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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文》收文17万余篇，作者近万人，字数约1亿，分装360册。不失为迄今篇幅最大、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也是建国以来已完成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 历经20年的爬梳剔抉、搜辑校点，历尽整理、出版过程中的坎坷曲折，备受学界关注的皇皇巨编——《全宋文》行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举，古籍整理事业的丰硕成果。《全宋文》刊行，与已出版的《全宋诗》、《全宋词》和正在陆续出版的《全宋笔记》(已出二辑)一起，共同构建了宋代比较完备的资料库的主体部分。这也是最早合璧的按现代学术规范整理而成的断代诗词文总集。如果加上《长编》、《宋史》等已正式出版史部书的校点本，及正在整理的《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宋代资料书，必将对宋代文史哲的研究产生历久而弥远的影响。 《全宋文》由曾枣庄、刘琳先生主编，在四川大学古籍所全体同志及京、沪、蓉等地部分校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编纂而成。是书于1985年发凡起例，在项目论证时，就有许多反对意见。在邓广铭、程千帆、缪钺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下，以周林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全国高校古委会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批准立项，并陆续拨巨款资助这一项目。在当时年富力强的曾、刘二位主编的主持下，仅二年时间，就完成了普查辑佚工作，并陆续开始发稿。在巴蜀书社的鼎力相助下，于1988年至1994年陆续出版了前50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后出版工作便一度中断，《全宋文》面临中途夭折的危险。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毅然“中局接盘”，斥以巨资，刊此大编，堪称颇具学术远见之举。历经近三年的修订、编辑，又力邀安徽教育出版社加盟合作出版，终于在最近付印。全书收文17万余篇，作者近万人，字数约1亿，分装360册。不失为迄今篇幅最大、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也是建国以来已完成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这部花二十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皇皇巨编，必将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将以便于学者阅读、使用而产生深远的社会效应。 一 我国的总集起源，可以追溯到《尚书》、《诗经》，只是因其按图书四部分类法而归经部，其总集“之祖”的“名分”遂被人遗忘。名实相符的总集，当始于西汉刘向编《楚辞》16卷。但其书久佚，今所传者乃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本。其后，诗文总集，代有所出。至宋代，因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总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见于宋、明书目著录的宋人总集就达300余种，不知名或序跋无可考见的宋编总集就更多了。历经明清，迄今现存总集已逾千部，但究其实，多为诗文选集而已。 “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四库全书总目》卷189《宋文纪》)的总集之纂，似始于明人冯惟纳《古诗纪》，是书150卷，汇集上古至六朝的诗作。而明梅鼎祚《文纪》则为自上古至隋的“全文”总集，收书12种，凡203卷。两书实开全诗、全文总集的先河。究其性质，乃唐代以前诗文的总集，但其质量实不敢恭维。好在这一缺憾已分别由清人严可均和今贤逯钦立先生所弥补。 清人曾对总集纂修提出过两条基本要求：“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真正意义上的断代总集，当首推康熙时成书的《全唐诗》。对照上述两条准则，大体上符合。因其为诗集，其得失姑不具论。但从今人《新编全唐五代诗》即将刊行而论，则《全唐诗》仍不免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之处。《全唐文》一千卷，涵盖李唐，包罗五代。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开馆纂修，历时六年而成。由董诰领衔主编，先后预修者凡100余人，如法式善(1753～1813)、徐松(1781～1848)等皆极一时之选。成书后，即有扬州官刻本刊行，世称其便。收文达二万余篇，作者则三千余人，字数约980万(按：《全宋文》则分别为其8.5倍、3.3倍、10倍左右)。但是书有两大缺陷：一是辑录唐文及作者小传均不注资料出处，二是挂漏遗缺仍多。光绪年间，陆心源利用丰富的藏书，又得缪荃孙等人之助，先后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凡88卷，补遗唐文近3000篇，新收作者480余人。其“考订之细、校录之精、搜罗之广”(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前言》，中华书局，2005)皆超迈前书。陆氏不失为《全唐文》的功臣。开《全唐文》馆之时，正当乾嘉朴学极盛之际，时风熏陶，无论搜辑之广，校刊之精，皆远胜《全唐诗》。但其存在问题亦多，清人劳格、今人岑仲勉先生颇有纠弹，今贤亦时有批评指正。对是书补遗和考订作出重要贡献者乃友人陈尚君教授，新补唐文6000余篇(包括佚存残句)，作者2000余人，编为160卷，其《全唐文补编》不失为《全唐文》的又一功臣。