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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小学”的特质，不外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外部地位(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是学术本身的特点(包括内容、研究方法及其理论体系框架)。这两方面，在传统的书目著录文献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前者。小学立类、归属即体现其学术地位，小学类收书、细目则体现其研究内容、精细程度。本文试图从文献目录学角度，考察“小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在内涵、外延上的发展和演变情况，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小学史。 图书分类是学术分工状况的反馈系统，而且总是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进行自我调整；同时目录分类本身对学术发展又起积极作用，分类立目，辨明学术流派，促进专门化精细化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小学，在历代目录分类中的地位和自身内涵，就是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以自己独特的学术性质，不断完善，日趋精密。 分类，体现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程度，标志着科学思维发展的水平。“分类之应用，始于事物，中于学术，终于图书。”(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某类学科发展状况在图书分类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图书目录学上的分类是学术发展史的终端显示器。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人们对自己使用的交际工具的特点、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本质。 “小学”的概念数千年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参见另文《“小学”考》)。先秦由初等教育机构称谓(专指宫廷小学校)而泛指蒙学内容，包括伦理礼仪、射驭技能、识字算术等综合基础教育。至汉，由于识字教育地位的提高，小学专指文字之学，称之谓“字学”、“书学”，成为学术专名。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图书日益丰富，文献目录兴起，出现正史专志、官勒专簿、私家著录。“小学”作为一门学科，始自《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载录于文献书目中。纵观目录分类沿革，从小学所处的地位和所著录的书籍来看，小学并非完全是经部附庸；恰恰相反，它顽强地以自己独立的学术特征反附庸，以不可扭曲的内在的力量，按自身学术规律发展成为逐渐精密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语言文字学。 为了便于观察分析，我们粗略地编排了一个历代目录分类沿革表(见文后)，从中可以发现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汉代小学特指文字之学，《尔雅》另有所属。 《汉志》保存了《七略》的概貌。小学在《汉志·六艺略》中被列在“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小类的最末一位。 小学与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艺”并立，说明了其社会地位的显贵。“六艺”有两个，先秦的“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即《周礼》等文献记载的先秦的初级教育“小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对儿童进行有关礼节、技艺、书字、算术等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礼节的培训，被称为“小学”之“六艺”。而《汉志》中所说的“六艺”，亦称为“六经”，是指相传孔子整理古文献编定的六部儒家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春秋》，是孔子办教育的教材，流行于春秋、战国之际，被称为“大学”之“六艺”。“六经”在汉代成为国家法定的教科书，作为培养人才、用人取仕的规范和标准，后来一千多年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汉代设五经博士(乐经已佚)立为学官，而承先秦教科称“艺”之习，谓之“六艺”，然而名同实异。再者，汉代所谓以孝治天下，《孝经》、《论语》专讲儒家伦理规范。