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十余年间，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研究一直为治清代学术的学者所关注，并已取得若干成果，似呈方兴未艾之势。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做好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有清一代学术，从乾隆、嘉庆两朝到道光初叶的近百年间是一个发皇的时期。其间杰出的学者最多，学术成就最大，传世的学术文献亦最为丰富。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惟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方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将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精心校勘，加以新式标点，整理出版，这是整理乾嘉学术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将嘉惠学林，功在千秋。最近一二十年间，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譬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潜研堂文集》、《方苞集》、《章学诚遗书》、《抱经堂文集》、《戴震全集》、《校礼堂文集》、《钱大昕全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洪亮吉集》、《纪晓岚文集》、《仪礼正义》、《礼记集解》、《礼记训纂》、《尚书今古文注疏》等等相继整理问世，为研究乾嘉学术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前进。 循此以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若干有分量的目录学著述亦接踵而出。清代文献浩若烟海，实为前此历代之所不及。究其原因，大要或当有二：一则中国古代社会经历数千年发展，至清代已然极度成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皆臻于集大成之格局。再则博大精深之中华学术，在此二百数十年间，亦进入一全面整理和总结之历史时期。惟其如此，有清一代学人辈出，著述如林，其诗文别集之繁富，几与历代传世之总和相埒。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然历史依据。故而董理清人别集，自二十世纪中叶王重民之《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肇始，前辈贤哲接武而进。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钱仲联的《清诗纪事》、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的《清人诗集叙录》等等，皆呕心沥血，成就斐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正是凭藉前哲时贤的深厚积累，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纂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也并肩比美，联袂而出。三书或集合同志，或独力纂修，历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终成里程碑式的巨著，为学术界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 辑录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外题跋、序记、书札等佚文，区分类聚，整理刊布，是一桩既见功力，又有裨学术研究的事情。晚清以降，诸多文献学家相继辑录顾广圻、黄丕烈二先生群书题跋，已开风气之先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垣据尹炎武所获钱大昕集外家书十五函，逐函加以精审考订，更为学界一时推尊，赞为“励耘书屋外无二手”。尔后，虽间有学者承先辈遗风，辛勤爬梳，惟因兹事难度甚大，成功非易，久而久之遂几成绝响。九十年代中，陈文和主持整理编订《钱大昕全集》，专意搜求潜研堂集外散佚诗文，纂为《潜研堂文集补编》一部，辑得诗文凡八十余首。古朴之风再现，不啻凤鸣朝阳。 陈文和主编之《钱大昕全集》刊行之时，正值陈鸿森著《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发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据悉，近一二十年间，陈鸿森不惟勤于辑录钱竹汀先生集外佚文，而且其朝夕精力所聚，几乎皆奉献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就笔者拜读所及，经陈先生精心辑录成编者，尚有《潜研堂遗诗拾补》、《简庄遗文辑存》、《简庄遗文续辑》、《段玉裁经韵楼遗文辑存》、《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和《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等六种。其中，《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三卷抄存芸台先生集外遗文多达一百三十三篇。其所费劳作之艰辛，成果学术价值之厚重，丝毫不让当年《研经室集》之结集。1993年5月，中华书局整理刊行之《研经室集》未审出于何种考虑，失收再续集诗文。他日若能再版，补其所阙，辅以陈鸿森著《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则珠联璧合，尽善尽美矣。 年谱为编年体史籍之别支，乃知人论世的重要文献。据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所记，在现存的八百余种清人年谱中，乾嘉时期学者年谱约占四分之一。董理此一时期的学者年谱，于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近一二十年间，有许多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成功的努力。其中，诸如陈鸿森著《清儒陈年谱》、《钱大昕年谱别记》、《段玉裁年谱订补》，杨应芹著《戴东原年谱订补》，汤志钧著《庄存与年谱》，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王逸明著《新编清人年谱三种》以及黄爱平点校之《阮元年谱》等等，拾遗补阙，订讹正误，洵称用力勤而业绩著。然而相对于别集及经史论著的整理和研究而言，这方面的工作尚嫌滞后。尤其是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年谱，或失之简略，或迳付阙如，皆不同程度地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譬如惠栋或者惠氏祖孙的年谱，就亟待进行编纂。 综上所述，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有必要的。