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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这是陈寅恪先生对宋代文化的评价。宋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有宋一代空前发达。自北宋统一以来，“鉴前世之兴衰”，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更在文化上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政策，如设官修史、校书等，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加之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兴盛，导致宋代书籍大量涌现。据《中国古今书籍纵横》统计，宋代出版书籍约为11519部，124919卷，在中国历代书籍出版中仅次于明清(见《新中华杂志》第4卷，1946年第7期)。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载体，这些古籍成为传统文化研究和普及的重要资料来源。因此，对古籍中所蕴含的精华进行挖掘和整理，成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我国对古籍整理的传统源远流长。20世纪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对古籍整理给予了高度重视，从而为整理共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加之国内一批致力于宋代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的努力与积极合作，宋代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为学术研究及宋籍的有效开发利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必要的前提。“与今，全世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宋代文化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惠于整理过的宋代古籍。因而，作为整理这项基础性工作本身而言，对整理情形、变化、成果以及整理所引出的问题给予全面的了解与思考是极为必要的。 一 说起宋代古籍整理，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宋人对前代书籍的研究与整理和后人对宋人著述的整理。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后者。但是，我们首先要对二十世纪以前宋代古籍整理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有大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儗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巨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初，有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太宗始于左升龙门北建崇文院，而徙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曰‘秘阁’。……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命重写书籍，选官详复校勘，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归于太清楼。子一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做《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神宗)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以上为宋朝官方搜集、整理群书的情况，可谓蔚为大观。此外，广大学者也在“当时稽古右文的政策感召下从事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著名学者杜镐、陈尧佐、宋祁、曾巩、刘放、范祖禹等都从事校书工作，著述颇丰。在宋代，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考据学派，无不具有怀疑精神，致使疑辨成为宋代古文献学中的一种普遍风气”。[1]（489页）虽说难免疑古过甚，却有不少精到的见解。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都在辨伪上作出了成绩，南宋朱熹更是对《古文尚书》、《周礼》和先秦诸子提出了许多疑问，叶适、陈振孙、王应麟、黄震等也都提出了不少书的作伪之迹。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