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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发展。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启发了中国史家的思想。一部分中国史家继承乾嘉务学风，突破了乾嘉的狭隘眼界，重新探讨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内涵，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深受国内外史家景仰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具有爱国的、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学养。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保持着传统史学的风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都具有全新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认识所不及的东西。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他师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开辟新途径，奠定新基础，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陈寅恪的研究影响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近几十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陈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们的研究，几乎都是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诚然，陈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他的唐史体系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史。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发现了重大的线索，才使他的唐史结构得以形成。他分析唐史中的文化影响、制度渊源、地域关系和家族关系、学术思想的政治背景等方面的问题，跟他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召开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时，不能忘记这位硕果累累的先行者， 陈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素养从事研究，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解放后，陈寅恪继续按照他自己的独特途径从事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著。不过陈寅恪毕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而陈寅恪受到局限的方面，解放后的史学界正在予以修正和补充，陈寅恪作过划时代的贡献，解放后的史学界也已经并将要继续取得划时代的成果，不过这两个时代的含义不同罢了。 陈寅恪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大体在种族来源、人物家世血统之种族背景、上层人物在文化血统的汉化或胡化等力而。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种族问题上升为民族共同体问题。并进而研究各民族在此期间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历程，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等等。 陈寅恪关于大族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家族背景、学术习染、婚宦状况等方面。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大族看作—个特定的具有相应经济基础的社会阶层。并且把它放在社会各阶级的相互运动这一总的体系中来探讨。 陈寅恪关于制度渊源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典章制度的演化以及各种制度的关连。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探索制度的基础和本质。 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解放后的研究，则以社会经济为重大课题，如均田制度、依附关系、部门经济、地方经济状况等等。 陈寅恪的局限性是不可免的。但是毕竟由于他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解放后才吸引了那样多的史学工作者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今天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欣欣向荣，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处于冷落状态了。 但是千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就其积累总量来说毕竟有限。解放后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由于文革的破坏，魏晋南北朝史家浪费了不少精力，丧失了不少时间。今天看来，譬如垦荒，房前屋后，道畔水边，凡是方便易垦之处都已有人尽力勤耕，并不断获得成果，但有待开发的空白之处还是不少。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提出来的新课题并不很多。研究工作往往是围绕着一些老问题进行，而一时似乎又难于取得重大突破。这里让我举一个例加以说明。 四十多年以前，陈寅恪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推论》文中，曾引用《陈书》所载梁末“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乘时而起的资料，认为这是江东“世局之一大变”。陈寅恪识见敏锐而又慎重，他把这一见解列入推论，当含有待证的意思。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而又确凿的验证。“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大量出现在梁末历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经济的发展业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只有这样，在政治上、军事上足以割据—方的豪霸才能出现，他们乘侯景乱后局面而坐大．浮现到了社会的的表层，成为尔后陈朝的重要统治力量。但是汉南腹地社会经济在六朝时的发展进程究竞如何，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腹地豪霸作为—个社会阶层的政治代表如何逐步兴起，凡此等等都是南朝历史的大事，我们却还没有千方百计去发掘资料，加以说明。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陈寅恪四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还基本上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大的进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尽管多出于国家统一时期，但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却住往是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均在首都，只有首都以及首都所仰赖的经济供应线（例如漕运线）附近，首都与重镇之间交通线附近，才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此外的广大地区，发展速度要缓慢很多。《史记》所列举的重要都会，多半是分裂的战国时期各国的首都，而到了秦汉统—时期，大发展的只有长安、洛阳，其它都会多数不再发展，有的其至超于衰落。按照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长江以南经济、文化取得大的进展，不是在统一的秦汉时期，而是在分裂的六朝。梁陈之际南方腹地豪霸纷纷出现，正是南方在分裂时期发展较快的一种反映。从这里看来，我觉相分裂时期的历史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可寻。何况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观象也多在分裂的年代特别显著。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我听到南方省区的同志所作该省区在魏晋南北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颇有启发。这些报告能够在习见的史料以外发掘本省区的地貌、物产、土壤、气候等多种资料，进行探索。如果南方各省都作类似的探索，若干年后探索有成，也许我们对六朝时期南方腹地开发进程就能得到较多的了解，这不但可以大大开扩我们对南朝历史研究的视野，而且还可以把陈寅恪所作江东“世局之大变”的推论加以证实。 从这里我还想到，今后若干年内，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应当在务实的基础上：多提出一些新问题加以探索，而不要把研究工作局限在几个老大难的问题上。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要多多吸收。探索新问题，借鉴外国，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有助于寻找解决老大难问题的途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学相铺相成。陈寅恪取得丰硕的成果，原因也在这两个方面。为了矫正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空泛的弊病，目前应当把扎扎实实放在第一位，把热热闹闹放在第二位。也许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能出现较大的突破。也许再有若干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队伍中能出现几个新时代的陈寅恪，他们既有微观的功力，又有宏观的眼光；既熟悉中国传统的史学，又有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这样，魏晋南北朝史就会成为高水平的学科，不过在这种成就出现以前，我们还是要多研究具体问题，力求多取得具体创获。具体创获哪怕细小，其总和将是可观的。 社会科学的发展似乎有这样一种规律：在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往往需要一个资料积累和整理过程。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对学术知识材料的搜集整理，为资本主义时代学术大发展作了准备。中国乾嘉之际用考据方法整理资料，研究学术，为一个世纪以后人们用思想来探索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同各项物质文明和精种文明的建设一样，处在拔乱反正之后行将起飞的时刻。为了迎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的高潮，我们应当多做些具体的扎实的准备工作，并且多培养一些适应这种需要的有功力又有眼光的青年人材。 原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86年3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