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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了6月11日《文汇报·学林》上钱伯城先生的大文《宋云彬与<二十四史>点校本》，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说实话，我当时看到一些重要新闻媒体在重点报道重启《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并列举从前参与点校工作的人员名单时，竟然不提宋云彬先生的名字，也感到十分不满。因为这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大工程，这份名单也显然并不是那些记者能写得出来的，而是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所以，如果其中缺少了起过重要作用的“功臣”，那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是不公平的!治史，最要求实事求是；然而有些人却似乎对自己亲身经过不久的历史也那么容易忘却，岂不太可悲了？ 我当时还注意到，在那些重点报道中，回顾新中国有关整理点校《二十四史》的历程中，也从未提及郑振铎先生的名字。我认为这也是不应该的。大概在十六七年前吧，我读到一篇中华书局某负责人写的记述《二十四史》点校工程始末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一个问题：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后，决定点校出版《二十四史》这一工程浩大的项目，究竟是根据谁的提议？该文作者的解答是，根据他在有关档案中查到1964年前后中华书局写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此事先是由毛泽东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商议，才扩大为点校全部《二十四史》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提议者是毛泽东，不过还只是“前四史”。但我认为，早在这次前，郑振铎就已经明确地、郑重地提出了点校《二十四史》的重大建议。我在十六七年前便撰写了一篇《最早提出点校<二十四史>的是谁》的文章，在征得上述文章的作者的同意后，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但现在看来拙文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不仅因为内部刊物一般读者看不到，而且看得到拙文的一些负责重启《二十四史》点校修订工作的同志也仍然不愿意在报告中提一下郑先生的名字。因此，我决定重写这篇文章，以作为对钱先生大文的呼应和补充。 在现在有些人的心眼里，大概连郑振铎是不是历史学家都成问题。因此，这里先要举出一个史实。早在1949年7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前夕，在北平成立了“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郑振铎就是11名筹备委员之一。1951年7月28日，该研究会改名为“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即由郑振铎在会上报告两年来的筹备工作。在选举第一届理事时，郑振铎列于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均各获169票)、徐特立(获168票)后，为第五名(167票)。另外，郑振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文教组组长。当时的全国政协宣布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这一职能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才结束)，因此郑先生当时的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大文教委员会主任加上全国政协文教委员会主任。郑先生正是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全国政协文教组组长的身份，最先提出点校《二十四史》的。 1956年11月25日，郑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谈印书》的文章中，便提到：“凡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应该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须加以新注、新解的古书，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在这方面，说来话长，拟写专文论之，这里不多说了。” 这年年底，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上，决定创办一个全国政协的内部刊物《政协会刊》，由郑振铎任主编。1957年1月28日，该刊创刊。2月8日，郑先生在给上海图书馆潘景郑的信中说：“正在考虑，如何进行比较切实有用的工作，例如重印整理过的《十三经》、《廿四史》之类。此时不做，此项工作便将无人能做了!薪尽火传，承先启后的事业，正待我辈从事之也。”接着，在4月25日出版的《政协会刊》第2期上，他便正式发表了他的“专文”《整理古书的提议》。 在这篇重要文章中，他指出：“有许多重要的古书，我们还没有动手去整理。这是一个很大的空白点。鼎有三只足；学术研究和创造、发明，也有三只足。一只足是现代科学，一只足是民族文化遗产，一只足是外国的古代文化遗产。缺少了任何一只足，这座鼎就会站立不住。学术研究、创作或发明是要在古今中外的知识、学术的累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国外的著作，靠翻译；民族文化遗产，靠整理。我们提倡民族文化遗产已有好几年了。但对于最重要的古代文化的宝库，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曾经加以整理了没有？” 他特别着重提到《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认为“《二十四史》则更需要一番整理工作，且必须立即进行。乾隆版的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问题很大(同文本、竹简斋本等，均系影印这个本子)，张元济先生在《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里已发其覆。《百衲本二十四史》则卷帙浩大，仅照原本影印，未经加工整理。读史是一件要事，特别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它们乃是各时代的‘百科全书’，不仅是政治史。凡搞一切学问的人，都不能不问津于这部大书。故整理尤有必要，且须加速。否则，会阻碍我国学术的突飞猛进的前进速度的。” 他还论述了对《二十四史》的具体点校方法，指出：“《二十四史》的分别章节，尤为必要。像《史记》里的《司马相如传》，除开几篇‘赋’之外，记事的文字没有千几百字。如果把‘赋’(以及许多‘论’和‘奏议’等等)低一格排印出来，则顿时眉目清爽，读之省力多多。”他还提议像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那样，搞一点集注，还可考虑搞一点“新注”。此外，他还提议“可以由若干位专家，各自负责一部‘书’，分别先后缓急，依次进行。还可以仿照宋朝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办法，‘以书局自随’。不必要把专家们都集中在一起，只要供给他们以必要的助手、比较完备的图书和不太大的费用即可。他们也可以随时到各地去阅书、访书。不必责以完成的期限。”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郑先生满怀豪情地指出：“这是‘千秋’的事业。”他认为，《二十四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将是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后的一个定本，却可信其为空前的一个定本。”事实已经证明了郑先生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郑先生这篇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创论，虽然发表在内部刊物上，但当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领导同志是都能看到的。令人悲伤的是，一年以后郑先生因飞机失事而殉职，因而他就不能再为后来《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作出更多的贡献了。但正是他的大力呼吁，得到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后来于1958年2月正式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郑振铎虽然具体只担任该小组所属文、史、哲三组之一的文学组的组长，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知道，该规划小组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就是1957年6月30日在他家里召开的!上面提到的吴晗、齐燕铭、金灿然都参加了，另外还有周扬、林默涵、黄洛峰、王任叔等。1958年6月20日，他还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写了序。 因此，当人们在回顾《二十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版”诞生的历史时，是不应该忘记郑振铎先生的! 原载：《文汇报》2006年7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