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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乾隆时期那场最大规模的、借四库纂修之名发起的文字狱中，禁毁之书尤以集部为最，多为明末清初拒不仕清、具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志士的诗文别集，其中有陕西三部诗文集遭禁毁，即《溉堂集》、《槲叶集》和《弱水集》。 据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1），乾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陕西巡抚毕沅奏缴4种书，其中有眉县李柏著《槲叶集》，禁毁理由是“诗文有悖谬处”。在姚觐元、孙殿起所编《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一书中，“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中也有《槲叶集》（2）；该书目中还有三原孙枝蔚著《溉堂前后续集》（2）。“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2）中，有蒲城屈复著《弱水集》，注明“诗中多违悖语，应请销毁”（2），“安徽抚院闵咨禁书二十四种”中，也有《弱水集》（2）。这三部诗集的作者，孙枝蔚和李柏身处明末清初，以遗民身份与清廷对立，屈复辈份稍晚，生于清初的康熙七年（1868），因具有同样强烈的民族思想，曾被孙静庵《明遗民录》误归入明遗民，可以想见三人诗集均因“违悖”、“悖谬”之语而遭禁毁，其反清的思想根源是同出一脉的。 1三位作者其人其诗 1.1孙枝蔚与《溉堂集》 孙枝蔚（1620-1687），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因家乡有焦获泽，时人又以焦获称之。孙家世为盐业大贾。明末李自成兵攻入渔关时，孙枝蔚24岁，散家财集结乡里少年相抗，死里逃生，至扬州经商。孙枝蔚不久就跻身秦、晋盐商大贾行列，国破家亡之隐痛，于觥筹交错中暂且遮盖。孙枝蔚在《诫子文》中记述了这段经历：“事既不成，遂来扬州隐于鱼盐之市，先人产业尚足自给，乃复愤懑不平，无所寄托，则以饮酒近妇人为事，谓丈夫不得行胸怀，虽速死声色中可也。”（3）文集卷四孙枝蔚30岁后，“一日忽自悔且恨，曰丈夫处世既不能舞马稍取金印如斗大，则当读数十万卷书耳，何至龌龊学富家为！”（3）陈维崧《溉堂前集序》当时的扬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孙枝蔚散财广交名士，进而弃商读书，虽“家渐落”而“诗益工”，遂以诗名闻天下。康熙十八年（1679），孙枝蔚59岁时：“以布衣举鸿博，自陈衰老，乞还山，遂不应试，授内阁中书。”（4）此事几使孙枝蔚失去遗民资格，下文“关于博学鸿词”将详述。孙枝蔚67岁客死扬州，终老未能回归故乡。 今存孙枝蔚《溉堂集》，包括《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诗余》二卷、《文集》五卷。其中《前集》、《续集》、《后集》为诗，计2670首。《前集》和《续集》于康熙十八年（1679）刻于京师，均分体编年，分别为明末到顺治间、康熙五年（1666）到十七年（1678）所作；《后集》刻于康熙六十年（1721），也为其生前亲手删定，分体编年，为康熙十八年（1679）至二十五年（1686）所作诗。 对于故国兴亡的慨叹和深痛的思乡之情是孙枝蔚诗的主题。