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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岩，一号壶公，谥文襄。河北南皮人。父亲锳乙，久官贵州。张之洞幼时曾受学于胡林翼。十七岁乡试第一。同治二年(1863)进士及第，授职编修，文多典雅有则。官至翰林体仁阁大学士，而论事之章，往往传诵海内。他官两湖最久，京汉铁道、汉阳铁厂、萍乡煤矿、皆其所创办。曾为筹建湖北、京师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图书馆)出力尤多。 1884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设立广雅书院，延朱一新主讲。1882年，移督湖广期间，建两湖书院，以兴国学；建自强书院，以开新学，天下咸以张之洞为“言新之魁”。1896年复任湖广，一意广设学校，造人材，当时人认为，湖北学风为各省之冠，又好兵家言，曾自署“兵家仅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可以知其志事。 张之洞的一生，主要以从事教育著称。他先后数次做过副考官学政，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时，掌管学部，积极提倡创办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提出设“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设广雅书局，校勘群籍。著有《劝学篇》和《书目答问》。其中《书目答问》广有名声。 这部名著，一开始就吸引着当时的童生和士子，读书人对它非常推崇，奉为标准。直至今天，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对我们研究读中国的古籍，研究图书的目录和学术的源流，都有一定的意义。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39岁时所作，初刻于光绪2年(1876)定稿问世。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推荐书目。由于是回答“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撰。因此，该书目的编制，特别注意指导青年读书、治学。所收书籍近2200余部，皆经严格的选择的。因为是为诸生阅读指导门径，所以特别注意“慎择约取”，避免兼收并蓄。这是《书目答问》在收录范围上的第一个重要特点。 《书目答问》在收书上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对于没有传本的故书将其附列于该作者或其他作者的相关著作之下，如：经部魏源著《书古微》、《公羊古微》未见传本而附于魏源《诗古微十二卷》之下。集部诗文评类钱大昕《元诗纪事三卷》未见传本而附录于厉鹗《宋诗纪事一百卷》之下。再如：经部诗经类许桂林《毛诗后笺八卷》未刊，附列于胡承琪的《毛诗后笺》之下，钱大昭《诗古训十二卷》未刊，附列于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三十卷》之下。刊而未见的如：经部《礼经》类徐养原《仪礼古今文疏证》“有刻本，未见”，附列于胡承琪的《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之下…… 综上所述，《书目答问》在收录范围上的取舍详略，可以概括成两句话：“有其书未必尽录，无其书未必不录。” 有其书未必尽录，对于读书的人来说，可以避免芜杂，抓住重点，事半功倍，以有限之生命，宝贵的时间，首先读到他所必需的书籍。无其书未必不录，更是辅导读书的一种创造性的方法。张之洞的宗旨在于指导阅读，只要有参考价值的，哪怕还未刊行，也要加以介绍和推荐。这种方法运用得好，只有博通群书，深入研究，才能做到。由此可见，张之洞是很有学术修养和知识水平的。 《书目答问》的第三个特点，在收录上，详今略古。所收之书，是根据当时著述界的实际，学术发展的情况以及作者思想和著书立说的意旨，进行实事求是的编制。这就是说外部事物的发展影响他的目录学体系的发展。《书目答问》的几个显著方面的成果，也正是这个原因。如经部，他主张“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据统计，经部一共534部书，有55部是宋元明本，只占经部百分之十。又如，史部地理类，他主张“今人地理之学详博，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今详者，主要是切用，雅瞻有法。张之洞这种收录范围的原则，在当时是颇有见地的，就是对今天的目录学，仍旧不失其意义。 在收录上，哪些书要收，哪些书不录。他的原则是，校勘精细，注疏精深，考订精核。他主张“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这个收录原则形成了他撰《书目答问》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平。 《书目答问》第四个特点，编者把眼光放在当代，有些按语体现了“今胜于古”的思想。如史部“地理外纪”注云：“古略今详者，录今人书”。子部“天文算法”注云：“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又注：“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研究，极有用于经济之学。”在《国朝(清)著述诸家姓名略》下注云：“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这种思想顺应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这方面是同时期那些专搞考证的朴学家所望尘莫及的。所以，《书目答问》并不全是一部古籍目录，它还具有普通书目的性质。 《书目答问》的第五个优点：首创“丛书”类，突破四分法。 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张之洞不尽蹈袭前人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目录学之成法，而且独树一帜，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自己的目录学体系、理论和方法。类例是目录学的核心，是治目录学最本质的东西。著述各有体裁，学问亦各有派别。目录学的体例有二，一是班固撰的《汉书艺文志》；二是(唐)魏徵的《隋书经籍志》。《隋志》的一派是后世四部法的权威，到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四部法才臻完备。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出，四部法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书目答问》的编者鉴于清代学术的发展、大量丛书的出现，便将丛书单独列为一大部类，因“其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另立‘丛书’一类”。与之平行。这种见解，还是很有眼光的，是对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一次突破，在目录学上是一大贡献。从此以后“五分法”被实际运用在近代和现代的许多图书馆的古籍分编工作中，直至今天国家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也采用了经、史、子、集、丛的基本类例。 另外，《书目答问》每类所收书籍，以时代先后为序，其中再详分小类，不别立名目，仅在这类之后，(即所属中小类)用“钩乙”(L)符号作标志。例如经部，就有“L”号66个，即66个小类。注此符号，以资识别。从篇目看，甚感适畅，清目，别具一格。同时，于经部立“群经总义目”，首列史部立“古史”目，子部首列“周秦诸子”，“别录”专裁“初学读本”，由浅入深，使读者渐识门径，均为有意义的创新。 《书目答问》为了更好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记载版本上，以当时常见为主，不泥于宋元版本；重要图书，后加按语，三言两语指明要点；总目、别录相互配合，指导读者阅读，还在卷后照各家学派附列《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并于其中“多举别号，欲人易知，有谥者称谥”。编者认为：“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这种方式有助于读者了解各家的学术流派，又为书目中的作者介绍作了补充，十分省便。这也是《书目答问》体例上的创新之一。 《书目答问》为小序。小序置于类目之后，以简略切要的一二句评语概括评论该类的内容，阐明该类图书对于读者的意义。这是它的小序特色。如： 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小序：“此类各书为读正经正注之资粮。”“小学”类小序：“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钤键。” 史部“正史”类，“注补表谱考证”之属小序：“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 “谱录”类“书目”之属小序：“此类公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途径”。 子部儒家类“考订”之属小序：“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 “天文算法家”类小序：“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以研求。极有益于经济之学。”…… 《书目答问》在今天仍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作为推荐性的综合书目，在体例形式的创新上，都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目录学的思想内容，今后仍有其生命力。 关于这部书目在研究古代学术上的价值和作用，鲁迅先生曾在《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读书杂谈》中已作了很好的概括：“我以为尚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清代学者章学诚也曾说：研究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答问》书出，会使当时一般“声名不出里巷”的“读书士子”的视野大为开拓。 [参考文献] 1.梁战子编.《历代藏书家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2.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见《书目答问》中华书局，1963 3.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4.彭裴章等编.《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5.谢国祯.《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齐鲁学刊》1991.3一4期 6.袁行云.“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见《社会科学战线》1987. 4期 7.彭裴章等编著.《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8.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中文工具书参考资料》1991 [作者简介]丁宏宣，南京图书馆。 原载：《贵图学刊》199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