但随着海外文献的回归，新出土文献的发掘，大型丛书、类书的编定刊行，仍有辑佚补遗、考订的空间。由此可证，即使是一部断代总集的修订及臻于完善，也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其后，《全金诗》、《全五代诗》、《全辽文》、《全元散曲》、《全金元词》、《全清散曲》、《全唐五代词》、《全明散曲》、《全元文》等断代总集相继问世。窃以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下简称严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简称逯书)、唐圭璋《全宋词》堪称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传世之作，其质量远胜官修的《全唐诗》、《全唐文》。不妨简要考察一下这三部书共同的成功经验。首先，三书皆为以一人之力纂修而成；其次，均为数十年竭尽心智之编；其三，皆研究型著作；其四，都注明资料出处；其五，皆有简明作者小传；其六，均几近网罗殆尽；其七，均有较完善的体例。这后五条，已近乎当代编纂总集的学术要求。细审之，共性之外，尚各有其特点。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曾官严州建德县教谕。家富藏书至二万余卷，学问赅博，尤精小学，“精于考据，著作等身”(《晚晴簃诗汇·诗话》)。主要有《说文类考》、《说文类声》、《说文校义》、《铁桥漫稿》、《四录堂类集》1200余卷等。据说，开《全唐文》馆时，知名文士多被邀预修，严氏却被排斥，遂发愤以一人之力，花27年时间，稿凡数易，于道光间成这部唐以前文之总集。严氏《全文》收作者近3500人，文逾万篇，类次为15集，编为746卷，原稿分装156册。其稿严氏生前未刊，今幸存而藏上图。清光绪间，张之洞总督两粤，设广雅书局。严书经王毓藻等历时八年的校勘，始付梓而刊行于世。其书最大特点一为“全”，二是“精”。严氏自序称：“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王序则亟称：“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当得其实。俞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以为此书实孙星衍(1753～1818)之力，而严氏不过“籤写裁贴成之”，乃耳食之言。据陈援菴、余嘉锡先生等指出，严书亦有误收佚文、重出、误加拼合联掇、误系作者等弊病。稍觉遗憾的是，严书今通行本仍为影印本，历百余年而无修订本刊行。但是书考证精审，不失为总集中不可多得的佳编，则可定论。 逯钦立(1910～1973)先生历时24年，纂辑唐以前诗总集成135卷，其特点为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允洽，小传详略得宜。体例之善见卷首自定凡例。逯书可谓已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83年始刊至今，很少见有批评补遗之作。与订补《全宋诗》之论著的层出不穷，大量涌现，适成鲜明对照，精粗优劣，泾渭判然。 词，又称诗余，发展到宋代而极盛。众体皆备，名家辈出，佳作风起云涌，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唐圭璋先生在时世艰难之际，焚膏继晷，以一人之力，于1937年编成《全宋词》。旋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300卷，附录2卷，有吴梅等序。此书不仅印数较少，流传未广，且因资料条件限制等原因，颇有缺憾。建国后，唐老对是书进行了修订，于1959年6月寄中华书局，指名请王国维哲嗣、友人王仲闻(1903～1966)先生订补。王氏不负重托，利用北京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和他深厚的宋代文史学养，尽发善本、孤本，补遗芟误，校正文字，历时四年，竭尽心力，进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订补，使《全宋词》面目一新。唐老阅校样后喜出望外，在撰写《订补附记》的同时，主动打报告，通过南京师院向中华书局提出，应与王仲闻共同署名。但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王仲闻先生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蒙冤已久，聘其为特约责编，已是时长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顶着政治压力的果断拍板。唐老这一笃于情义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仍只署名唐老一人。笔者有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识并问学于唐老，曾亲聆唐老讲述这一凄美“掌故”，故留有深刻印象。更不幸的是：王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初即横遭迫害致死，其极具功力的《读词识小》稿本亦人琴俱亡。1979年《全宋词》重印第三版时，治学谨严，虚怀若谷的唐老再作《订补续记》。《全宋词》凡收宋词作主1330余家，词作近2万首，另有残篇530余首，凡370余万字，引用书目多达542种。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词》简体横排本，终于还历史以真面目，並署“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实现了唐老的遗愿，也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全宋词》四十年间的不断订补，精益求精，同样证明，《总集》的修订完善决非一蹴而就。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编纂、修订一部书，今天听起来真有点“白头宫女说天宝盛事”的恍如隔世之感。 二 今人常说的精神文明，在宋代大致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科学技术，二是思想学术文化。