”连称，“大”在前，“小”在后，这中间反映了社会风气、社会意识的变化。后之研究《诗经》者见“小雅”、“大雅”，名称不同，便竭力寻找看这两部分诗在内容或形式或音乐上有何不同处，以求作出妥当的解释，然而冥思苦想，终无可以令人信服的理由，空使学者白头。 《诗经》研究方面，还有三篇论文，上面提到两篇，另外一篇为《西周诗人芮良夫与他的〈桑柔〉》(《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六月出版)。这三篇也都用了文献学的方法，但关系不是太密切，故未收入。读者可以参看。 赋的研究，五四以来涉足者少；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近三十年中，在大陆更被冷落。近二十年来则中国大陆辞赋的研究显得特别活跃，很有点要弥补失去的时间的样子。队伍不断壮大，成果也丰富多彩。史、论、选、注等方面差不多每年都有新著出版。我关于《楚辞》的文献学研究的论文已收入《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二OO二年九月增订再版）。本书中收入《楚辞》之外我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诗赋的十来篇论文。 《七发》，既是今存汉代大赋时间最早的一篇，又是汉赋的代表作，故论者最注意，研究论文最多。但实际上，一般论文除就其结构上的特点加以分析，从节俭和健康的精神生活方面探讨其思想内容上的意义之外，关于作者生平，《七发》的创作背景、创作过程及作品文字背面的深层含义，均鲜有论及。一般注释中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也往往含糊带过。如其中的“吴王”、“楚太子”等，都不加注。我以为《七发》中广陵观潮一段是枚乘为吴王濞郎中时，受命去看望楚元王之太子辟非时所作，为了讽诵以娱楚太子，写成于公元前一八七年之后的五六年中；补成今之《七发》全篇，则是在吴王濞谋为不轨的迹象渐为明显之后，时间在文帝前期(前一七九年后的十来年中)。《七发》的主导思想同枚乘的《谏吴王书》《重谏吴王书》一致，只是要含蓄得多，有的话并未写出，从篇末行文看，是要借机面呈。收入本书的《〈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对此作了探讨，并对枚乘的生卒年和生平事迹作了考证。 赵壹因为对封建社会的强烈抨击和批判而受到重视，但其生平、作品产生的时间、背景却仍然混沌不清，有的地方以讹传讹。《赵壹生平著作考》首先在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的基础上对赵壹的生卒年进行了考证，指出袁滂而被误作袁逢的原因，从而彻底纠正了光和元年受赵壹上计、并举荐赵壹者为袁滂非袁逢的问题，论定赵壹之第一次入京上计在建宁元年，并对《后汉书》本传中提到的某些事的具体年代作了考证，使赵壹生平由《后汉书》本传中“光和元年”这一“点”，而上下延伸，基本上展示了一生的主要活动阶段，确定了几件主要事件的大体年代。 《汉晋赋管窥》是对汉晋赋中一些文本的整理。因为汉魏晋时代的不少作品散佚，今所存者在长期传抄中产生了一些错误。至于辑本中的问题，那就更多。这既影响到对这段时间中赋史的描述，也关系到对一些作者的评价。本文就其中八篇略述浅见。 前秦苏蕙的《回文璇玑图》诗，很多学者并不看作文学作品，但它确实最突出地体现了汉语、汉字的特征，对我们认识中国诗、赋的特质是有帮助的。同时，在它的后面也藏着一个凄惋动人的故事，与此有关对立的男女性双方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所以，应该说它也蕴含着很深的社会认识价值。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对这篇奇文谈了自己的看法。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一些问题五十年代报刊上就讨论过一次，《文学遗产》一九九九年第六期、二000年第五期上又先后刊出五篇文章讨论之，各言其是。可见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讨论并没有解决问题。孤立地看新刊出的这五篇文章，似乎都有些道理。然而既然意见不一致，就说明其中存在着误解，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我觉得前后四十多年中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各家多就事论事，不能在比较开阔的视野上观察、考虑问题。上文说过，即使是微观的研究，也应有宏观的思想、宏观的意识。本书中有一篇文章对其中几个关键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觉得当有愜于心。 陆时雍是明代著名楚辞学家和诗歌评论家，他的文学思想在明末是有一定反潮流精神的，书中有一篇论文对其生平、著述、诗学思想加以探索。 还有两篇，是同诗有关，这里就不再缕述了。 诗赋是通过字词的意义、字词的感情色彩、字词组合及其长期使用中积累的附加文化意蕴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的。要正确、全面地了解其中的蕴含，还得知道作者的有关经历和他当时的思想状况。诗赋的研究应该将作品的艺术美、作品的深刻蕴涵揭示给读者，但这些却都是建立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本书中的论文，在作品的内容、艺术表现和文学史的地位方面有时也谈一些个人看法，但没有展开论述，读者谅之。 文献学研究的范围很宽，凡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科技、体育等，只要是从古代就开始积累资料和经验的学科，要弄清它的情况，就不能不依靠古典文献学。本书第五辑中所收五篇文章，是不能归入前四类的文献研究论文。第一篇是对先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篇文章的笺注，第二篇是在北京大学、西北民院主办的中国第六届社会学人类高级研讨班上的讲演，第三篇是对美国汉学家韩南先生论文的补正。韩南先生所列举《金瓶梅》所引用最早为元代(《宋史》)，我则认为也借用了宋代的材料，举了用《青琐高义》一书的几个例子。末一篇是谈有些人注释古书常常照抄旧注。旧注之是者加以取用，这是对的，但应该用其意而不能一味照抄原文字句。有时古人的注是对的，而我们照抄后就错了，这不是对古人和今人用两把尺子来衡量，而是词义有古今，虽然同形，却意义有别。