谨以此就教诸位，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最近十余年间，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研究一直为治清代学术的学者所关注，并已取得若干成果，似呈方兴未艾之势。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做好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有清一代学术，从乾隆、嘉庆两朝到道光初叶的近百年间是一个发皇的时期。其间杰出的学者最多，学术成就最大，传世的学术文献亦最为丰富。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惟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的研究方才能够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将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精心校勘，加以新式标点，整理出版，这是整理乾嘉学术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将嘉惠学林，功在千秋。最近一二十年间，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譬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潜研堂文集》、《方苞集》、《章学诚遗书》、《抱经堂文集》、《戴震全集》、《校礼堂文集》、《钱大昕全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洪亮吉集》、《纪晓岚文集》、《仪礼正义》、《礼记集解》、《礼记训纂》、《尚书今古文注疏》等等相继整理问世，为研究乾嘉学术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前进。 循此以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若干有分量的目录学著述亦接踵而出。清代文献浩若烟海，实为前此历代之所不及。究其原因，大要或当有二：一则中国古代社会经历数千年发展，至清代已然极度成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皆臻于集大成之格局。再则博大精深之中华学术，在此二百数十年间，亦进入一全面整理和总结之历史时期。惟其如此，有清一代学人辈出，著述如林，其诗文别集之繁富，几与历代传世之总和相埒。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然历史依据。故而董理清人别集，自二十世纪中叶王重民之《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肇始，前辈贤哲接武而进。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钱仲联的《清诗纪事》、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的《清人诗集叙录》等等，皆呕心沥血，成就斐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正是凭藉前哲时贤的深厚积累，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纂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也并肩比美，联袂而出。三书或集合同志，或独力纂修，历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终成里程碑式的巨著，为学术界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 辑录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外题跋、序记、书札等佚文，区分类聚，整理刊布，是一桩既见功力，又有裨学术研究的事情。晚清以降，诸多文献学家相继辑录顾广圻、黄丕烈二先生群书题跋，已开风气之先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垣据尹炎武所获钱大昕集外家书十五函，逐函加以精审考订，更为学界一时推尊，赞为“励耘书屋外无二手”。尔后，虽间有学者承先辈遗风，辛勤爬梳，惟因兹事难度甚大，成功非易，久而久之遂几成绝响。九十年代中，陈文和主持整理编订《钱大昕全集》，专意搜求潜研堂集外散佚诗文，纂为《潜研堂文集补编》一部，辑得诗文凡八十余首。古朴之风再现，不啻凤鸣朝阳。 陈文和主编之《钱大昕全集》刊行之时，正值陈鸿森著《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发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据悉，近一二十年间，陈鸿森不惟勤于辑录钱竹汀先生集外佚文，而且其朝夕精力所聚，几乎皆奉献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就笔者拜读所及，经陈先生精心辑录成编者，尚有《潜研堂遗诗拾补》、《简庄遗文辑存》、《简庄遗文续辑》、《段玉裁经韵楼遗文辑存》、《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和《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等六种。其中，《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三卷抄存芸台先生集外遗文多达一百三十三篇。其所费劳作之艰辛，成果学术价值之厚重，丝毫不让当年《研经室集》之结集。1993年5月，中华书局整理刊行之《研经室集》未审出于何种考虑，失收再续集诗文。他日若能再版，补其所阙，辅以陈鸿森著《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则珠联璧合，尽善尽美矣。 年谱为编年体史籍之别支，乃知人论世的重要文献。据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所记，在现存的八百余种清人年谱中，乾嘉时期学者年谱约占四分之一。董理此一时期的学者年谱，于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近一二十年间，有许多学者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成功的努力。其中，诸如陈鸿森著《清儒陈年谱》、《钱大昕年谱别记》、《段玉裁年谱订补》，杨应芹著《戴东原年谱订补》，汤志钧著《庄存与年谱》，樊克政著《龚自珍年谱考略》，王逸明著《新编清人年谱三种》以及黄爱平点校之《阮元年谱》等等，拾遗补阙，订讹正误，洵称用力勤而业绩著。然而相对于别集及经史论著的整理和研究而言，这方面的工作尚嫌滞后。尤其是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年谱，或失之简略，或迳付阙如，皆不同程度地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譬如惠栋或者惠氏祖孙的年谱，就亟待进行编纂。 综上所述，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有必要的。谨以此就教诸位，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6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