《论语》是“群宗之首”，《孝经》是“百行之宗”(语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更为显要。《汉书》将小学与它们并列，足以见小学地位之显。 然而，《汉志》却将《尔雅》、《小尔雅》等收入孝经类。为什么《尔雅》入孝经类，历来解释不同。(一)尊经说。《续文献通考》引都穆序略云：“《尔雅》周公书也，昔之志艺文者，附于孝经；志经籍者，附于论语，皆所以尊经也。唐四库书目，始置之‘小学’之首。”(二)中学说。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云：“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小学之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近人吴三立同意此说，并进一阐明云：“盖尔雅所记，胥为经传故训。视当时杂字式之学书，其内容性质，自较高深。故不录小学，而隶于相当中学科目之孝经。在汉世虽未见有中学之名，按其实上之区分，亦无不可。王说未为无理。”(三)五经总义说。余嘉锡本于《隋志》小序认为“论语、孝经，汉人皆谓之传记也。论语书多，故自为一类。孝经则附以五经杂义。尔雅、弟子职诸书，皆后世之五经总义。特当时尚无此名，故总以孝经题之耳。”(四)无所系属说。晁公武则认为尔雅、小尔雅等书“有补于经而无所系属”，因而附于孝经类。各说均度古人之心言己意。 我们则依据《汉志》归类本身来考察。虽然当时图书分类尚属草创未能严谨，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学术状况及人们的认识。“小学”与“论语”、“孝经”同为二级分类子目，收书有十家四十五篇：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八体六技》。 《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训纂》一篇。杨雄作。 《别字》十三篇。 《苍颉传》一篇。 杨雄《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故》一篇。 《尔雅》入“孝经类”是三级分类子目，与其并列的尚有《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弟子职》一篇，《五经杂义》十八篇等。这说明： (一)作为一门学问，“小学”始立于《汉志》。在汉代“小学”这一概念既区别于先秦所谓蒙学教育的“师保之学”，不包含伦理说教射驭技能及算术等，已经是纯文化教育，是纯识字、正字教育；又区别于后世的文字训诂音韵之学，汉初的小学只限于文字形体的汇辑、规范，不包括训诂、更无音韵，为初级蒙童文字之学。西汉小学作一门草创学科，内容仅限字书。 (二)汉代，小学与《尔雅》并未被视为同类学科，从一开始，作为文字之学的小学与作为训诂之学的尔雅类是有区别的。前者研究的是文字本身(尽管很粗浅)，后者则研究名物词语的训释，为阅读经典文献服务，不仅“附”于经，而且“庸(用)”于经。小学与尔雅分立，一直影响到后世，总是分分合合、若即若离。而形成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两大基本特征：一以文字为基础，二具有为经典文献服务的很强的实用性。 (三)汉代小学作为一专门学科，地位显赫，有很强的独立性。这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发展的倾向，一直贯穿于一千多年的目录学之中，以至“小学”始终处于附庸与反附庸的地位。 汉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秦统一中国，有其历史进步作用，在文化上也有利有弊。焚书坑儒，压制政治思想上的复古势力；书同文，对汉字进行第一次规范化改革。也正是由于秦“烧减经书，涤除旧典”，使得一些典籍绝传或几乎绝传。特别是秦汉以来汉字形体的变迁，秦以小篆废六国文字，汉代又以隶盛行，使得“古文由此绝矣”，先秦的大篆(籀文)及其他六国文字竟成为古董。 《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追述道：“自苍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并藁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皆出于六书，因事生变也。”《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等都有类似的记载。这样，就使得识字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不限于蒙童识字，简直是非专门家不可了。 秦火余生，一些残留民间的古文经典相继出世。如《汉书·艺文志》所记：“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字也。”欲通晓古籍经典，必得识古代文字。由于文献工作的需要，识字便逐渐成为一种程度较深的专门学问。 更值得注意的是，“汉兴，肖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汉书·艺文志》还加以解释说：“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可见在当时，朝廷把识字、写字纳入国家法律，作为取仕用人奖惩的标准。