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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情报是书目活动的核心，书目功能的实现过程就是书目情报传通过程，目录学是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传通的科学。这一科学基于从文献到读者间的诸种关系，其微观层次研究从文献到书目情报和从书目情报到读者之间的关系；其宏观层次为从整体对文献与读者间关系的研究。将目录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研究目录学与社会文化学术环境的关系，则构成目录学的宇观层次。 一般认为，1959年陈光祚先生发表的《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引发了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此后长时期内，目录学领域论争纷云，如图书说、目录说、关系说、矛盾说、事业说，等等。1990年，陈光祚先生又发表《目录学是研究文献流整序、测度和导向的科学》一文[1]，发展了他对目录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观点。31年间，陈先生的两篇文章如石击水，反响巨大。本文拟以书目情报作为目录学的基点来探讨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敬请指教。 一、 目录学是关于文献与读者的文化现象 目录学是关于文献与读者的文化现象，这是由人类书目行为决定的。 书目行为是人类为利用文献而整理文献的行为。由于文献的大量出现而形成散乱无序的文献流，文献流也就是形成、发展中的文献系统，它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增长的状态，尽管修改后的文献增长曲线显示文献增长最终有一个上限，但这个上限却并不意味着文献不再产生。 只要人类存在，自然界存在，人类就会不停地将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信息变为知识、变为文献，而文献在达到一定数量后，必须经过处理才能为人们方便地利用。 据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伯格和费德瑞柯的研究，人类行为有四个主要来源，即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部分受生物学决定的行为源自规定一个人潜能和局限的遗传因素。一个人感觉、认识和情感的发展是行为的心理学来源。作为行为第三个来源的社会结构，包括诸如家庭和经济组织等，用于组织和规范社会间的相互作用。而最终，“所有人类行为在一个文化关系中形成”，“文化代表人类的主要计划——它影响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并指定所允许行为的界限。”[2] 人类书目行为同时受这四个来源制约。生物学的来源决定了人类的体能，面对着不断增长的浩如烟海的文献，一方面，人们感到利用的困难，另一方面，人们具备整理它们的体能。整理文献则首先必须感知到文献的存在，其次又必须认识文献，包括认识文献的特点、特征，以及文献间的相互联系等。从心理学来源观察，只有那些喜爱文献并同时具有整理文献能力和机遇的人才能成为目录学者。整理文献的机遇实际上与行为的社会结构来源相联系。一个人的家庭状况、社会地位等，影响个人的书目行为，整个社会结构又同时决定社会及个人的书目行为。文化则既是一个大背景，“所有人类行为在一个文化关系中形成”，同时又“影响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并指定所允许行为的界限”。 这四个来源是相互联系的，并在文化中统一起来。一般说来，在对事实行为作分析时，行为的生物学来源往往因是明显的事实而不被考虑。人们一般是在其它三个方面探讨人类对学术的行为。 李国新的研究表明，《七略》编纂所体现的书目行为成果是与中国古代文化相一致的，“《七略》所开创的系统目录的整体结构，是当时普遍流行的阴阳五行模式的移置，贯穿于这个结构体系中的主导思想，是当时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经过先秦至汉的发展，至董仲舒而达到极致，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列为五行。”因此，“阴阳五行就其结构自身的关系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阴阳和五行并非处于同一层次上，阴阳作为渊源而派生、统摄五行，五行又相生相克，循环往复，从而形成一个纵相连、横相通的封闭性循环体系”。据此，李国新将这个体系与《七略》的书目分类体系作了类比。因《七略》之“辑略”为“诸书之总要”，与类别具体图书无关，故“天下遗书在《七略》中不多不少正好被归并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这不是偶然所为，恰恰是一个与阴阳化合产生五行整体结构相对应的数量配置”。同时，在这种配置中，各略并非“地位相等，作用相同”，“而是一个以六艺为渊源派生五略的整体结构”。