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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任继愈先生任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纂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下简称《国图遗书》），学界期盼已久。它的出版，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更是敦煌学界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列为上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而敦煌遗书又是四大发现中最重要的发现。 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藏家。敦煌遗书的分散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也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不便，多数研究者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学者很难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直接阅读敦煌遗书。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看不到原始材料是阻碍我国学者真正了解、充分利用敦煌遗书的主要原因。 如所周知，敦煌遗书具有文物和文献双重价值。如果要了解和研究其文物特性，自然是非亲睹原件不可。但如果只是了解和研究其文献内容，通过阅读原件的缩微胶片或影印图版则可解决绝大部分问题。所以，自敦煌学兴起之时，各国学者就通过拍摄制片和影印图版的方式为读者提供研究资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和中国国图都曾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制成缩微胶片，到七十年代，法国也将其收藏的敦煌遗书制成缩微胶片，为读者了解和利用敦煌遗书的文献内容提供了方便。1981年至198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黄永武依据上述三家公布的缩微胶片编纂的大型敦煌遗书图录《敦煌宝藏》（以下简称《宝藏》）。这些利用新技术印制的敦煌遗书图版不仅印制精良，图版文字的清晰度也比以往的图版和缩微胶片大为提高。自1990年到2005年，敦煌遗书四大藏家中的三家即《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都已陆续出版。 与此前出版的《宝藏》等书相比，《国图遗书》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其一是定名准确。 由于很多敦煌遗书是残篇断简，确定这些文书的性质和名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此次《国图遗书》解决了一大批文书的命名问题。首先，给一些原来未命名的文书确定了名称。如BD00001背，《宝藏》定名“西域文五十七行”，《国图遗书》具体确定其为“藏文秽迹金刚类经典或仪轨”。其次，纠正了一些错误的定名。如BD00041,《宝藏》定名为《大悲明二赞》，《国图遗书》考定其为《楞伽经禅门悉昙章》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咒钞》两件文献。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不够确切的定名。如BD00002、BD00047,《宝藏》定名《佛名经》，《国图遗书》定名为《佛名经（十六卷本）》，这比《宝藏》更加准确和具体。 《国图遗书》在标题的标注方式上也有进步，因不少佛经都是长卷，为了使读者准确了解佛经的内容，《宝藏》一般在标题中标出该经的卷数和品数。因大多数佛经都不完整，而佛经的“品”包括的内容仍很多。比如某经的某品有二百行文字，但该经只保存某品的起首二行，其余都残缺了。按照《宝藏》的标注体例，仅存二行的这一品仍要列到标题上，这样，读者就有可能认为该经包括某品的全部内容。对此，《国图遗书》只标经名和卷次，但在《条记目录》中注明该经所保存部分在《大正藏》中的相应位置。这使读者可以准确地了解该经所保存的内容。 其二是图版清晰。图版的清晰度是衡量文献图录质量的主要尺度。 从整体上看，《国图遗书》的图版比《宝藏》提升了一个档次。有一些图版质量的提高与文书修复有关。如BD00017,从中间断裂为两片，《宝藏》的图版两片上下未对齐，且两片中间留有裂缝，不便阅读，有的地方甚至无法确定是否缺失文字。《国图遗书》所印图版为经过修复的文书，上下两片已经对齐，中间无丝毫缝隙，恰成完璧。 其三是补充了一些缩微胶片和《敦煌宝藏》遗漏的图版。 编纂资料图录，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资料的完整性。由于种种原因，国图以前制作的敦煌遗书缩微胶片遗漏不少卷背的内容，《宝藏》是依据缩微胶片影印的，自然无法增补遗漏的内容。此次《国图遗书》补足了一批以往遗漏的内容。 其四是创建了《条记目录》。 《条记目录》是《国图遗书》编者的创举，此前出版的大型敦煌遗书图录如《宝藏》、《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都无此项内容。《条记目录》实际著录的内容多达26项，有编号、文献的名称（卷本、卷次）、千字文编号、缩微胶卷编号，遗书的总体数据（包括长度、宽度、纸数、总行数与每行字数）、每纸的数据（包括长度和抄写行数或界栏数）、外观和一件遗书抄写多个文献的情况，文献首部文字与对照本核对的结果、文献尾部文字与对照本核对的结果、录文、说明，首题和尾题，本文献与对照本之区别，本遗书首部可与另一遗书缀接的编号、本遗书尾部可与另一遗书缀接的编号，题记、题名、勘记、印章、杂写、护首与扉页的内容，年代，字体和卷面二次加工的情况，近现代人所加的内容（装裱、题记、印章），揭裱互见、图版本出处及其他（包括研究信息）。上述内容对读者了解、利用和研究遗书具有重要价值。 其五，与《宝藏》相比，《国图遗书》编排方式更加科学。 依据缩微胶卷影印的《宝藏》采取的是按类编排的方式，这种编排方式的优点是便于读者查找某类文献。但敦煌遗书与一般的古籍不同，往往一件遗书上写有两项以上内容，而这些内容又往往不属于一个类别。由于敦煌遗书具有文物性质，要保持其整体性，我们不可能将其分开，分别归属不同的类别。而不少遗书是正面与背面抄录不同类别的内容，我们也无法将其分开。所以，《宝藏》的所谓按类编排，只能以该件遗书上的主要内容来进行分类和归类，该件遗书上的其他类别的文字也只好附在一起。这样，《宝藏》其实是虽有按类编排之名，并无按类编排之实。《国图遗书》编者现在采用的是按馆藏流水号编排的做法，这也是已经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共同采用的办法。这种编排办法没有分类体系的限制，可以随着遗书的具体内容逐项编排、命题。当然，这种编排方式也留下了读者查找同类文书不便的缺憾，《国图遗书》编者准备将来通过编纂分类目录的方式来弥补这一缺憾。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任继愈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8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