精通古文字成为求仕干禄的必经之路。能识读讲解九千以上古文字的才可为史官，还必须能写一手漂亮的六体文字。官吏、百姓上书，写错字或写得不好的则需受弹劫。并且，古文字成了显贵时髦的东西，用之摹刻印章、书写幡信文件等。 因此，汉代自上至下，十分重视文字之学。甚至由国家出面，进行了一系列抢救性工作。西汉末年，汉宣帝专门派人向民间精通古文字的故老拜学。《汉书·艺文志》记：“《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微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使古文字之学免于绝传，后续有人。《汉书·艺文志》还记载：“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廷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稍后于班固的许慎也记载了这件事：“孝平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爰礼)为小学元士。”这是一次很重要的文字学术讨论会。可见官方很重视对文字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识字教育，在先秦还只是六艺(礼、乐、射、驭、书、数)教育之一。而在汉代，识字教育的社会地位却相当重要，与国家用人、个人前途息息相关。这就使得启蒙教育的实质重心—识字、写字的文字之学脱离了六艺之一的地位，一跃而成为显学、要学，在社会上与五经的讲授几乎同样重要。 这样，随着文字的整理，教学的需要，汉代出现了大批字书。除了对流传下来的字书，如相传周宣王太史籀所作的大篆《史籀篇》、秦时丞相李斯作的《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的《博学篇》等加以整理、改编外，还先后编纂出新的字书。民间的识字先生“闾里书师”将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合为一部苍颉篇，并加以整理，断六十字为一章，便于教学。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当时的小学十家、四十五篇。这些书大都是专供蒙童讽诵习用的韵文识字课本，是简单的常用字、或疑难字、或古奇字的字词辑录。在编排上以义类为经，以韵读为纬。既要尽量不重复地网罗字，又要融入常识教育、道德教育，类似后来的千字文、三字经，编纂者也是颇费了些苦心的。这类字书主要为儿童讽诵习字之用，因此就以“小学”称之。 这一大批专门字书，当时在语文教学、文字规范、通释阅读古典文献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为这门学科的建立进行了最初的准备和量的积累。 几乎与这些识字课本同时，出现了一些训释古代文献词语的汇编《尔雅》、通释齐地方词语的《方言》(杨雄纂)等。但这些书在当时并未被视为小学之书，《尔雅》在《汉书·艺文志》中入孝经类，《方言》根本无所记载。可见当时人们对小学的认识仅限于文字之学。 到了东汉，以文字取仕的制度荒废，语文教育松弛。去古更远，古书越发不好懂，人们乱析字解字，出现了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的臆说。迫切需要较《急就章》等启蒙识字课本及故训汇编质量更高的文字之学专著的出现。东汉初年，许慎的《说文解字》应时代所需而生，开始了真正的文字学研究。 尽管《说文》出现后，那些蒙童识字性质的字书价值不大了，只是停留在识字教学用书的地位上。但是它们标志着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个孩童阶段，为其立了名、起了步。 但是，真正为小学立名的还要归功于文献工作中的目录分类，归功于《七略》。 汉成帝时为了整理汉代所存的文献资料，命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宫中秘书，将群籍“条其篇目，撮其指意”撰成《别录》、《七略》。由于文献校理、著录、收藏的需要，将汉初所存书籍分为六大类，即《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还有总的“辑略”。六艺类中立“小学”一类(所收书见前引)。这儿的“小学”本是为检查、取材而设的，一类一栏，是目录学上的书目类别之一。“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通志》)。从此，小学作为一门学问立于目录之书，自成一类。 总之，汉代“小学”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教育机构的称谓、蒙学内容的泛称，逐渐成为文字之学的特称，与当时所谓儒家经典“六艺”几乎处于并列的地位。有专家、专书、目录学上的专类，是一门独立的学向，并且奠定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特点—重语言书面符号的研究。 魏晋时期的目录专书中，即也体现出这一特点。晋秘书监荀勖据曹魏秘书郎郑默《中经》而编撰的《中经新薄》，其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后来东晋李充整理皇室书籍成《晋元帝四部书目》，不分小类，只分甲乙丙丁四部，将《中经新薄》中乙丙次序调换，后世沿之。