而六艺之所以被赋予“派生、统摄群籍”的功能，“这是因为汉代自董仲舒以来至刘向所处的宣、元时期，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学术诸领域的全面统治地位已经确立”[3]。 阴阳五行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古人一个重要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曾在各方面指导人们的行为。尤其在早期，人们对事物认识还不够深人、全面时，这种以主导文化来填补知识空白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表明了主导文化作为世界观的重要作用，它指导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又同时丰富这一世界观，共同构成并发展人类文化。 汉武帝因见“书缺简脱，礼坏乐崩”而叹日：“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于孝成，而书积如丘山”[4]。这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文献已达到了相当数量（整理后的结果为13319卷）；其二，文献流散乱、无序，极不便于其作用发挥。于是成帝诏命校书，从这我们又可发现个人情感和社会结构的作用。 综上所述，文化在书目行为中无疑具有统摄作用。人类书目行为是由人类体能、感觉、认识、情感等心理功能，社会结构和文化共同决定的，而其出发点是文献，行为指向即目的是读者，是为了读者的方便利用。但在古代，这一行为指向被隐含了，古人整理文献是为了使文献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不强调读者。文化的统摄作用使书目行为成为人类的一种文献现象。但是，一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表明，不仅仅只有书目行为，还有图书馆行为、情报行为、文献行为、学术行为等，都涉及到文献与读者。 图书馆是文献的集散地。图书馆行为同样是关于文献与读者的行为。图书馆解决文献与读者关系的方法主要为书目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书目行为是图书馆行为的一部分。但书目行为又决不是局限于图书馆一隅展开的，它主要针对文献流，即人类所有文献的总汇。因此，它更广泛，在这个意义上，图书馆行为是书目行为的一部分。 情报行为是指情报的判断、分析、综合、提纯、浓缩、收集、传播等的行为。情报是传递利用中的知识.、信息，由于对人类而言，所有为人类感知的信息经人脑的加工而为知识，记录下来而成为文献，故情报行为也主要是围绕文献展开的，与书目行为不同的是，它更深人到文献的知识单元，是对文献的深层次行为。 文献行为是指文献编辑、审订、注释、校勘、结集、出版等方面的人类活动，主要表现为文献生产。这一行为的目的是记录、条理并公开人类的知识，故它直接与读者相联系。在这一联系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书目行为就在文献与读者之间形成一个中介，使其联系成为方便与可能。 学术行为是使知识系统化的行为。它根据事物信息所表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使人类感知到的信息系统化。人类开始仅仅只是记录所感知信息，后来根据事物信息之间的关系而感知其它信息，认识隐藏规律信息并表达观念信息而形成学术。因此，学术行为一方面给了人类一种系统的知识、信息，另一方面又促使文献更多地产生，可以说，学术行为是文献行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据此，我们用图1来表示文献与读者间各种行为的关系  书目行为是学术、文献与读者间的一种中介行为。学术行为与文献行为中含有书目行为的某种初始状态，情报行为是书目行为的进一步深化，图书馆行为中的编目行为等是书目行为的一部分。因此，书目行为与所有这些行为具有极其深切的关系，但又各自相区别。 二、目录学是关于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传通的科学 1.书目情报传通（Bibliograph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人类书目行为的具体体现和过程就是书目活动。在前苏联国家标准7. 0-77中，将书目定义为“以促进出版物在社会上的利用为目的而编制书目情报并传递给读者的科学实践活动”，这个定义“是与实际书目活动相适应的”，而书目活动一词的严格涵义“应指书目工作者直接编制书目情报并传递给需求者的实际活动的过程、方式和结果的总和”。书目情报显然是书目活动的核心，这一核心在科尔舒诺夫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一书中，由图2表现得相当清楚。 《教程》指出，书目作为体系有两个“入口”和一个“出口”。入口I借助书目加工保证着对一次文献流的反映，从而保证文献的检索和向需求者的通报（即书目情报的检索和交流功能）。通过入口I进人咨询需求，并以各种方式考虑书目情报的现实需求者和潜在需求者对文献的需求，亦即对文献进行评价，并根据具体目标和读者情况来调整书目情报（评价功能）。体系的出口是为需求者提供的各种内容、用途和形式的书目情报流。而在需求者和情报保障体系之间的“反馈”以不断校正和全面完善出口流为目的[5]。 