其作于明亡前后的诗歌，多描写忧时之情和离乱之景，如“乾坤多战血，叹息对明灯”（3）《为农》，“京师根本地，谁只哭秦川”（3）《潼关》，“日落笳初动，城空鸟自还。”“可怜风雨夕，鬼哭满江山”（3）《乱后过瓜州》等，《哀纤夫》、《蒿里曲》、《佃者歌》等诗，更是着力于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勾画出一幅幅目不忍睹的乱世流民图。又如《采桑子·题焦山僧房》（3）诗余一词道：“老僧头白焦山顶，不管兴亡，安稳禅床，卧对江南古战场。客来坐久浑无语，饭熟茶香，归路茫茫，水打空船月照廊。”有“凄凉满纸”之评，国破家亡的忧怀表露无遗。孙枝蔚为其在扬州居所取名“溉堂”，并以为号，取《诗经·桧风·匪风》之意：“谁能亨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借以表明常怀西归之意，不忘乡关。孙枝蔚“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痿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3）陈维崧《溉堂前集序》尤侗《溉堂词序》也说：“每西风起，远望故乡，思与呼鹰屠狗者游。”其诗中也多有“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哪足恋，终南亦有梅”（3）《溉堂诗》、“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3）《李屹瞻远至……》以及“我家渭北河，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3）《赠邢补庵》等句，《溉堂前集》卷八收孙枝蔚作《扬州竹枝词》八首，为清代最早的《扬州竹枝词》，几乎首首含离人之怨，如“怪煞隋家偏种柳，柳枝容易赠离人”、“杨花落尽燕双飞，天末王孙尚未归”、“伶人休唱安公子，主客相逢半异乡”等。寄托了对故乡的怀念，也暗寓着对故朝的追思，唱尽了清初流寓江南的秦地文人的普遍心声。 对于自己流寓江南的困顿生活，孙枝蔚诗中也多有描写。孙枝蔚弃商从文后，逐渐断了生活来源，间或为幕府宾客，“乞食于江湖间”，常常是“环堵萧然，左对孺人，右抱稚子”（3）溉堂词序。如诗中有“妻儿乞米向谁家？高贤受饿也寻常”、“余生又断功名分，谁赐头纲八饼茶？”等句，甚至有“可惜囊中无一钱，忍渴空过茶肆前”的窘状。诗中的“忍渴”，也指心灵之渴，茶肆是潦倒文人和穷困遗民们可以纵论读书作诗、放谈故国故乡的精神家园，是孙枝蔚经常涉足之地。（5）但孙枝蔚对其生活的困顿以浪漫主义情怀自慰，如无钱买茶方尝“自焙临泉茗，闲赊隔舍醪”之乐；缺衣少被却有“中宵云共榻，五月雪明袍”之豪气；酷热难耐时，自有“野翁诗数卷，气与冰雪同，急归且把读，煮茶听松风”（3）《客中苦热……》之法来一解暑热。 孙枝蔚以遗民身份常年客居扬州，其间因“游食”踪迹也遍及大江南北，《溉堂集》以纪游和与友朋酬唱之作最多。孙枝蔚交游范围，除周亮工、王士祯、汪楫、朱彝尊等少数国朝文人外，大都局限于遗民圈内，长相唱和的有张养重、杜濬、吴嘉纪、冒襄等十多位。晚年更是与二三遗老一起自喻“商山四皓”，自坚志节。与遗民旧友的交往是孙枝蔚主要的文化精神活动，“阅江辛苦地，遗老独徘徊”（3）《金陵》的内心苦闷与孤寂在诗友酬唱中得以消解。康熙二十三年（1684），65岁的孙枝蔚与友人夜集，写下了“烂漫吟偏好，癫狂老更加，商颜即此地，四皓在君家”的诗句（3）《……同杜于皇、徐松之、宗定九夜集》，其晚年情怀仍不改遗民本色。 1.2李柏与《槲叶集》 李柏（1630-1700），字雪木，自称白山逸人，晚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曾家寨人。