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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同礼及《西文汉学书目》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后于1920年赴美学习，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图书馆学思想。1924年回国后，袁同礼主要领导和组织了北平图书馆的日常工作，成立了中华图书馆协会，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被誉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躯”。[1]1948年，由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缺乏了解，袁同礼趁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邀请之机，举家迁往美国定居。 袁同礼是位成绩突出的目录学家，但是在他早年返国工作期间却无暇著述，后半生在美国工作期间，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反而编印了大量不朽之作，其中汉学书目最为瞩目。其代表作便是1958年间问世的《西文汉学书目》（Chinain Wes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西文汉学书目》（以下简称《书目》），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自1921年至1957年英、法、德文（另有一些研究澳门的葡萄牙文）有关中国研究文献1.8万多种（不含论文），深为欧美学术界所推崇，认为这是继法国考狄所编《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之后，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书。正如袁氏在前言中所说，考狄《汉学书目》增补本在1924年出版以后，有更多的汉学作品问世，需要对考狄的书目有所接续，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杰出的汉学研究著作，但是近几十年来，甚至是汉学专家也很少知道这些著作”，因此，目前的工作就是编制这个书目，以“满足这种需要”。[2] 2 《书目》的分类体系 我国各时代目录学家历来重视书目的分类标准和方法。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从汉代的《七略》《别录》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无不体现了书目分类的重要性。近现代，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更是引入了西方目录学思想，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被认为是近现代科学书目分类法之先导。 《书目》的分类体系由28个大类组成,[2]各大类下又按一定标准分为若干小类。如“历史”大类下，分为“史料”“年表”“总论性著作”“古代”“中世纪”“满清和共和”；“地理与游记”大类下又按行政区域分为“华北”“华西北”“华东”“华中南”“华西南”及“滇缅公路”。在书目正文中，还有按年代、人物、区域等划分的小类，但没有在目录中反映出来，同时，还作了一些互见，如元代历史“see also Mongolia and Mongols”等。书后附有附录及人名索引和中文书名索引，检索方便，体例完备。 3 《书目》分类体系评析 每种书目的产生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书目》也不例外。西方汉学，最早可从马可·波罗时代算起，直至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汉学研究才逐渐兴起，一直到清末的敦煌文化被发现、外运后，汉学研究达到高峰，伯希和、李约瑟等汉学家也渐渐被国内学者所熟悉。袁同礼早年在欧洲学习期间就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研究非常关注，曾把在法国和英国收藏的敦煌卷子都进行了拍摄；在回国工作期间，也是多次出访美、法、英、德等国，对《永乐大典》佚卷进行查访；而当时的北图更是世界汉学文献收藏中心和研究中心，是国际汉学家必到之地。因此，移居美国后，袁同礼利用他在国会图书馆工作的便利，进行了汉学书目的编撰工作。 综观《书目》的分类体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归 纳起来有以下特点： 3.1 类目的设立参考众家所长，特别是以《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CC）》为重要参考依据 袁同礼的图书分类思想，最早是受到《杜威十进分类法》（DDC）的影响。DDC于1910年传入中国。由于杜威分类法具有简明的标记符号，能容纳新的学术著作，各级类目逐级细分，层次清楚，比较详尽，在当时引起了图书馆界的重视。袁同礼在当北图馆长之时，聘请了刘国钧负责对DDC的改订，使之符合中国实际。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为袁同礼所重视，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审定并推广到全国使用。此外，袁同礼早在国会图书馆实习期间，已对《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CC）有了一定的接触，而此次书目编撰工作又是他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完成的，因此，LCC的分类体系必是他参考的重要依据。 对比《书目》和LCC的分类体系，我们可以看出《书目》前21个大类类名，均可在LCC中找到，或合并类目、或分立类目。 如《书目》的“总论性著作”“法律法规”“历史”“教育”“自然科学”等都是按LCC的大类名来设立的；“哲学”“宗教”“语言”“文学”等类名，则是把LCC的“哲学、心理学和宗教”“语言和文学”等类拆分开来，单独立类；“地理和游记”“社会状况和社会问题”“对外关系”“经济、工业与商业”等则直接取自LCC的二级类目；而“音乐与体育”“建筑与美术”“林业与农业”“医药与公共卫生”等类则是把LCC的几个大类合并而成，或者把下位类上升与大类一起构成新的类目。 值得注意的是，《书目》一开始便设立了“书目与参考书”这一类目，强调工具书的利用。袁氏把工具书列入了第一类目，在各大类中的二级类目中，也颇多地设置了“参考书”类目。