这个功能示意图是以书目情报传通为核心的，即书目功能的实现过程就是书目情报传通过程。 传通一词，即communication，一般译为交流、通讯等。交流往往意味着传播者和接收者互为主体，传通则明确表示了情报系统的主体特性。因此，关于书目情报的传递、接收等过程，我们称为书目情报传通，其它的communication，据通常译法称交流。 据科尔舒诺夫的研究，科学交流系统可划分为三个水平面：“直接情报的（非正式的，不借助于文献的传播渠道）、借助于文献的（正式的，一次文献和出版物的传播渠道）及二次文献或书目的（即有关一次文献之消息的传播渠道）。在当代条件下，这三个水平面已经结合起来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了，只能抽象地将它们区分开来。科尔舒诺夫说，“如果我们把整个交流系统的上述三个画面作横剖面，那么图书馆（同出版社、图书贸易等部门一起）主要是在第二个水平面的范围内执行其社会功能，目录学则属于第三个水平面”[6]。这三个水平面在米哈依诺夫等著《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一书中形成为著名的“科学的广义交流系统图”。 第三个水平面的交流就是书目情报传通。象所有其它传通一样，它必须具备以下八个要素。（1）书目情报源。文献是书目情报源之源，概括、揭示、显示文献信息即为书目情报，大量的书目情报的存在构成书目情报源。书目情报的生产者、组织者为书目情报源主体，由主体而构建书目情报系统，即序化的书目情报。 （2）书目情报编码。编码（（encoding）是指将文献信息转化为书目情报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概括、抽取文献外形特征，揭示文献内容特征并整序它们等活动。亦即将散乱、无序的文献流转化为有序的书目情报流。 （3）文献信息。文献信息是书目情报传通的主要内容，表示文献特定的存在状态。文献信息经过编码而为书目情报。所有的交流都必须用信息沟通信息接收者。书目情报传通主要通过书目、索引、文摘等方式将文献信息传递给读者。 （4）通道（channel）和媒介（media ）。两者通常都是信息得以传递的物理手段。书目情报传通通道即传递书目情报源的通道，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书目情报源主体。书目情报传通媒介则为具体的书目情报系统。 （5）接受者（（receiver）。指需求和获取文献信息的个体或群体，通常称为读者或用户。它是传通的对象，这些对象通常都是一些文献传通饥渴者（communication hunger），即需要文献来满足科学研究、知识积累或娱乐等需求的人。 （6）解码。如果文献需求者通过直接购买文献或与文献生产者直接交流来满足其饥渴，就形成交流的非正式形式。如要需求者通过图书情报机构和书目情报系统即通过通道和媒介来获取文献或文献信息，就进入交流的正式形式。如果需求者进入通道直接通过服务人员获取文献和情报，·就符合科尔舒诺夫所述交流的第二个乐平面。如果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或因种种原因迫使需求者必须通过媒介来了解文献或情报在文献流中的位置，这就进入了科尔舒诺夫所言的第三个层面，即书目情报传通层面。这时需求者通过媒介获取文献信息而不是文献本身。需求者使用书目情报传通媒介的过程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 解码（decoding）是与编码相对应的，是使得编码的意义得以实现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在书目情报传通中体现为接受者对书目情报生成及整序方式的了解。了解、熟悉书目情报系统使得需求者能方便地获取文献信息，再通过文献信息而获取文献本身。 （7）接受者反应（receiver response）。读者通过书目情报系统而进入文献信息流，面对文献信息流，他会作出取舍，选出那些对自己有用的文献信息，并通过文献信息判断哪些文献可以进一步去查找原文。在书目情报传通中，接受者反应行为实际上就是书目情报的检索和获取行为。 （8）反馈（（feedback）。读者对文献信息流作出反应后，将自己是否满足了需求，并对书目情报系统的看法、要求等意见给人传通通道，为通道或书目情报源主体所掌握，并根据它们来调整书目行为，适应书目情报传通。反馈在这里即指书目情报传通效果为书目情报源主体所获取的过程。没有这一过程则不是传通只是传播[7]。 由此可以看出书目情报传通是在书目情报源和读者之间进行的一种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目情报源主体传播书目情报给需求者，需求者反馈使用信息给书目情报源主体，主体根据反馈来调整其书目行为。双方传递的是不同的信息，双方作出的是不同的反应。故这一过程尽管是动态的，却是不可逆的。 必须指出的是，书目情报传通总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传通，文化影响到通道的形成与通畅与否，影响到书目情报源主体曰行为，影响到书目情报系统的形成及需求等等。一言以蔽之曰，文化影响到书目情报传通的各个方面，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 2.书目情报传通技能 （1）书目情报源主体技能。一为组织书目情报源：包括网罗文献，文献信息标目确定，款目整序等。