与李颙、李因笃，并称“关中三李”。明朝灭亡时，李柏年仅15岁，17岁偶读小学，见古人嘉言懿行，便焚去案头科举时文，发誓要学古人。不久又结交李二曲等志节之士，并以明遗民自居，立志“归老空林隐此身”。三避乡试不成，奉孀母之命被迫应试补博士弟子员。22岁首次登临太白山，自此每年夏入太白山避暑读书。母逝，李柏守墓三年后，携眷隐居太白山中，“力耕心田忙读书”（7）《除夕歌》。后又几度隐遁、避兵太白山中。其间遍访关中人文胜迹，与李二曲、李因笃等关学大儒和大兴善寺憨休禅师等相交往，“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汉老可也。”（7）《铁墨吟序》坚隐不出。48岁时曾被举贡太学，谢不就。李柏终生不仕，无奉无禄，“母寡兄幼，兵盗赋役旁舞，萧条四壁，饥寒四十余年”，但“自信性能安贫且好读书，好与客谈山林，好看剑，好吟诗作文，好蒲团静坐，好临水把钩，故终日罗勒有余而尚未有戚戚不足之意。”其《山房咏怀》）写道：“贫贱休嗟隐者骨，山家富贵世无如；茹毛口御三皇膳，结草身安五帝居……客来如论玄薰事，笑指飞鸿过太虚。”李柏61岁时，应调任湖南衡州的好友茹紫庭邀请，南游洞庭、衡山等地，“哀屈原于湘郢，哭贾谊于长沙，谒武侯于隆中”，是平生唯一一次走出关中，也从此离开了晨昏相亲38年的太白山，李柏回乡后，先因西岐大早，举家迁至陕西风翔、洋县等地，后又寓居、延课樊川、耀县，前后近十年，病中才回返眉县故居，71岁卒。 李柏著作有《一笑集》、《勤学通录》、《麟山十二诗》、《可以集》、《蕉窗墨战》、《湘中草》、《汉南草》等。今存《槲叶集》七卷，一至三卷收文266篇，四、五两卷，收诗483首，按诗体分类。并附《南游草》一卷，文14篇，《南游诗草》一卷，诗45首，《槲叶集》中总计收诗528首，量虽不多，却首首凝聚了诗人的志节和悲愤。李柏《槲叶集自叙》称：“山中乏纸，采幽岩之肥绿，浥心血之余沥，积久盈箧，遂为集名。”《南游草序》更以“目击明末盗贼焚劫遗迹，满目伤心不能无言，或晓拾一句，或暮构一篇，墨以泪和，字以愁结，因成小草”（7），直说成诗缘由。 关于明清之际的战事，今存《槲叶集》中仅有《卓烈妇》一篇，记载了顺治二年（l645）清兵在扬州连续烧杀抢掠的“扬州十日”。这也应是溉堂集被禁的直接原因。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北风吹折琼花飞。扬州乙酉遭屠戮，卓氏贞魂至今哭。将军已降丞相死，一家八口齐赴水。池中土作殷红色，血渍波痕转逾碧。曾闻精卫能填海，一勺之池想易改。”其《崇祯儒将》四首，对朝中那帮误国的儒将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其中最后一首道：“说起前朝事，至今恨不平。大将称走狗，膝行见儒生”，尤为痛快淋漓。关中连年荒早，百姓流离失所的情景，在集中多有反映，如《西迁》：“万方谁乐土.四顾尽流民”、《老人》：“道旁大哭人，老有八十岁……今日观此老，可知天下势！”表达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9） 李柏生当明末，亲眼看到明王朝走向灭亡，满人入主中原，强烈的正统观念和夏夷意识使他像许多前朝遗民一样，不愿与满清王朝合作，便走上了放浪山水，隐居求志的道路。李柏自称：“柏也，山林而儒服者。”说自己是一个隐匿山林的儒者。作为关学名儒，其思想继承了关学创始人张载的节欲观点和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诸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洲《槲叶集》中既有隐者的恬淡，如《幽居》“数间茅屋倚枯槎，钓水樵云只一家。