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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从事《全宋文》、《儒藏》编纂和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是一套以保存和流通“宋学”文献珍稀版本为宗旨的专题丛书，是迄今搜罗最全的断代文集善本丛刊。本丛书拟名“宋集珍本丛刊”，其完全含义为：“宋代文集珍稀版本影印丛书”。顾名思义，所谓“宋代”，即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朝代。所谓“宋集”，即宋人文集，这裏又以宋代别集为主，兼及宋文总集。所谓“珍本”，这裏指以善本为主体的稀见难得之版本。所谓“丛刊”，即汇聚众书以成之丛书。为使藏家和读者在收藏和使用本《丛刊》时对相关问题有所了解，这裏欲对相关问题略作介绍。不当之处，尚希识者指正。 一 兹先谈第一个问题：宋代及其文化。 宋代，即赵宋王朝，从公元九六○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至公元一二七九年宋军崖山兵败，陆秀夫负帝昺蹈海而死，宋朝灭亡，前后立国三百一十有九年。这是中国历史非常特殊的时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邓广铭亦云：“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这不仅仅表现在宋代的政治、经济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最成熟的状态，而且表现在中国中世纪的思想文化上也已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宋代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数学、地理学、医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有的甚至空前绝后。随便数来，诸如周敦颐、张载、二程、朱子、陆九渊等理学与哲学大师，范仲淹、王安石等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伟大文学家，苏颂、沈括、秦九韶、宋慈等著名科学家，司马光、李焘、李心传、袁枢、郑樵、马端临等杰出史学家，周邦彦、赵佶、米芾、蔡襄、苏东坡、黄山谷等著名艺术家。斯诸人者，或人主一艺，力极其妙；或身通数术，各申其才，皆异彩纷呈，辉映千古。这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人才如此集中，成就如此全面，影响如此深远，没有一个王朝可以与之媲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更为可观的是，不少学者还认为，宋代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而且是中国跨入近代文明的门坎。学人普遍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日本内藤湖南《唐宋时代概观》）“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与创新精神。”（缪钺《全宋文序》）王国维则早在其所著《宋代之金石学》一书中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更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不论中国经济是否在宋代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它是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成熟期却是可以肯定的；也不论中国的文官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最佳的行政管理制度，但它在宋代已经达到空前成熟状态也是可以肯定的。所有这些这裏都暂且不表，单以文化论，宋人所创造的许多精神成果，也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它们不仅丰富绝伦，超唐越汉而上之；而且转捩方向，沾元溉明以下传。如若“宋文”之雄视千年，“宋词”之不祧百世，此学人所共识者。至如“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的宋代“理学”，更是改变了中国儒家尊经重师之传统，树立了尚思贵创的新风，后来千余年中国社会的学术与风尚，就主流而言，即谓之“宋人之学”可矣。凡此等等，皆为前代所无，后世所遵。我们在人云亦云地高唱“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时候，不免犯了历史常识的错误。因此，自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改变前人“书不读六朝以下”的痼习，纷纷改研宋代，兼习近史。严复在与友人书中甚而呼吁：“前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宋代，无论是探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最高境界，还是寻求中国近代社会的发轫之处，都是学人首先必须问津的。这也是近世以来海内外学人多将慧眼投向宋代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 其次谈宋代文献与宋集。 