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专科目录中具有先进性。 3.2 类目设立突出了当时西方汉学研究的热点 《书目》设立的28个大类中，比较详细的类目有“建筑与艺术”“语言”“法律法规”“社会状况与社会问题”“东北各省（满洲）”“蒙古与蒙古语”“台湾”“西藏”等，二级类目数量都在10个以上，从类目设置级别看，也以上述类目为最多。 汉学研究的范围在近代西方涉及面较广，它包括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哲学、宗教等诸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甚至对中国人的心理特征、行为举止等进行描述和概括，形成了近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特有风格。[3]但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问题的侧重点上逐渐发生变化，从以往注重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转向与地区研究相联系的当代、近现代中国问题。[4]因此，这个时候西方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区域问题的汉学文献大量问世，据统计，仅“社会状况与社会问题”类，《书目》收录的文献就有约676种，“对外关系”类，则收入了约1 219种文献，其中大部分是中日关系研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汉学研究重点在于中国的古典文献的翻译和汉语研究[5]，因此研究语言学的文献也非常丰富，其下详细分为“写作、翻译、语法、词汇、词典”等诸类。 英法两国在这个时期的汉学研究，主要侧重表现在几个汉学大家身上，如斯坦因、伯希和、沙畹等。主要内容除中国问题外（各国都注重在华利益，中国问题自然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都集中在敦煌学及与之相关的宗教、艺术等方面，因为英法两国是海外敦煌宝藏收藏最多的国家。 3.3 采用以学科分类和重点地域分类相结合的分类标准，体现了袁氏以方便查检为目的的目录学思想 从《书目》目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书目》有两个分类标准，即按学科分类（前21类）和按地域分类（后7类），但以学科分类为主。当然，在按地域分类的几个类中，二级类目还是按学科来分类的，如“台湾”类目下，主要有“书目”“游记”“历史、政治和政府”“经济状况”“人口和统计”“社会状况”“教育”“民族”“气候”“自然史与地质学”“农业”和“渔业”等。 按地域分类的标准也正好说明了当时汉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个地域性应该是在袁氏收集文献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而另一方面，却正是体现了袁氏在目录学思想上以方便读者检索为目的的主张，并且，在目录正文中，很多类目的开头或结尾处，都可见“see also”等参照系统字样，在编制技术上，沟通了类目联系。 在作品归类方面也体现了这一点。如敦煌学文献，在地理区分中，不是入甘肃（本身就无甘肃一类），而是入“新疆”类，这主要也是为了方便检索。因为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佛教艺术，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而当时新疆（包括对外关系、历史、社会问题等）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袁氏在前言中也说，《书目》的分类法没有期望能够得到所有读者的满意，但一些类目设置必然武断——为方便而设置，而不是死板地按字面意思来归类。[2] 3.4 类目级别明确，遵循形式逻辑法则 形式逻辑规约下的书目分类，遵守形式逻辑法则，力求从文献主题概念出发，做到：（1）划分的各个字项应当互不相容；（2）各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3）每次划分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6］按照这个原则，《书目》的分类体系是遵循形式逻辑法则的。 首先，在按学科分类的前21个大类中，很明显，它们都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容的。其次，按收录的文献门类来看，这21个大类基本能包含这些文献，虽然可能有些大类的二级类目没有穷尽该大类，但由于书目分类不同于图书分类法，它有特定的收录范围和时间限定，因此只要能包含这些文献即算穷尽。再者，每个大类的划分，基本上都是按从总到分的原则来进行，即首先是“总论性著作（General Works）”，然后再按该类的主题特征划分大类。在按区域分类的后7个大类中，二级类目划分也是按从总到分的原则来进行的；虽然区域划分本身没有穷尽（没有划分中国的所有行政区域），但这是由于当时汉学研究明显的地域性决定的。因此，毫无疑问，《书目》的分类体系是遵循形式逻辑法则的，具有现代书目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吴效华.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袁同礼[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2（4）：89-91. [2]Tung-Li Yuan.China in Western Lite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 a Sinica[M].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3]仇华飞.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J].史学月刊，2000（1）：93-103. [4]仇华飞.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汉学研究管窥[J].档案与史学，2000（4）：89-91. [5]王维江.20世纪德国的汉学研究[J].史林，2004（5）：7-13. [6]傅荣贤.西学书目表论[J].山东图书馆季刊，1996（4）：57-60. [作者简介]余丰民（1976-），男，浙江树人大学图书馆馆员,杭州310015 原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