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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以“三立”为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是指树立圣人之德，即“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它既然被称为“大上”，可见它也是不容易达到的。一般来说，它要通过“立功”、“立言”来实现。因此，相比较而言，“立功”和“立言”要相对容易一些，在这两者中，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更倾向于后者，“立言为上”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 一、“立言为上”观念的形成 乾嘉知识分子选择“立言”作为他们追求不朽的途径，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慎重的思考而确定的。 (一)“慷慨一时事，著述千秋心” 乾嘉知识分子之所以舍“立功”而取“立言”，原因有二。其一，乾嘉盛世，经济，尤其是江南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国家相对交定，人心也比较稳定。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和川西这三个地区。而三次战争中清军的主要军事将领，平定准葛尔和回部的兆惠，平定大小金川的傅恒、阿桂，平定廓尔喀的福康安等，也都没有因为军功而获得多高的晋升。尽管傅恒、阿桂、福康安等人后来都官居显位，但宗室等其他因素还是起了主要作用。而那些在战争中失败的人，如张广泗、庆复、ne亲等人却都得到了被处斩的严厉惩罚因此，军功并不是知识分子借之以不朽的最好选择。 其二，乾嘉时期，知识分子们并不认为“立言”在“立功”之次，反而认为“立言”比“立功”能更为不朽，如乾嘉学者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就曾谈到:“子谓古人论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凭藉乎外来之富贵，无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诸公，非身都将相，则一田舍翁耳，吾未见言之次于功也。”[1]（《文集》，卷26, 《瓯北集序》)又说“人皆可忠义，不皆可儒林。慷慨一时事，著述千秋心。”[1]（《诗续集》，卷2)，在他看来，“立功”只是一朝一代的事情，而“立言”才是关乎到千秋万代的事情。这种思想，代表了乾嘉知识分子的普遍想法。 (二)“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 对官场变幻莫测的恐怖也是知识分子选择“立言”的一个原因。乾嘉时期，存在着激烈的党争，尤其是以张廷玉和鄂尔泰为首的满汉党争(也称之为南北党争)，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当时的在朝官员，满官人都依附鄂尔泰，汉官人都依附张廷玉。两党“在政地久，两家子弟宾客，渐且竞权势，角门户。”[2](卷288) ,并且越演越烈，几乎到了打动干戈的地步。这种状况，使依附于任何一党的人都会有不断的升迁降黜的可能。官场的升迁降黜、浮浮沉沉变幻无常，使人不敢对官场有过高的期望。法式善在他的《陶庐杂录》中曾详细列数了他的同僚吴隆元的经历后心灰意冷地说:“不数年间，升沉显晦，变幻无常，皆非人能逆料。富贵利达之念，睹此可以稍释矣。”（卷2）“考史三大家”之一的赵翼，其座师汪由敦是汉党领袖张廷玉的得意门生，在汪由敦的提拔下，赵翼也曾在官场春风得意，并与大学士程景伊结亲，可谓少年得志。但汪由敦去世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他的仕途也是每况愈下，在外放镇安的时候，他就沮丧地说:“余为教习三年可得邑令而考授中书:为中书六年可迁部曹而成进士，官编修:今六年可得坊局而又出守，每垂成辄易地，殊不可解也。”[4]在经历了种种的不如意之后，他终于对仕途失去了信心，于壮年归隐，并自嘲而又自悟地指出:“不能立勋业，及早奉身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5]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