宋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成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除了其经济、政治的逻辑发展，天时、地利等风云际会的外部条件外，也与宋代统治者崇尚儒学，推行重文偃武政策，为促进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的到来创造良好环境分不开。《宋史》作者曾说：“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儗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艺文志序》）实为知人论世之谈。世人每每以宋朝在对辽、对金、对夏、对蒙古的战争中常吃败仗、屡屡失利来讨论宋代文化之优劣，这是局促于功利，闇昧于大道的浅人之见。宋代之所以成为宋代，不在武功，而在文治；宋代之所以成为古今文明的分水岭，也不在于它是否像秦皇、汉武那样去开疆拓土，而在于它创造了超前越后的精神财富。这些成就最集中地保存在宋人留给我们的各类文献之中。 宋人在文献学上的成就也是划时代的。他们曾对前代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搜集、整理和研究，使古代文明成果得以顺利地传承。如将儒学群经古注古疏进行整理和加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十三经注疏》；对历代史书进行校订和补撰，形成了数千年一贯、蝉联而下的系统地反映中国历史的规模宏大的“正史”体系──“十七史”；复广泛收录并分类编辑前代文献，形成著名的“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特别是宋代创立了丛书体例，将历代佛学文献汇集成《大藏经》、将道教文献汇集成《道藏》、将百科图书汇集成《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等，都对学术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中国上古文献是由于孔子修订《六经》、传为“六艺”才得以保存；周秦、西汉文献是因刘向、刘歆校雠群籍、编纂《七略》乃得以传承的话，那么东汉而下迄于隋、唐、五代，其历史文化至今仍得以与世人亲密接触，则端赖有宋人的这番文献收集和整理之功。 宋人不仅热衷于前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且更勇敢地进行新文化的创造，新著作的撰写。只要我们打开目录书，就会发现各类文献一进入宋代就大量地激增起来。据《宋史·艺文志》载，宋建国之初，才“有书万余卷”。而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即有书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再经仁宗、英宗两朝的发展，又增加了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及至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之后，兹《四朝艺文志》所著，又增加了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总《三朝》、《两朝》、《四朝艺文志》所有，即达六千七百零五部、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北宋从立国至靖康年间才一百六十七年，藏书已经七倍于前，净增图书达六万四千余卷。这当然与宋朝崇尚文治、士人勤于著述大有关系。 中间虽经靖康之乱，图籍遭到严重摧残，。然而犹如凤凰涅盘火中再生一样，中国图书也在历史的灰烬中迅速获得新生。南宋高宗重又搜辑图书，再编新目，《中兴馆阁书目》犹登录四万四千一百八十六卷；宁宗朝《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宋史》作者修《艺文志》，依据宋代历朝国史目录，“删其重复，合为一志，益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得书“大凡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这些数目，虽然比之汇集了汉、晋、南北朝六百年公私收储之大成的隋代嘉则殿藏书的三十七万卷，尚有一定差距；但是，比之唐人引为自豪的开元图书之盛的八万余卷，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当然《宋志》所录尚是宋代皇家的藏书，其中包含有前代著述，还不完全是宋人自己的撰述。但是细核其目，其中却以宋人新撰居多。大概说来，记录太祖、太宗、真宗藏书的《三朝志》，所录以前代文献居多，而此后《两朝志》、《四朝志》、《中兴录》及《续录》所录，则以宋人自撰为主。即以《宋史·艺文志》所录“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完全减去《三朝志》的“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仍然有图书六千四百九十二部、八万零八百三十卷。史载唐开元时期所藏八万卷中，有三万卷是唐人所撰，宋人自撰书却已经等于唐代所藏各朝图书的总和。这还只是宋朝国家藏书的统计资料，其未入三馆秘阁而行于民间、储于石室者，更是大有其书，清人倪灿仅依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就补辑宋人所撰“四部”图书“六百七十八家、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二卷”（倪氏《宋史艺文志补》），就是明证。合以《宋志》所录，共有书七千一百七十种、九万三千五百七十二卷。比之唐人所撰，多出六万三千五百七十二卷，整整是唐人著述的三倍有余。因此，无论是就收藏前代文献论，还是就自撰、新撰论，宋代都远远地超过大唐是毫无问题的。 