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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佛教学者王孺童历时七年完成的《比丘尼传校注》今日由此间中华书局出版。因中国学术界目前尚无人对比丘尼做过系统研究，该书的出版可谓填补这一领域空白。
据介绍，在中华书局已经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中，有汤用彤的《高僧传校注》、郭朋的《坛经校释》、高振农的《大乘起信论校释》、方立天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等。该系列典籍选刊，是中华书局邀请当时著名的佛教专家和学者完成的，其中大部分作者都已作古，健在的也已年逾古稀。 此次中华书局出版的《比丘尼传校注》，其作者王孺童在二十二岁时承接此任务，经过七年时间的整理，直到本书出版也不满三十岁，创下中华书局出书史上最年轻作者的记录。 《比丘尼传》，是南朝梁代僧人宝唱的著作，是佛教《大藏经》中唯一一部记载出家女性——比丘尼的著作，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次由王孺童整理的《比丘尼传》，除对原文进行了句读，并与十余种版本的《大藏经》进行了校勘，它们是：金藏、高丽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频伽藏。 同时，在校勘的基础上，作者引用历代典籍一百余种，对其中涉及的史实、人物、寺院等进行了详细考证。而前言则是一篇三万余字的系统研究《比丘尼传》的论文，其中对《比丘尼传》的分卷情况，中国比丘尼的传戒、寺院、信仰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尽论述。 中国首部佛教女性史传研究著作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魏武)由著名青年佛教学者王孺童历时7年校注完成的中国首部系统研究古代佛教出家女性史传的学术著作《比丘尼传校注》，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这部单卷本著作在汇集百余种史料的基础上，对包括中国第一位比丘尼在内的近百位名尼的生平进行梳理和重述，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中出家女性研究领域的空白。 20世纪80年代，基于当时中国佛教研究基本资料缺乏的学术现状，中华书局拟订了专门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出版计划，邀请中国著名佛教学者就佛教史籍和宗派要典分别进行校释。自20世纪80年代汤用彤著《高僧传校注》首次出版后，已有十余种该类著作相继面世，《比丘尼传校注》是这一选刊系列中的又一重要成果。(完) 《比丘尼传校注》开拓佛教研究新领域 光明日报北京9月18日(记者张荐文)由全国青联委员、青年佛教学者王孺童先生历时七年完成的《比丘尼传校注》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中华书局于上世纪80年代规划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中的一种。 在中华书局已经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中，有汤用彤的《高僧传校注》、郭朋的《坛经校释》、高振农的《大乘起信论校释》、方立天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等。该系列典籍选刊，是中华书局邀请当时著名的佛教专家和学者完成的，其中大部分作者都已作古，健在的也已年逾古稀。而《比丘尼传校注》一书作者王孺童，至今不到30岁，创下了在中华书局出书史上，最年轻作者的记录。 《比丘尼传》是南朝梁代僧人宝唱的著作，是佛教《大藏经》中唯一一部记载出家女性——比丘尼的著作，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此次由王孺童整理的《比丘尼传》，除了对原文进行了句读，并以十余种版本的《大藏经》进行了校勘，它们是：金藏、高丽藏、资福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频伽藏。 在校勘的基础上，作者引用历代典籍一百余种，对其中涉及的史实、人物、寺院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将见于其他书的相关资料尽收于一书之中，使读者一书在手，便知诸书面貌。 本书的前言，是一篇3万余字的系统研究《比丘尼传》的论文。其中对《比丘尼传》的分卷情况，中国比丘尼的传戒、寺院、信仰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其中解决了很多学术疑难，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学术成果。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比丘尼作过系统的研究，《比丘尼传校注》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附：《比丘尼传》简介 《比丘尼传》，略称《尼传》，四卷，有序。中国梁代宝唱撰，是晋、宋、齐、梁四朝著名的比丘尼六十五人的传记。 宝唱约生於刘宋泰始元年(465)前后，吴郡人，十八岁从建初寺僧祐出家，住庄严寺，遍学经律。