以甲乙丙丁为次，未冠以经史子集之名，反而比较适宜，不强行归类。小学与六艺并列于甲部，既见位显，又未示附庸。 南北朝时，宋后废帝刘显的秘书丞王俭尽管为官修四部目录，但深感四部难统众书，还是坚持私撰《七志》。他的七类之中的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虽有些杂归，但至少说明，小学与史记、杂传等一样，并非儒家经典，是独立成类的。而稍后的梁处士阮孝绪的《七录》，将王俭的经典类一分为二，经典录纪六艺，纪传录纪史传。其经典录基本承《汉志》。 到了《隋书·经籍志》，基本上确立了以经、史、子、集为名称的四分法，以后沿至清末的《四库全书》。尽管经部基本承袭《汉志·六艺略》，从其不大的变动中也可看出小学的地位一直处于附庸与反附庸之中。 二、《隋志》反映东汉至南北朝小学研究的深化、开拓，始收音韵之书。唐初之前，小学与训诂分立。 《汉志》后，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目录文献只能算是其七百年后的《隋书·经籍志》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学术发展，书籍层出，以文字学为基础的“小学”羽翼日趋丰满。 东汉初年，许慎的《说文解字》应运而生。《说文》首创部首编排法，据形系联，分部相从，用540部统摄9353个字。用直音法、读若法释音，用六书理论释形，用部首归类、义类次序等方法释义。已经是具有相当水平的字典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中的文字学理论，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文字的起源，第一次将六书明以细目、定义和例字，并在释字时加以具体运用。它第一次建立了汉字文字学理论。《说文》对以前的小学—文字之学加以总结、整理、提高。它标志着语言文字学史上的一代水平，是汉代小学的里程碑，是后代小学的奠基石。一直影响、统摄了后世一千多年的汉语言文字的研究。 魏晋又出现一些仿承《说文》体例的字书，如晋吕忱的《字林》、梁陈顾野王的《玉篇》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魏晋南北朝以后，佛教的传入，与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隋书·经籍志》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故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谓之国语”，以及当时文学上韵文诗歌的发展，韵律的研究，促进对语音构成规律的探索，出现了一些研究语音的专著。还有石经拓本的收集、整理研究，使得小学领域大大开拓。隋时，陆法言等人研究、撰写的《切韵》，就是对当时音韵之学的总结。作为专门学科，小学开始对语言本身规律的深入探讨。 《隋志》经部承《汉志》，分子目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之外，又在小学前，增一谶纬类，专门收隐语、演衍解经之书。从小学类所收书来看，已经不仅是《三苍》《急就篇》之类字汇式的识字手册了，又增收了《说文》、《字林》、《字统》、《玉篇》等字典性质的高水平的字书。更重要的是小学类中开始出现李登《声类》、吕静《韵集》、阳休之《韵略》、沈约《四声》，以及国语、鲜卑语、婆罗门书等有关音韵方面的专著。同时还收有四体书势，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之类等书法体势方面的书、并增收了会稽石刻和石经方面的文字资料。这都表明了“小学”这门学科开拓的广度、深度。 但是训诂类的《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书都入了论语类。论语类还有五经音、五经正名、白虎通、五经异义、五经通议、谥法等。其后小序云：“《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隋志》因承《汉志》，把《尔雅》类降入第三级分类子目中，只是所附不同罢了。这种分类法，体现唐初人们仍认为小学与尔雅等并非一门学科。这又进一步说明，从一开始小学即与《尔雅》等训诂之书分立，以文字为基础自成学科，奠定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两大系统。前者是以文字学为基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后者是为解释经典、正名命物服务的语文之学，这种分野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志》、《隋志》的小学归类、分类自身就标明了附庸与反附庸的矛盾，“小学”自成一学之始便显示出较强的独立性。魏晋南北朝之后，“小学”的实质又发生了变化，不再仅局限于文字汇编形体、规范与疏通古今文字、训解字义的形义之学，开拓探讨语音，研究领域扩大。 三、唐代小学全面发展。《唐志》小学类始收《尔雅》。 唐代是小学全面发展时期。 汉以后，文字之学一直有相当显著的社会地位。南北朝时期，北方诸朝仍很重视经学、小学。北魏初年，设五经博士，有国学太学生数千人。至宣武帝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生员四十人。科举、任官、讲学皆有专职。南齐时秘书省有正书官，北齐始称正字。