这些文献当然包含经、史、子、集各类著述，其中又以集部文献最为壮观。单据《宋志》考察，著录别集一千八百二十四种、二万三千六百零四卷，除去宋以前的别集八百余种，宋人自撰文集约有千种。而宋初编成的《新唐书·艺文志》，所录两汉至唐代别集一共才有“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即此也已经大大多于唐代及其以前文集的总和。如果再加上倪灿《宋史艺文志补》所录宋人“别集二百十五家、三千八百八卷”，宋人文集至少也在一千二三百种左右。这些数目同样是以前各朝不能比拟的。 如果说，研究宋代儒学、经学、哲学与思想的成就，有宋人经部诸书可供采获；研究宋代历史、社会以及宋人史学成就，有宋人史部诸书可供撷录；研究宋人理论性思维成果，有宋人子部诸书可供甄录的话，而列入集部的众多别集类图书，则是我们研究宋人艺文、词章等文学、美学成就的天然富矿。不特此也，由于宋人文集的丰富多样和内容庞杂，决定了它的适应面远远超出了艺文的层面，而具有更为广阔的前景，缪钺《全宋文序》曾揭示宋集面貌说：“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举凡国计民生、世情风习、说经考史、论道参禅、仕宦升沈、山川游览、遗闻轶事，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罔不涉及！”其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博，亦为前代文集所不逮，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乃至社会、世风等方方面面，不可或缺的第一手数据。整理和出版宋集各类文献资料，是从事宋代文、史、哲研究学人非常关注的事情；而尽快将这些包罗万有的集部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当然也是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责无旁贷的事情。中国国家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即有计划地进行了宋代文集文献的整理，先后启动和完成了《全宋诗》、《全宋文》等大型文献整理工程。这些书的编成和出版，无疑顺应了学术界希望完整掌握集部文献的迫切需求。但是，以上“二全”的编纂，都是重新编录的宋代诗、文总集，不是宋人文集原本的汇录和丛编，这对希望原滋原味地了解和利用宋代文集数据的学者来说，似乎也还缺少点什么。本丛刊力图将宋集善本汇编、整理，或许能补此“缺点”于万一吧。 三 其三谈谈现存宋代文集善本的问题。 宋人不仅收集和自撰了大量文献，而且也善于传播和保存这些文献。宋代的传播手段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肇始于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在宋代得到很大改进和广泛运用，再加上当时自由的出版政策，从中央，到地方；从都会，到山村，凡有井水人家、读书习文处，都有刻书印刷者身影闪现，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刻书印书系统。中央的国子监、秘书监及诸殿、院、司、局主其事；地方的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茶盐司、漕司、公使库、仓司、计台等主倡其刻。其它公私学校，如州学、府学、军学、县学、郡庠、郡斋、学宫、頖宫、学舍、书院；方外机构，如寺院、道观、祠堂等，皆以刻书印书为善举义行。更有私营坊肆、民间家塾，常常以刻书鬻书为业。这一庞大的刻书群体，较之前代的手钞手录，无论传播速度和范围，还是图书质量和数量，无疑都具有革命性的突变。 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宽松的文化政策，不仅使前代图书得以续传，而且也使宋人自撰著作得以及时流布，大大提高了宋代文献存世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自撰书三万余卷，现在存者已经十不及一。而宋人所撰的七千余种著作，目前传世的比例却远远高于唐代。据四川大学刘琳、沈志宏先生调查统计，宋人著述之存世者目前尚有四千八百五十五种，约占宋人著述总数的70%左右（刘琳、沈志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而宋人文集之传世者，也仍有七百四十一家之多，其所占宋集比例亦约略称是（沈志宏：《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这是一份可供我们了解和再现中国古代文化高峰时期各方面成就的文献载体，是宋人留给人类反思历史、展望未来的宝贵财富。 这七百余家宋人文集，因刻时刻地刻人的不同，技术水平之不一，其传本自然会面目繁多，形式各异。四川大学古籍所由于编纂《全宋文》的需要，曾编有《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该目依据全国各省、市、高校、科研院所等“图书馆藏书目录或卡片”，著录了现今尚存的宋人文集版本大约七千余种。其中有宋本元椠，也有明刊清刻，有的也经学者校钞，有的又系名家收藏。当然更多的是普通刻版和钞本，出于不同时期名不见经传的刻工和钞手。出处既然不一，内容的精粗、优劣，当然也会良莠不齐。何者为善，何者为劣，这些判断对于专家学者当然会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无疑将带来极大的不便。这就需要寻求和选定宋集的善本和珍本，并对其进行必要的甄别、研究和整理，为读者提供充足、可信、方便、实用的版本，这也是古籍整理工作者应尽的义务。 关于宋集善本，前人已经有一定的调查和研究。