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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汉代历史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谶纬究竟产生于何时?学界对此意见不一。总起来说，从上古到西汉哀、平之际的各个时期，持说者俱不乏人。即汉代而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谶书在汉初已经存在。贾谊《鹏鸟赋》中的“发书占之，谶纬其度”就是明证。此后造作者也不乏其人，《汉书·李寻传》载，汉成帝时甘忠可造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王莽传》云“甘忠可、夏贺良俄书藏兰台”，可见当时尚存。至于“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的纬书的产生，一般认为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 谶纬文献的初步形成应当在哀、平之际，此时汉朝国运衰微，有关汉朝当再受命的谶言充斥道路，王莽欲因之篡汉，先进行了一次文献整理的工作。《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始建国元年秋，又“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这两次活动，使包括徽纬在内的系列文献得到一次整理。但王莽的统治不得人心，反对者造出了种种俄语，如王况就与李焉合谋，造出了“荆楚当兴，李氏为辅”的谶言[1](《王莽传》)。虽然李焉没有成功，却最终“应验”到李通等人身上，刘秀也因《赤伏符》等俄纬之说而“名正言顺”地登上皇帝宝座，他也与王莽一样地重视谶纬。建武初，光武帝令尹敏等人校定图谶，“使镯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2]（《伊敏传》），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3〕（《光武纪》)，即谶纬八十一篇。这是对谶纬文献的第二次整理，也是后世流传的成体系的传世谶纬文献的主体。其实，王莽和光武帝对谶纬文献所做的“正乖缪，壹异说”、“镯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等的整理，本身就是一种整齐划一、消除异文的活动，已经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禁毁，只不过他们禁毁的是个别不利于己的文字，还不是作为文献载体的谶纬文本。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崇信，谶纬在当时的地位尊崇无比。不但解经必须以谶纬为说，甚至上升为决定朝廷大事的国宪，从而一度凌驾于经学之上，号为“内学”。当时学者多因能说谶纬而得富贵，遂盛行于东汉。汉末郑玄、宋均等人为之作注，其学术地位之显赫亦可见一斑。《后汉书·方术列传序》对此总结说:“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俄纬，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与之相关，谶纬地位的升高，更促进了人为的造作和解说，所谓“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3]（《经潞志》）。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