箧有藏书三两卷，黄庭周易与南华”句，又有儒家的悯世，如“独夜忽垂千古泪，为谁按剑恨难平。世间无限伤心事，空对寒灯叹一声”（7）《夜坐》。赵舒翘曾说：“雪木先生生当明季，抱草莽孤愤无所发抒，遂放浪山水间，其志亦大可悲矣。后人见其行文，云谲波诡，以为逍遥人间世耳，而讵知与屈大夫九歌同其凄怆耶”（19），可谓知李柏者。 李柏最爱太白山的雪和月，借此抒发其高洁的志趣。王步瀛《重刻槲叶集序》中记：太白山“盛夏积雪，人踪罕至，清初李雪木先生尝往来山中数十年，卧明月，嚼冰雪，读书乐道，屏绝名利。”《自述》诗中写道：“结发之年学隐客，爱看家山雪太白。一卧峰岩四十年，肩背崚嶒风霜迫。”《太白山雪月》云：“我爱月下雪，我爱雪上月。月光荡雪花，乾坤胥白彻。高士怀素心，宁与雪月别。一滴饮贪泉，雪残月亦缺。”其《太白山月歌》云：“我见山岳有所思，悠悠今古思无期……我见山月思首阳，清风吹动蕨薇香”，托物寓志，借景抒情。李柏尤爱“为抱幽贞志，不知天下寒”的梅花（7）《咏梅》，集中以梅为名的诗就十多首，长女亦取名寒梅；李柏敬慕屈原的高洁，有《悼三闾大夫》《巳巳五日哭屈子》《甲子端阳日哭屈子》《五日哭屈子》《谒屈三闾贾太传祠》等诗，《长沙悼屈子》写到：“李柏五日哭屈子，年年滴泪悼以诗。”也是其操行的写照。王仙洲《重刻<槲叶集>序》赞李柏：“先生抱不可一世之概，志洁行芳，皎然绝俗”。钱仪吉在《太白山人传》中说：“吾郿乾隆间县志称李雪木先生奇服诡行，任情放诞……不肯随俗俯仰，宜人以为怪诞，然其皎然自立，志在圣贤，则人罕有识者。”李柏以隐为志，标明自己与清廷的对立。 1.3屈复与《弱水集》 屈复（l668-1745），字见心，号悔翁，晚号逋翁，金粟老人（蒲城有金粟山，唐明皇墓在此），世称“关西夫子”。陕西蒲城罕井镇人。崇仰“关中三李”风骨，“弱冠江海心，寤寐天下士。会合固有时，咫尺闻三李。”（10）《谒李子德大史》卷一P554l9岁时童子试第一名后，遂放弃科举进仕的打算。27岁家道中落，并因病出游寻医、游学，“我欲出函谷，直至东海湄”，足迹遍布晋豫、齐鲁、苏浙、闽粤各地，并四至京师，终身从事诗文研究和创作，“学诗者多从之游。”72岁时尚在北京蒲城会馆撰书，自称“生不谐俗，雅好横经，壮岁而寻杏坛，曾观俎豆；暮年而游燕市，独发悲歌”（l6）“征刻国朝诗启”。屈复为人耿介，“居僧庐，与客约，不迎不送，不作寒暄语。与客讲论诗文源流，诸史兴亡陈迹，以及关河、扼塞、兵马、漕盐、天文、律历诸事，恺切详明，言之凿凿。”无子，妻死不再娶，被当时人比作“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其生活状况在其《消暑诗十六首》小序可窥一斑：“吾年二十七出关浪游，今年七十有六矣。凡一粒一丝、寸纸点墨皆赖友朋，然得力者少。癸亥客姑苏，老病酷热，独坐一室，挥汗成雨，长饥可忍而仆怨莫解”。乾隆元年（1736）曾被吏部尚书杨超上书举博学鸿词科，他以老病推辞，作《感遇诗三十首）（10）卷三P575有“山中有古木，木不中梁柱。斧金非所荣，此道弃如土”、“商于四老翁，出处令人哀。有芝可疗饥，足适山木怀”、“名誉既不立，富贵一何为；名誉苟已立，贫贱甘如饴。……达人自知命，君子贵知机”、“坐客为我言，月奉行当有（举至京者人月银四两），笑而不复答，循帘看垂柳”等句表明志节。一生“似隐非隐，似狂非狂，诗名满天下，卒无有能测其为人者”，以“异军”的姿态出现在清初诗坛上。77岁病卒于第二故乡山东郯城寓所。 其著作除《弱水集》22卷，还有《楚辞新注》8卷、《玉溪生诗意》（又名《李义山诗笺注》）8卷、《杜工部诗评》18卷，《唐诗成法》8卷，《百砚铭》（附弱水集对联等）以及《金粟老人南华通》、《评定全唐诗》、《乐府新解》、《杜诗评》、《明四家诗选》、《王渔阳诗注》、《瑞草亭稿江东集》等。 