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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可谓源远流长了。早在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就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目录的编纂工作，并写下了《别录》和《七略》，为我国的目录学事业奠定了基础。在以后的二千多年里，目录的编纂工作延绵不断，成为我国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工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作为我国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无论官家和私家都编纂了颇为丰富的书目。这一时期，由于社会背景产生了变化，一些新的文化思潮逐渐兴起。这些因素折射在书目上面，使书目的编制及结构也起了一些新的变化。《宝文堂书目》就是其中之一。 《宝文堂书目》为明代晁瑮编撰以来，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它较早摒弃传统的“四部法”，大胆著录当时尚被人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和传奇等。因此，此书目以独特的风格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几百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有如凤毛麟角，对它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本人不拘学识浅陋，就晁瑮及《宝文堂书目》作些初步的探讨，也旨在抛砖引玉，请教于诸位同仁。 一、晁塛编撰《宝文堂书目》的时代背景 晁瑮，字君石，号春陵，明代直隶开州人。宋太子太傅过后，在嘉靖辛丑时中得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他有一子名东吴，字叔权，白小聪颖好学，很有才华。在嘉靖癸丑时也进得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为晁瑮编撰《宝文堂书目》作了可贵的贡献。但不幸早逝，亨年只有二十三岁。他死后，其父晁瑮手录其稿，共有四卷，墨迹一卷，名曰：“诚痛录”。他们父子都酷爱收藏，故家中藏书很富。 晁瑮生活的嘉靖时代，私家藏书风气很盛。不仅数量多，收藏范围有所扩大，较之宋、元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当时目录学知识的传播日益广泛。许多藏书家在读书之余，逐书写作札记，岁积月累，纂积成册，成为自己的藏书目录。 当时，对中国文化发展史来说，也可谓是一个新旧交替时期。那时，自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经萌芽，反映到文化上也出现了新的因素。那就是市民意识逐渐觉醒。这在实质上就意味着追求个性解放和对封建制度的猛烈冲击。而在知识分子中也由于对当时因袭元代而来的封建文化的不满，产生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复古运动的积极一面在于它是对现状的一种反抗。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使明代的文化以嘉靖时代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市民意识产生后，反映到文化上，就是小说、戏曲和传奇的空前发展。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等古典长篇小说名著都是在嘉靖年间定型或开始的。小说、戏曲和传奇成为当时文学的一大特色。无疑，晁塛生活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编撰具有自己特色的书目创造了条件。 二、《宝文堂书目》的编制特点及其历史价值 《宝文堂书目》具有两大编制特点。首先，它分别在子杂门及乐府门中著录了很多的小说、戏曲和传奇目录。这些目录从一定的深度反映了明代的小说及戏曲概况，长期以来都被研究我国古代小说史和戏曲史者视作重要的史料。其次，它在一部分书名下注明版刻，对后人考究明代的版本源流提供了充足的事实依据。这点尤其为清代学者所推崇。 《宝文堂书目》是晁氏父子藏书目录的反映。在他们所著录的目录中，有许多其他书目不见或罕见的书名，如子杂门著录的《东轩笔录续录》。此书除仅见于《宋史·艺文志》以外，别处几未见过；乐府门著录的《稼轩余兴》，恐怕是辛弃疾词的另一个本子。而这个本子仅见于晁氏书目的著录，医书门著录的《东坡集药方》可能是《苏沈二内翰良方》中苏轼医方中的部分蓝本。沈括医方中的部分蓝本是很清楚的，而苏轼的却还未弄明白，这一材料就很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宝文堂书目》的编制结构也很别具一格。它是最早摒弃传统的“四部法”的书目之一，共三卷，以御制为首。上卷分总经、五经、书、性理、史、子、四书、文集、诗词等十二目，中卷分类书、子杂、乐府、四六、经济、举业等六目；下卷分韵书、政书、兵书、刑书、阴阳、医书、农圃、艺谱、算法、图志、年谱、姓氏、佛藏、道藏、法帖等十五目。从上面可以看出，《宝文堂书目》分类详细，著录丰富，并不依循“四部法”著录。所著目录，虽不是尽属古本，但其历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不过，“特其编次无法，类目最难，复见错出者，不一而足，殊妨检阅。盖爱博而未能精选者也”。这是它的缺陷所在。(赵万里：《跋晁氏宝文堂书目》，//在：宝文堂书目/晁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 赵万里曾在《跋晁氏宝文堂书目》中写道：“其中子杂、乐府二门，所收之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至多，为明代书目所仅见”。姚名达也在他所著的《中国目录学史》中称赞说：“……，其作风又别成一格，标四六、举世、年谱三目，分‘乐府’于‘诗词’之外，为古录所未曾及者”。这些评价，中肯地道出了《宝文堂书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 ※ ※ ※ ※ 现在通行的《宝文堂书目》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用传抄本校印。原抄本是明末清初诸大藏书家所珍视的书目之一，如焦竑、黄虞稷、曹寅、程晋芳诸家都有藏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给予介绍。但到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明写本一本(缩微胶卷)。这就成为《宝文堂书目》仅有的一个旧本了。 [参考文献] (1)明代私家藏书概略/袁同礼//在：图书馆学季刊一1927年12月2卷1期. (2)明代的图书出版事业/刘国钧//在：中国书史简编/刘国钧著，郑如斯补订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0. (3)明之私人收藏/陈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书店，1983.11. 原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