千年之前，不仅在当时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宋学也是独领风骚的巍巍高峰。其主要特色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朱熹(1130～1200)曾指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陈寅恪先生亦云：“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王国维先生也有类似之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分见《楚辞集注》、《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上海书店，1983)三位大师一致对宋学高度赞赏，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传统文化主要靠文字传承，《全宋文》当不失为宋学或宋代文明传承的载体之一。 《全宋文》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网罗散佚”。《全宋文》集万种书为一书，将两宋的单篇散文、骈文及诗词以外的韵文汇为一编，可省却读者无数翻检之劳。宋人别集今存世者不过500余种(方按：另有不含文诗、词集约200余种，合计约800种左右)，《全宋文》收作者近万人，这意味着约95%的宋人之文靠辑佚所得，多零篇散章，可想见工作量之大，又要细加比对，校勘文字。以总字数近一亿论，约有半数得之于辑佚。其中许多是首次刊行的可贵资料。自陈寅恪先生提出以诗证史、诗文互证的治学方法以来，学者无不奉为圭臬。竭泽而渔，充分掌握研究课题所涉的全部资料，是治宋史者的首要题中之义。舍此，即难为无米之炊。如果说治政治史的学者，可从史部书中找到主要相关资料的话；那末，《全宋文》提供给治宋代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法制史、科技史、宗教史、科举制度史、教育史等学者的信息量将是史部书无法比拟的。对宋史学者而言，《全宋文》犹如含金量极高的富矿，有待深入开掘，开卷即必有所获。 举例而言，赵汝愚《国朝诸臣奏议》150卷，所选皆北宋名臣奏议；明黄淮等《历代名臣奏议》虽收南宋人奏疏，但二书均为选本。《全宋文》所收奏议是上述二书的数倍。今存《宋大诏令集》仅收北宋，且已是残本(原本240卷，存196卷)，其所收3800余篇诏令，仅为《全宋文》所收的20%左右。宋代三教并重，真宗、徽宗佞道，杨亿等文人及宋代高僧、道流写有大量有关释、道文字。研究宋代宗教史的学者常常苦于资料的贫乏，《全宋文》从《大正藏》、《正统道藏》中辑出大量单文，尤可贵者注明这二部书的卷数页码，便于学者的检寻及提供许多新的线索。宋代理学家的文集，比较完整保存至今的，仅朱熹等少数人，周敦颐、张载、二程的文集均已散佚，而二、三流人物的文字更难寻觅。乃至研究宋代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更多凭藉《宋元学案》及其《补遗》立论，两书毕竟已为清人所编，远不及一手资料准确可信。《全宋文》提供的史料则远较此两书为丰富、精确。《全宋文》作为宋代资料的渊薮，对宋代文史研究的推动无疑是功德无量的。 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往往因南宋中后期的史料奇缺而感到困惑。北宋及南宋初的史料，往往可从《宋会要辑稿》、《长编》、《通考》、《宋史》、《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等史籍中获得，笔者在撰写《南宋农业史》、《商业史》的过程中，就从《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书所收南宋人别集中寻检得许多珍贵史料，从而可以断言，从《全宋文》所收的佚文中所获必更多。 宋代人物之盛亦历朝罕见。龚延明教授等编《宋代登科录》，据说收4万余人。台湾王德毅先生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收2.2万余人，《全宋文》所收作者为9700余人，其中有许多不见于上述《索引》，李国玲女士编《索引补编》已补近万人。《全宋文》近万人的作者小传提供了宋代人物研究的无数可贵资料。曾枣庄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2004)收2500余人，已逾100万字，此或可视作《全宋文》的副产品。如果以《全宋文·小传》为基础编一部《宋代人物大辞典》，则无疑将是一部更为有用的工具书。《全宋文》的功能、作用、价值难以尽述，以上仅据已出50册翻检使用所忆及而概略言之。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高校古委会的部署、支持下，各地相继承担了断代总集的修纂任务。这是总结、清理、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基础建设，也是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必将对推动我国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巨大作用。惜就全文而言，已完成的仅《全元文》、《全宋文》两部。早在近二十年前，缪钺先生在《全宋文·序》中就颇有预见性地谈到，是书编纂有“普查搜採之难，校勘辨订之难，分类编序之难，制订条例之难”。但《全宋文》基本上达到了缪先生的期许，即其“搜採之广博，体例之谨严，抉择之审慎，编次之合法，或能较《全唐文》略胜一筹”。《全宋文》在总结前人编纂总集的得失后有周密的筹划和设计，其详请参见是书卷首前言和凡例。其所附作者索引等尤便读者，完全是按现代学术要求而编纂的成功范例，也是集体编修总集最为圆满的尝试之一。 三 历代所编总集，乃“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因卷帙浩繁，自然“抵牿难保”，乃至有“一真百伪”之讥(分见《四库总目提要》卷186《总集类·序》、卷187《乐府诗选》、卷189《皇霸文纪》)。《全宋文》在发凡起例之时，就悬鹄甚高，在巴蜀版“前言”中提出：“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误，体例力求谨严，作者和作者小传力求不出差错，版本力求选择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审，标点力求准确。”