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集部别集类，曾为八十六家、一百五十一种宋集撰着提要，这些书分散在中国、美国乃至欧洲各大图书馆，寻求起来非常不易，况且这还仅仅是王先生一人所经眼者，还不是所有宋集善本的完整著录。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二版），集部著录二百四十六家宋人的别集善本八百四十七种，数量大大超过“王目”。但这也只是台北中央图书馆本馆和暂时寄存的北平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所藏之善本，也不是全国范围（甚至也不是全台岛）宋集善本的综合著录。嗣后，中国大陆图书馆联合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其集部上册著录三百八十家宋人的别集善本二千八百二十种，这是全国性善本数据的综合目录，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著名藏家的收藏，但也还不是海内外乃至世界各地所存中国古籍善本的总汇。所以目前到底尚存多少宋集善本珍本，这些善本珍本的具体面貌如何，收藏情况怎样，仍然是需要古籍整理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的课题，更遑论提供给学人阅读和利用了。 四川大学古籍所因编纂《全宋文》和《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需要，曾努力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收集和复制宋代文献，承蒙各馆同行的热情相助，通过购买、复制、交换和赠阅等方式，在现存四千八百余种宋人著述中，本所已经大部拥有其单本或复本的收藏。在收集之初，我们对版本也没有太多讲究；复制的形式也在所不计。因此就本所收藏的宋代文献看，其版本十分复杂，形式也长短不一，有原版本，有重印书，有复印件，有缩微卷，也有手钞手录、捶拓临摹，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披沙捡金，有时获宝，巨网之下，时得骊珠。后经清点，在本所收集的宋代文献中，约略可以算是善本的，共有九百六十余种左右，其中宋刻本一百二十三种，元刻本五十九种，明刊本二百九十五种，清刻本二百八十二种，外加明、清各朝钞本和名家手批本凡若干种，总计卷数已超过一万八千卷。其种类当然不完全是宋集，但是以宋集为主。此外，川大古籍所所在的四川大学又系百年名校，其图书收藏经历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时期，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院时期，老四川大学、成都大学、华西大学和新四川大学时期，不同时期的整合，都使本校图书得到充实，目前三馆藏书约有四百八十三万余册。而馆藏丰富的四川省图书馆，也入藏了四川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公私藏书，其中也不乏上佳的精善之本。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偏处西南一隅的川大学人讨论和研究宋集善本珍本可供取材的。同时本所也在此郑重宣布，这批资料我们早已向海内外学人开放，愿与四方学人共享同享。因为它们是宋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是同行惠赐于我们保管的珍贵数据，我们愿以它作为以文会友的契机，也想用它作为与同行交换馆藏，建立友谊，彼此投报之“琼玖”。 四 最后谈谈《宋集珍本丛刊》的编纂缘起和体例。 我们既然将一批书籍称为“善本”，就说明它们系难得稀见之物。当然，何为“善本”，也许古今学人判断的标准不一。或以内容精善论，或以少见稀见名，这也许又是古今中外学者确定“善本”的一致意见。就中国善本而言，它们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难得”。它们或系历代宫庭藏书，士子文人，自非三甲鼎元、钦点翰林，就难得有幸“观国之光”。或系藏家枕中秘籍，若非至爱亲朋，登堂入室，就难得一亲芳泽。或被书贾矜为奇货，又哪是青灯相伴，菽水甘旨的书生所可企及。或为世族传家之宝，在那“借书与鬻，皆为不孝”的家规严训下，外人又如何得见？有的古籍甚至远涉重洋，庋藏于异国他乡，对视出国如登天的国人来说，就更只有望洋相若而兴叹的份了。对于这些宋本元椠，普通读者欲一见而不能，更遑论亲自翻阅，摘录资料了。这极其不利于文献的流通、学术的研究，反面失却其作为文献善本珍本的价值。更有甚者，或因藏家深藏秘锁，不愿示人，拒绝复制，故一般善本的复本都很少，一不小心，原本极易散佚。或不戒于离，化灰烬于回禄之火；或重陷乎坎，成飘萍于冯夷之波。古书“五厄”、“七厄”的悲剧频频上演，就不足为奇了。是故古代书籍，其聚也固得藏家收敛之力；其散也，又何尝不是藏家锢閟之过！是故周永年《儒藏说》曾叹：“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书，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近世出版家张元济有鉴于此，于是躬自实践，弃私有私藏之陋习，申楚失楚得之公心，辑印有史以来最大的善本丛书——《四部丛刊》，将涵芬楼收集的四百七十七种秘籍珍本公诸同好，深得学人赞誉。也唯其如此，众多善本珍秘才免于在日寇的狂轰炸中，与涵芬楼同化劫灰。及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也高瞻远瞩地号召：“要有计划地复制一批善本、孤本。”以广流传。近时中央政府又拨出鉅资，启动“中华善本再造工程”。据消息说：“这项工程最终将主要选出唐宋以来一千三百余种兼具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古籍善本仿真影印，以满足国内外图书馆补充入藏善本的需要，并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宝贵文献资料。”