二为传递书目情报：将书目情报系统如书目、索引、文摘等公开出版，将书目情报输入计算机，建立书目数据库，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等。三为制定有关政策、法律，确保通道通畅。这已不完全是主体部门的事情，涉及到政府。 （2）接受者技能。如果仔细考察读者，就会发现他们获取书目情报的方式是具有极大差异的。笔者在同在校生物学博士生的交谈中了解到，尽管他们有时也利用机检和通过有关索引查找文献线索，但因费时费力，且因经费的限制，故他们一般通过最新的核心期刊了解有关文献，再通过文献所介绍或引用文献追踪，由此即形成文献引文链。一些文科学生多通过书评和教师或同学推荐来获取有关文献。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多通过广泛阅读掌握文献，他们获取书目情报多是利用文献介绍、书评、引文等方式。 接受者书目情报传通技能主要是指接受者获取书目情报的方式和能力。通过上面的介绍不难发现，书目情报传通中的书目情报系统如果仅仅局限于书目、索引、文摘等，将会使目录学失去大片河山。因此，有必要使广泛散布的书目情报汇聚成一个大的书目情报系统，大书目情报系统不仅包括书目、索引、文摘、指南、综述等之类，还包括书评、一般文献中的文献介绍、评述等，只有这样才能概括全面的书目情报传通。 3.书目情报传通与目录学 科尔舒诺夫认为，“作为能说明目录学基本对象的定义，可以提出下列表述，即研究书目情报的结构性质，及其编制与传递给读者的规律性的学科”。书目情报概念在前苏联的提出并作为目录学最基本的研究客体用之于定义目录学，这是科尔舒诺夫的最大贡献。但这一定义本身仍是值得商榷的，它试图面面俱到，将书目情报的结构和性质、编制与传递等一一列举，不免挂一漏万，所以他补充说，“定义中还可以补充指出目录学的基本成分：理论、历史、组织和方法等”[8]。 书目情报是目录学研究的核心，这已基本没有异议，重要的是如何将书目情报与目录学联系起来，表述成一个科学的定义。显然列举的方式是不足取的，研究书目情报必须研究其运动，这一运动便是书目情报传通，因此，我们将目录学定义为研究文献与读者间书目情报传通的科学。 三、目录学内容分析：从文献到读者间的诸种关系 以书目情报为纽带，文献与读者间的诸种关系可用图3表示：  不难看出，目录学的基本内容都是由书目情报传通生发出来的。书目情报是联系文献与读者的中介，是书目情报传通的最基本成份，又依赖传通显示其存在与作用。 在书目情报传通中，文献与读者间的关系构成目录学研究的主体，形成目录学的基本理论，即关系理论，这是目录学的宏观层次。 目录学的微观层次是书目情报研究，包括方法理论和服务及应用理论两个方面。 将文献所含的信息形成书目情报，可用图4表示： 文献（本身特征如书名、著者、出版者、登记号等）→书目情报……Ⅰ 文献（学术）→书目情报……Ⅱ 文献（学术→知识）→书目情报…… Ⅲ 图4书目情报生成图 由I形成文献外部特征书目情报；由Ⅱ、Ⅲ形成文献内容特征书目情报。对这方面的研究构成书目情报形成、结构、功能等理论。 研究书目情报对文献的揭示，书目情报系统对文献的网罗度等，形成文献揭示理论和书目控制论。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书目方法问题，因此我们称之为目录学的方法理论。 服务及应用理论主要研究书目情报与读者的关系。图6表示了其间的最一般关系。即书目情报系统传递书目情报给读者，读者利用书目情报系统获取书目情报，并将利用情况反馈给书目情报系统。所有这些及与这些相关的内容构成了书目情报服务理论。如图5所示：  而这整个系统的形成发展过程则为历史，对它的研究形成目录学过程理论，即目录学史研究。 从另一个侧面对目录学整体的研究即对目录学研究的研究构成目录学研究方法论。 目录学整体发展过程与方法论之结合形成目录学发展理论。 目录学还通过文献与读者特别是书目情报与社会文化学术环境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目录学不仅应研究文献与书目情报、书目情报与读者诸关系，还应该研究文献与读者本身，特别是要研究文献中的学术、知识与书目情报的关系，这样将使目录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使目录学获得发展的活力。这种研究构成目录学的宇观层次。 注释： [1]陈光祚先生的两篇文章分别见1959年7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及《图书情报工作》1990年第1期。 [2]伯格，费德瑞柯：《人类行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0页。 [3]李国新：《论中国传统目录结构体系的哲学基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 [4]《汉书·艺文志·总叙》 [5][8]科尔舒诺夫主编：《目录学普通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6页。 [6]米哈依诺夫等：《科学交流与情报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0年版，第431页。 [7]参见萨姆瓦等：《跨文化传通》，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18页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总第21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