天监四年(505)住新安寺，先后帮助僧旻编撰《众经要抄》，助智藏编撰《义林》，助僧朗编撰《大般涅槃经注》，又助萧纲编撰《法宝联璧》等，并自撰《续法轮论》七十余卷，《法集》一百三十卷。天监十一年(512)，参与僧伽婆罗译场，笔受《阿育王经》等十一部经。十三年(514)开始自撰《名僧传》三十一卷，十五年(516)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四卷(原录僧绍所撰)，以博学多识见称，梁武帝因此令他掌华林园宝云经藏，广搜遗逸经籍。同年，宝唱又撰《经律异相》五十五卷和本传四卷(《开元释教录》卷六)。此外又撰有《众经饭供圣僧法》等五种十七卷及《出要律仪》二十卷。今仅本传和《经律异相》尚存，其余都佚失了。 宝唱所撰的《比丘尼传》和《名僧传》(现仅存日僧宗性从《名僧传》中抄出的《名僧传抄》一卷)的取材和起迄颇多相同之点。《名僧传》取材至梁天监十八年止，《比丘尼传》取材至天监十五年止，完成时间相近。《名僧传》详吴越，略魏燕，《比丘尼传》主要叙述南朝人物。《名僧传》偏重有名的大师，而不甚注意网罗隐逸(见慧皎《高僧传序》)，《比丘尼传》也同样偏重在当时南朝的首都和各大城市为帝王贵族所供养的比丘尼。《名僧传》的资料，据《续高僧传》中宝唱自序说，是在帮助僧祐著述的时候搜集来的。《比丘尼传》的写成，或许也有同样情形。至於《比丘尼传》的撰录，不见於宝唱本传，而最初见於《开元释教录》，其他较早的经录都没有记载。但据它与《名僧传》有上述相同之点，可以相信它同是出自宝唱之手。现存《比丘尼传》丽藏本与宋、元、明藏本文字颇多出入，有两种异本流行，似是本书曾经他人改窜过。 本书四卷所收人物：卷一东晋一十三人，卷二刘宋二十三人，卷三南齐一十五人，卷四梁一十四人，以上本传六十五人外，还附见五十一人。 本书没有象《名僧传》那样分作多科，但也具备《名僧传》那些科目类型的人物。 有如道馨、道仪善《小品》，道仪、净曜能讲《维摩》，智胜、净行、妙祎、惠晖通《涅槃》，妙祎讲《法华》、《十地》，净行学《成实》、《毗昙》、《华严》，昙晖解佛性常住义等。又如净检、慧果、僧果、僧敬、德乐等始受尼戒，道仪究律藏，净秀、僧述、妙祎、法宣学十诵，都可列入法师之类。 如光静、僧果、静称、法辩、僧蓋、法全、慧绪、净秀、昙晖、僧述、可列入禅师之类。 如净检、道容、静称、冯尼等有一些异闻，可列入神力之类。 如善妙、道综、惠曜、昙简、净珪、昙勇、冯尼等事迹，可列入遗身之类。 如智贤、道仪、慧玉、道寿、玄藻、普照、僧念、惠晖俱诵《法华》，慧玉诵《楞严》，慧本诵《大品》，僧端、冯尼、惠晖诵《涅槃》，道贵诵《胜曼》及《无量寿经》，可列入经师之类。 如安令首、慧琼、慧濬、僧猛、净秀、昙晖的建寺，道瑗、慧木、智胜、僧述、法宣的造像写经，可列入造经像苦节之类。 关于比丘尼戒由斯里兰卡传入中国，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东晋净检从智山受十戒，为中国有沙弥尼之始。当时《僧祇尼羯摩》及《戒本》已初步译出，净检等四人又从昙摩羯多受具足戒，为中国比丘尼从大僧受具足戒之始，原先中国尼众受戒但从大僧受。据本书僧果传等说：元嘉六年(429)，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欲如大爱道之缘(大爱道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尚)重请受戒，于是别请难提更请师子国尼来满十数。嗣后，元嘉十年(433)，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这时先至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尼戒者三百余人。此为中国比丘尼二部僧受戒之始(《出三藏记集》卷十《后出杂心序》，说僧伽跋摩於元嘉十一年至建业，同书卷十四《僧伽跋摩传》，说即于其年九月前为僧尼数百人传戒，本书《宝贤传》及《德乐传》，也说传戒是元嘉十一年，只是《慧果传》说元嘉九年受戒，十年去世，后者年代有误)。 本书所载这些比丘尼，多出身于士大夫的家庭，出家后多出入宫庭，为帝王后妃所供养，因此，也出现了比丘尼有弄权乱法的事。如晋支妙音为殷仲堪谋荆州刺史，宋法净参与孔熙先的政变事件，也见于本书记载。此外，诸王贵族供养诸比丘尼，世族名士礼敬诸比丘尼的事迹，反映了佛教在南朝士大夫阶级中的情况。 本书也反映了一些南朝的佛教制度。如宋宝贤为都邑僧正，月受俸钱一万；法净为京邑都维那，以及晋智贤遇杜霸沙简，齐慧绪遇沈攸之沙简等事。 本书记录了当时尼众人才辈出和受到崇敬，也记载了当时妇女受到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而出家的事情。如令首、僧基、僧端、昙晖、法宣等尤为突出。 统计本书所载诸比丘尼的寺庙，多在南朝的首都和附近地区，其中有三十七人都住在建康(南京--东晋、宋、齐、梁四代的首都)，有十三人散布在建康不远的各大城市，有五人在洛阳(西晋的首都)，有三人在江陵(后为梁元帝首都)。还有少数人分布到很远的地区，东北至渤海，东南至钱塘，南至广州，西北至高昌。这些比丘尼的乡贯，多属于江南或原系北人，侨寓南方。所以就本书所涉及的地域来说，主要是中国南部。本书叙事，起晋愍帝建兴(313～316)至梁天监十五年(516)，历四朝二百年，正是中国佛教兴起的时期。当时西土僧人络绎东来，中国佛教中也名僧辈出，晋朝南渡以后，江南文化相当繁荣，比丘尼在当时出现了这些人物，是与其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 原载：中新社2006年9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