如未理解原注文意而照抄，则不能将过错推诿给古人。笺注工作今天已成为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故也将该文收入，以与从事编纂、笺注工作的朋友们共商。 六、文献学与学术规范 本文第一部分谈到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相同处。自然科学有一些定义、定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这种叫法，但每一个学科在基本理论上都有些公认的原理，而且无论是实证性文字，还是理论著作，也都有一个学术规范的问题。引据的准确可靠，论证的充分，推理的严密，是所有的论文都应该做到的，这些就不用说了。对于该领域学术界研究状况的了解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是所有研究论文都应遵循的原则。 按照海内外学术研究的惯例，一篇有份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首先必须对当前的研究现状有一个简单概括的回顾，说明在此问题的研究上目前学术界进展到何种程度，还遗留有什么问题。国内在此问题上作法比较灵活，但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则一定要有这部分内容。为什么要有这个要求？第一，说明自己在该领域掌握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是对重要研究成果都有所了解；第二，说明这个课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第三，说明可供利用的成果和主要材料有哪些；必须要推翻的旧说是什么。所以，对一篇有所创新的严谨的科学论文来说，这部分内容是不能少的。当然，这也不能成为“科八股”的第一股，无论需要不需要，都先引述一大堆材料，自己却并无新见。有的学者是将前人的有关看法分散地在有关地方标出；有的论文虽然并无对前人看法的综述，但对学术界此前情况了如指掌，论文围绕前沿问题，所辨析很有针对性，也未必要在文前先作回顾。这主要是一个学风和意识的问题，不纯粹是论文的格式或写论文的方法问题。 应该说，所有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学术上的重大成果、重大推进和突破，无不借助于前人所奠定的基础，或从前人的研究中受到启发。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为拙著《屈原与他的时代》写的《序》中对我的研究方法，有三点特予肯定。汤先生谈第一点说： 推翻前人的旧论，创立自己的新说，这是学术界惯用的公式。“不破不立”，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我国千百年来的学术遗产，是不是也存在个“有继有立”的问题？亦即善于在继承优秀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创立新说。这次我读逵夫的书稿，见他在不少的篇章里，首先是接受前人的学术遗产，然后层层论证，步步推演，结果竟得出一个全新的概念。这其间，继承与创 造，浑然一体，确实难得。 汤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国学根柢深厚，又能吸收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视学术规范。他没有一篇论文是随感式的论述，都是扎扎实实，进行严密论证。我在屈原研究上受到汤先生的多方鼓励。汤先生上面所指出的这一点，尽管我做得还不是太好，但确实是我在研究工作中所长期奉行的原则。 其次，采用前人主要观点、说法，应予注明。这一方面是学术规范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学术道德的问题。收在本书中的论文，以对文本、作者的考订与探索为多，我都尽可能做到注明此前学者的看法，自己同意者加以引述、利用；不同意者如影响很大，便提出商榷，加以辩驳。如《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中引述杨公骥先生之说四十余处，均以“杨公骥先生说”或“杨说”标明。其中《敦煌变文》校补部分，自己阅读之时写了些札记，整理成文时，将当时所能找到的书、刊物都借来，一一查对，此前学者们已谈过相同意见者即删去；意见有部分相同可资利用者加以引述，有所不同而不得不辩者，即加以辩证。上世纪八十年代整理为四篇论文发表。一九九一年赴银川参加全国敦煌文学学术研讨会，为了从整理出一篇校补性文字，又将已还掉的刊物、书借出来；因为时间过了几年，又有新的论文发表，这些也得一一查找翻看；有的杂志图书馆、资料室都不在，问了好些老师都说没有借，后来是从私人处借来的。为此花去很多精力和时间。我深感产生一种想法、提出一种看法容易，而要按学术规范写成文章很不容易。以后几次敦煌学、敦煌文学的会议都因为一时写不出论文没有参加。还留有一些读书札记，也就只有让时间的流水去逐渐冲刷净它的价值。 文革后期我还整理了《天问》的窜简，并加以注解和翻译。但由于其中一些问题感到还需要进一步钻研，也一直未能刊布。刊登在《社会科学战线》二OO一年第一期的《从〈天问〉看共工、鲧、禹治水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也是同此有些关系的。 我们家中五十年代以前有很多古书，父亲喜好文史，我在这方面也受到一些影响。我的好读古书，有问题好追根究底，可以说是从血液中带来的。但我永远感谢我的老师，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时的一些老师，尤其是郭君重师给我的教诲和指导，我将铭心不忘。 在多年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不少前辈学者和中年朋友们给我以很大鼓励、帮助和支持，近年又结识了一些青年朋友，每次开会，接谈甚洽，或书信往来，受益良多。此次《古典文献论丛》出版，又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先生赐序，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先生和中华书局汉学室王守清同志精心审阅，学校有关领导也给以关心和支持，得以尽快出版，在此并志谢忱。 二OO二年十月一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