(见《北史·儒林传》等记载) 唐代取仕设明字科(《新唐书·选举制》记唐取仕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立书学为大学专科之一，设书学博士。其教学具体为“书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见《新唐书·选举制》)可见当时的文字之学已经不是蒙童小学的学问，而提高到大学的专门学科：不仅局限于古今文字形体的书法、诵读训练，而且包括文字六书理论、训诂专著的学习，因此学制为六年。考试时还要经过口试、笔试两关，九十分以上方可取第。 另外，由于南北朝时期，流行各种俗体、异体字，文字比较混乱。唐代曾有所谓“字样之学”，对当时文字加以整理规范。唐初贞观年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见《旧唐书·颜师古传》，下同)颜师古刊正经籍时，用楷书录字体数纸，作为校雠的文字规范字样，经过群儒评定，颁布天下，被称为“颜氏字样”。颜师古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专门负责刊定所有奇书难字工作，为太子注汉书等。颜师古死后，永徽三年(625)，他的儿子上表颜师古撰写的《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令作秘书阁规范本。甚至唐代有的皇帝亲自著文字之书，如武则天的《字海》、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等。其玄宗自序云“古文字唯《说文》、《字林》最有品式，因备所遗缺，首定隶书(即楷书)，次有篆字凡三百二十部，合为三十卷。”(当然多为他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代撰)。后来又有杜延业的《新定字样》、欧阳融《经典分毫正字》。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专书。开成年间(836~840)又刻石经。“楷法遒美”成为唐代择人的标准之一。[1]从此楷书奠定，成为了汉字标准字体，延用至今。 可以说唐承汉代小学—纯文字形体之学，有过之无不及，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还有李阳冰等人对《说文》的初步整理、研究。 唐代在声韵研究上，更是有很大突破。随着佛教传入，借鉴梵语析音方法研究汉语语音，更加日趋精密。出现了守温三十字母，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声母研究。在韵的研究上，也在《切韵》基础上，又有孙愐、李舟等人的进一步探讨。 唐代小学的全面发展，在书目著录上得以反映。 前面谈过，自汉至唐初(《隋志》)人们一直认为小学(文字之学)与尔雅(训诂)并非一门学科。在书目著录上，直到宋初才开始将训诂入小学类。 学术发展规律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了宋人写《旧唐书·经籍志》(简称《旧唐志》)、《新唐书·艺文志》(简称《新唐志》)时，随着学术发展的客观实际，将训诂类并入小学，另增设“经解”类。《旧唐志》虽然在经部之首总序云“训诂类十一、小学类十二”，但实际著录时，却合为一类，其末小序云“右小学一百五部、尔雅、广雅十八家，偏旁、音韵、杂字八十六家，凡七百九十七卷。”《新唐志》则干脆统称为小学类。这样，使得解释词义的《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书才第一次归有所当。《唐志》始把尔雅类入小学，表明人们对语言文字研究认识的提高，开始把经典古籍中字词的应用作为材料，纳入语言文字学范围之内，注意从字形、字音、字义等诸方面综合研究。后人称之“尔雅说文相表里”，奠定了“以经考字、以字改经”的小学传统。唐代小学的全面发展是宋人加以理论概括的实践基础。 四、宋代小学在书目分类上成绩最大，问题亦最多。小学体系初具，《尔雅》正式入经，性理蒙学之小学畸型发展。 由于经济发展，雕版印刷术的推行，宋代的图书出版业大为兴盛，目录学有了很大发展。纵观宋代目录分类中的地位，收书归类，成就极大，问题也极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学术状况。 尤其要提到的是宋仁宗时(十一世纪上半叶)。王尧臣等奉诏仿唐《开元四部目录》而编的《崇文总目》(已佚，今有钱氏辑本为善，见《后知不足斋丛书》)，反映了宋整理秘籍的成绩，是现存官录中最古的一部，为后世所重。其分类虽然依四部，但小学类的小序及其收书不杂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其序云：“尔雅出于汉志，正名命物，讲话者资之，于是有训诂之学。文字之学，随世转易，务使趋省，久后乃或亡其本。三仓之说。始志字法，而许慎作说文。于是有偏旁之学。五声并律，清浊相生，而孙炎始作字音，于是有音韵之学。篆隶古文，为体各略，秦汉以来学者务极其能，于是有字书之学。先儒之立学，其初为法，末始不详而明，而后世犹为譌失，故虽小学，不可阙焉。”《崇文总目》较早地、自觉地回顾了“小学”立学发展史，对“小学”从学术角度进行理论性阐发。《崇文总目》认为“小学”立学是有“法”的，即学术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必要性。