如此这般，一本将化为无数复本，同书将变成百十新书，从前学人无缘一睹的“旧时王谢堂前燕”，而今将翩翩“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华善本更增其善，神州孤本不再为孤。故新闻媒体誉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人民日报海外版》二零零四年三月三日）的无量功德！南北学人亦将箪食壶浆，北望“王师”，额首以期其成功。 四川大学古籍所在完成新编、校点的《全宋文》之后，目前又启动了《儒藏》编纂工程，为保存和流通宋代文集的善本珍本计，也为首先整理和研究中国儒学转捩时期的“宋学”文献计，先期实施了《宋集珍本丛刊》项目，慨然将本所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收集得来的两宋作家文集的珍稀数据公诸同好，以飨读者。庶不悖于党中央的《指示》，亦冀以方便于学人。这便是本《丛刊》编纂的缘起和因由。 本《丛刊》以川大古籍所收集的宋人文集善本为主，兼及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部分珍藏，选书四百零五种，为卷一万有奇，堪称“宋集万卷精华”。我们选目的原则是，以宋人别集为主，兼及部分总集；以善本为主，兼及名家批校；以稀见难得为主，凡已常见，如已经收入《四部丛刊》、《北京图书馆所藏珍本丛刊》等善本丛书者，本次原则上不再收录（如系同一版本而经名人收藏和批校者除外）；同种书首选宋刻、元刊，次及明版、清本；宋、元版从宽，明、清本则从严；宋、元本只要是不同版别，本次一律予以收录，同一种书，不避重复；明、清版本，一般是在没有宋、元本情况下，才酌予收录；其或宋、元刊本有残缺，明、清本可以补足，亦予收录；或宋、元本与明、清本为不同系统者，亦同时收录；或有清人精校精刻，或经名家收藏题跋，皆可为研究者提供版本信息和著录数据者，本《丛刊》亦酌予收录。 本《丛刊》对入选珍本善本，还从版本学、目录学的角度进行了必要的考订和研究。或历考载籍，广稽书目；或细审版式，辨析藏印。探讨其版本源流，估评其学术价值。每书皆撰有简明《提要》，以考作者之生平，述著作之要貌，寻编刻之轨迹，论众本之优劣。其于入选珍本内容之善否，版本之长短，又据一二常见之本与之比对，以定其去取。仿《四库全书》例，各书《提要》先随书冠于各集之首，使学人开卷即知该人该书之要貌，而得寻源溯流之指南，然后又将各书《提要》汇成一集，置于丛书之末，用以集中体现宋代文集善本珍本之全貌。 本《丛刊》采用计算机技术，对入选各书进行保真处理。首先将入选善本用高保真扫描仪进行扫描，储入计算机。再采取脱色、去污、修描等方法，对扫描数据进行适当修描，以不失真、不出错为度。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善本数据，本《丛刊》将原书尺寸进行了适当缩放，制定四拼一版式，统一排版制作。在十六开页面上，以上下栏方式，包容了古书四个页面，既整齐美观，又经济实惠。 本《丛刊》采用精装形式，每册八百页左右，共分装一百零七册。每册皆编制本册收书目录，注明书名、卷帙、作者及版本，让人一望而知文献版本及其出处。另有《珍本书目提要》和《书名、作者索引》，合装一册，编为第一百零八册。 《宋集珍本丛刊》总计收书虽然仅四百零五种，分卷也才一百零八册，比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录三百八十家、二千八百二十种，犹是沧海一粟。不过《善本书目》所录多系同种复本，而本《丛刊》则以单本独刻为多，其所涵盖几及现有别集传世的所有宋代作家。如果将其中只作为总集（实为丛书）收录的《两宋名贤小集》、《南宋八家集》、《南宋六十家小集》、《宋人小集》等等，按作者析成别集，其种类自然又会倍增于前，较之《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所录的七百四十一家，或许不至相差太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集珍本丛刊》是目前面世的各类丛书中收录宋人文集珍稀善本最多的一种，也是宋人文集善本资料首次大规模地积集和整理。相信它所具有的珍稀版本的收藏价值，方便易求、珍善可信的数据价值，将会逐渐得到学人的认同。 文章盛衰千古事，成败得失寸心知。川大古籍所自一九八三年建所以来，已经历了二十个寒暑。过去的二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二十年，也是我们赶上了盛世修典、文运昌盛的二十年。二十年间，我们孜孜不倦地从事传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特别是从事宋代文献的调查、搜集与整理，先后完成（或出版）了一亿字的宋代文章总集《全宋文》、一千二百余万字的文学类书《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目前我们又将贾其余勇，进行一项更为庞大的文化工程——《儒藏》的编纂和整理。现在，这份既是《全宋文》系列产品，又是《儒藏》首批成果的一百零八册的《宋集珍本丛刊》，即将推向社会，呈献给学人。我们希望无愧于大好的时代，我们也期待不要辜负学人的厚望。但是此刻我们仍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读者的评判，因为我们的努力毕竟有限，其间存在的种种不足，都会一定程度地影响这份成果应该发挥的学术功能，所以我们殷切希望本书的藏家、读者，给我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和指正。 是为序。 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
序于四川大学双橘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