其中每一条都不容易完全做到。从《全宋文》已出的50册看，“取舍不当、张冠李戴、漏收〔误〕收、编排失当、体例不一”(曾枣庄《论全宋文》，刊《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学者在使用中也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毕生研治宋史的徐规先生在《仰素集》中就有近四万字的校证文字。笔者也就《全宋文》范仲淹、余靖、周敦颐等人写过约3万字的校勘文字，寄给主编，供修订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全宋文》的编者乘这次推出新版的机遇，对前50册(新版分装100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其一，是对宋文作者进行了增删移并。新增作者92人，如李恕、艾颖、张全操、卫渎、程文度、柴禹锡、刘式、何瓒、卢斌、释义楚、惠祥等。显然是因新辑得佚文而补遗。原误收重出或不明时代作者30人，已予删除或合并。如杨弼、阳晙、田扬、赵昌、李孜、赵稙、盛量、魏用、寇玹、章安世等，均予剔除。依凡例对原据生年编排失宜者予以调整，并重加排序“定位”。如原第1册第36卷的刘载(913～983)、扈蒙(915～986)等五人因生年早于徐铉(917～992)而调整前移至同册第13卷前。同样前移的有梅询、刁约、薛俅等，后移的则有孙堪、张秉、蒲〔幼〕芝、释惟白等。其二，是对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删调整，原则同上。宋文的排序调整比作者更麻烦，因凡例又规定按文体分类及大致成文时间的排序。这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因微机操作而方便许多。其三，诏令、奏议原录自史籍者，多无标题(篇名)，旧版中编者已拟题，这次发现有不尽确切者，已据内容重新改拟或酌加修改。其四，对旧版中已发现的文字讹脱误倒处已一一改正(以上据刘琳先生提供的“校订说明”)。这种精益求精，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发扬光大。尤其是两位主编，不仅制定了体大思精的编纂总则和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规范，还率先垂范，躬亲实践；不仅承担了一定量的点校任务，还严格把关，一一审稿。甚至还为外请学者的点校稿“打工”，拾遗纠谬。如宋祁文，点校者据影印四库文渊阁本整理，刘琳先生在审稿时，就据清孙星华辑《宋景文集拾遗》(22卷)删重而补100余篇，此外，又辑得佚文70余篇，凡补200余篇(方按：其实文津阁四库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渊阁本100余篇，二阁本所用底本已不同)。这与某些总集的编者只挂名，不参编，不审稿，只知捞取个人名利；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数以万计的舛误，却讳疾忌医，拒绝补订，甚至强词夺理，倒打一耙的态度，其境界实有天壤之别。 据笔者所知，《全宋文》在十二年前已编竣。令我担心的是：后130册(即新版的101～360册)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册一样作过修订，但愿这是杞人之忧。因为这十二年间，又有许多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方志(如分省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现存方志约八千余种，编者原普查仅二千种)、海外文献的回流(如《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丛刊》)、出土文献的出版(如《新中国出土墓志》及《黑水城出土文献》)、碑帖、书画题跋(如《中国法帖全集》、二次上海国宝展所出图册)等，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人佚文可辑。当然，这或许应是《全宋文补编》的任务。作为始终关心《全宋文》出版又较早使用其书前50册的读者，亟盼《全宋文》广泛汲取学界的订补意见，尽快着手《全宋文补正》的编辑。 另外，就是小传的体例虽善，编写难度却极大，仍留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25年前，拜谒唐圭璋先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全宋词》小传因何写得如此简短？”唐老的回答颇出意外：“写得越短，错误亦少。”真是智者之言，经验之谈。在当时的资料条件和艰难境遇中，也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在目前的资料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完全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 川大古籍所在编《全宋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相关成果：如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李勇先点校《范仲淹全集》、《舆地纪胜》(以上均四川大学出版社)等，皆附有人名索引，极便学者；同时也闯出一条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新路子。川大古籍所堪称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已成为海内外收藏宋代资料(包括电子版)最富的宋学研究中心之一，该所之学术潜力正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条漫远而灿烂的学术之路，是从《全宋文》编纂开始起步的。 (本文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兼职教授，杭州社科院兼职研究员。) 原载：《文汇报》2006年8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