这表明，北宋时，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小学的内容有四：(一)训诂之学。是依如“正名命物”，讲解名物的依据。尔雅一类教材。(二)偏旁之学(形体之学)。是因为文字在不断发展变化，“随世转易，务使趋省，久后乃或亡其本，”形体讹变，因此出现“三仓”一类的正字法之书。到许慎《说文》发展成为偏旁之学，即形体之学。(三)音韵之学。是由于“五声并律、清浊相生”客观需要。(四)字书之学。这里不同于汉代字书，所谓“字书”是“文字书写体势”，是专收篆隶古文以及石经的。这种理论上的总结阐发，显示了宋代小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小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崇文总目》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后的晁公武、王应麟等进一步章明，以至奠定了清代四库全书对小学的认识和分类体例。 宋代除了官修簿录外，私家藏书目录纷纷问世，其数量和质量甚至超过官修目录。著名文献学家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总结了前人图书分类的实践，从理论上阐明“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守世之能。”“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编次心谨类例论》)在实践上他大胆创新，使目录分类更趋于合理。《通志·艺文志》采取十二分法：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文。十分明显，小学与经学的地位是同级并立的，是一门不附于经的独立学科。其中小学类的子目有七：小学(启蒙识字之书)、文字(《说文》、《字林》等书)、音韵音释(《经典释文》等书)、古文(古文、奇字、汉简、钟鼎篆刻等)、法书(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书品等)、蕃书(婆罗门书、外国书等)、神书(山寺石刻铭文等)。然而，由于宋代“十三经”的确立，经学地位又拔高了。《尔雅》作为十三经之一附经类。另外，《通志》又别立“金石略”，金石自成一学，而石经则分隶各经。 郑樵把礼、乐、小学等各立一类，与经类并立，表明了他能突破传统的经部隶属书籍范围的束缚，尊重学术发展的客观现实，体现了他进步的文献学观点，重视类例、尤其重视图书分类的学术依据原则。他不仅从理论上阐发，更在自己的目录与分类著述中付诸实践。《通志》在小学分类、归类上的进步，是与郑樵本人的学术水平分不开的。他在《通志·六书略》中系统地樵述了文字学理论，对“六书”理论及《说文》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在文字学史上、说文学史上都是比较早的理论探讨，在一字一字考疏的旧文字学中是罕见的研究方法，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是文字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但郑樵毕竟是封建士大夫，他的革新与进步是受时代、阶级的局限。例如《尔雅》、《方言》、《释名》等书的归类，这样又一变《唐志》以来《尔雅》归小学的分类，实际上在小学学术概念上是一种倒退。到了他的族孙郑寅，甚至在他的《郑氏书目》的七分法中，又把小学入经类。尽管如此，郑樵《通志》分类对四部的突破于后世影响很大，始终另有一条与四部分类并行的线，这主要体现在私人著录之中。 私撰目录不受或较少地受官书体例等旧框框的束缚，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创建能够容纳自己见解的体例方式来著录图书，充分发表自己对群籍文献的研究学术成果。特别是宋元之际(13、14世纪)，目录事业出现极盛，涌现出许多有名私家著述。 与郑樵同时代的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藏书家。晚年著有《郡斋读书志》，虽然仍因袭四部分类法为经史子集，但其小序、提要中考订学术源流，多有精要之论。如云：“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纵横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名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而《艺文志》独以《尔雅》附孝经类，《经籍志》又以《尔雅》附论语类，皆非是。今依《四库书目》置于小学之首。”足以见对小学认识之日趋精细，不仅包括对字形的整理、研究，而且开始重视对语言的研究，并将《尔雅》、《方言》等语词训释专著从经类归属小学类。这样，语音、语义、字形等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基本涉及到，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体系，小学已经是一门相当完备的学科了。 考察宋代以及后来的目录分类，有几点要提出注意：(一)宋哲宗元佑(1086~1094)时，把《孟子》列于经部，十三经确立，作为开科取士的考试科目。《尔雅》也于唐开成石经始正式称“经”，以至宋以后在目录分类上又常与小学分立而别类。如郑樵《通志·六艺略》。(二)宋理学发展，目录学上幼仪、蒙求入小学。如赵希牟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别撰《附志》，将幼仪(弟子职、叙古千字文等)蒙术(叙古蒙求、通鉴等)入小学。(三)宋金石学兴盛，钟鼎彝器，出土日多，著录古器铭文专著日益增多，蔚然成一学。这些因素都影响到“小学”概念的内涵、外延，影响到目录学上小学地位、尔雅与小学的关系以及小学类所收录的书。 作为初等教育的“小学”，一直与文字之学的“小学”，分道扬镳，异军发展。魏晋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蒙学识字教育字书。仅从《小学考》上看，继南朝梁周兴嗣的《千字文》之后，就有二、三十篇各种《千字文》。其他如《要用字苑》等更是层出不穷。当然它们应为语文教学的一部分，但已经明显地区别于对汉字进行形、音、义的研究之语言文字学了，只是用于单纯启蒙性识字教育。 与此同时还相继产生了一类新的知识教育蒙书，如用整齐的韵语编写的讲一些掌故的《兔园册》、《蒙求》等。到了宋代王应麟的《小学钳珠》等书，简直成了小百科全书了。这些都标志着启蒙教育的发展。 除了上述两类蒙书之外，魏晋以后又编撰出新的封建思想教育蒙书，如《太公家教》、《女论语》等。特别是宋代朱熹，为了配合所谓《四书》、《五经》中的《大学》，而辑《小学》一书，并亲自为之集解。从《论语》、《孟子》、《曲礼》、《少仪》、《弟子职》等“圣经贤传”中，辑录了“古圣先贤”之言，分成内外两篇，包括立教、明伦、稽古、嘉言、善行等纲目。下又分胎孕之教、保傅之学、学校政刑之教、师弟子讲习之教，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诸小类。真是集封建伦理教化之大成，使之全面系统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朱熹同代人熊赐履就曾指出：“《小学》是朱子画出圣贤模样的示人”。薛瑄在《小学集解辑说》中干脆表明：“《小学》一书，不外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五伦，五伦不出乎仁义礼智信之性。是则性也者，其《小学》之枢纽也欤。”朱熹的“小学”哪里有一点字书的影子，完全是封建伦理说教。正如段玉裁所云：“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早在明末，曾服膺于理学的教育家陆世仪就曾批判道：“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以《小学》所以多废也。”看来，朱子的性理之小学，即便是在封建社会，由于它至少违背了儿童启蒙教育的规律，失知识启蒙之本，也不免遭到指责相斥，被历史淘汰。 作为一门学科，研究语言文字之小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大发展，精细化的趋向使小学更有顽强的独立性，这时附庸与反附庸的斗争更加激烈。 晁公武稍后的陈振孙，晚年用20年时间仿晁《郡斋读书志》撰《直斋书录解题》，尽管依四部分类，但小学类收书比较得当。收训诂书(如《尔雅》类、《方言》类、《释名》、《方雅》、《埤雅》等、字书(《说文》、《字林》、《玉篇》等)、声韵书(《广韵》、《集韵》等)、金石书(《石鼓文考》等)，还有《班马字类》、《广禄杂字书》、《字通》等。特别它的小学序“自欲以小学入六艺略，后世因之，以为文字、训诂有关于经艺故也。至唐志所载书品、书断之类，亦侧其中，则庞矣。盖其论书法之拙正与射御目科。今亦削之，而列于杂艺类，不入经录。”可见小学内涵日趋精密，收书也日趋严谨。 就是在宋代儒学畸盛，经学异起的环境中，也不乏反其道而行之者。与晁公武几乎同时的尤袤，在他的《遂初堂书目》中，不用四部一级书目，直接分四十四类。小学类收尔雅、字林、释名、方言、说文、急就章、五经文字、经典释文、玉篇、广韵、复古篇。而将童蒙训、女试等归儒家类，收书品、书断等入杂艺类，金石分隶谱录、目录二类。分类明确，归有所当。借鉴四部，又不依四部，借鉴《通志》，又有发展，尤有创见。分类更加精审，小学自成一类，收书也基本得当。这在理学极盛、蒙训充斥小学的宋代，是难能可贵的。 宋代“四书五经”流行，朱熹将幼仪等蒙童教育、伦理教育又复周礼之古而杂入小学，对宋以后的目录分类干扰极大。如元代修《宋史·艺文志》，博采当时诸官薄，资料丰富。仍按四部分类，小学附经类，收训诂、字书、韵书以及笔法、书品、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复古篇等。值得注意的是幼仪蒙术、金石类、音释异常发达，特别是朱熹小学之书、吕本中童蒙训、史浩童卯须知、王应麟蒙训、小学绀珠等。尽管如此，尔雅仍归小学，未独立一经。 从目录学上看小学的归类、分类(地位、内涵)，宋代是小学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小学概念最混乱的时代，以至影响到后世。 (未完待续) 注释： [1]《唐书·选举制》：“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克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 [作者简介] 赵丽明，中文系教师。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卷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