《弱水集》收五七言近体和古体诗2217首。内容大多咏史记事，旅游酬答。屈复自负有经世才略，但生不逢时，曾说：“随行一卷惟黄石，烂在腹中三十年。”（10）《曝书》卷四十P55在不少作品里表现了他的故国兴亡感慨。《过流曲川》记述了顺治六年（1649）吴三桂屠杀家乡义兵的史事：“井底蛙声竟何在？十万游魂哭夜月。满地闲花落新愁，至今河汉皆东流。同人蒲城化为碧，仙人掌上芙蓉色。”《金粟堆》（10）卷一P543有“下有明皇墓，荆棘荒且深。感彼削平事，中原竟陆沉。……烈士多少年，洛水吾知音”句，借古叹今。 屈复“七十有七龄，半百在行旅”（l0）《留别王介山史君》卷三P581，曾言“二十七出门，七十七言归，人生皆有初，岁寒良独稀”（10）《人参行留别杨希文》卷三P582，但终未能回归故乡，正如崔希骃《楚辞新注后序》中所说：“关门一出，河声岳色，渺不复睹。虽晚以金粟布衣自号，而长安落叶、渭水西风，亦仅形之诗歌，托之梦寐，……其牢愁隐忧，白首乡关之思为何如耶！”（17）其故乡故国之思在集中俯拾即是。《六十生辰》（10）卷二P565中说：“石转志莫移，电流空自讼。永怀劬劳思，此日能无痛”，《送故乡亲友下第旋里七首》有“漂泊以终老，忧思谁能谖。送君还故乡，因之伤心魂”等句，诗后评语为“一肚皮不合时宜，遇题便发，况故乡亲友哉。”（10）卷三P572，其他如《送陈宗五旋里十首》等诗也都写了不忘恢复的抱负和有家难归的心境。正如李柏高隐如雪中之梅，屈复居处必种竹植菊，肝胆相照，“为避人篱下，荒庭漫作花。蓬蒿分雨露，竹柏共风沙。去路行难尽，深山住有涯，当阶非善地，老病愧无家。”（10）《叹阶前菊花》卷十六P8P7句，也可谓诗人自身境遇的写照。 屈复的诗论有很大成就，他关于屈原和李商隐诗歌的解评《楚辞新注》、《玉溪生诗意》影响深远。“其论诗，于兴、赋、比之外，专以寄托为主；谓陶之‘饮酒’、郭之‘游仙’、谢之‘登山’、左之‘咏史’，彼自有所以伤心之故，借题发之，未可以刻舟求剑也。”屈复论李商隐：“义山一生，善作情语”、“不必有所指，不必无所指，言外只觉有一种深情”；屈复解读屈原，所谓“三闾《九歌》，即楚俗祀神之乐，发我性情”，颇为一语中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清初特定历史环境下，屈复研究推崇高洁不谀的屈原和怀才不遇的李商隐，讲别有寄托，无疑也有愤世嫉俗、保持民族气节的用意在其中隐含。郑方坤在《国朝诗钞小传·弱水集序》中说：“今读其诗，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知先生之寄托固自有出天人地而莫可穷诘者。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不足为外人道也。”崔希骃《楚辞新注后序》中也说：“吾乡屈悔翁征君以诗名豪一世，其著述久为人所脍炙。……夫三闾眷恋宗国，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征君此书考据精详，去取严密，而持论之高尤多出人意表，实有默契乎千载之上者。盖其志洁行芳，感通一气，非偶然也。”（17） 2关于“博学鸿词” 从三位诗人的为人为文可以看出，其不与新朝合作的姿态集中表现在，贫病孤老一生，始终坚持以遗民和布衣身份著书立说，甚至下诏征为“博学鸿词”也拒不应招，这需要很强的意志与信仰，与那个时代诸多或早或迟、或主动或被动改换门庭的读书人相比，其气节令人敬佩。“博学鸿词”也无形中成为清初文人志节的试金石和衡量遗民身份的准绳。尤其是康熙十八年（1679）之征，规模空前，大大加速了明遗民文士集团的分化。 “博学鸿词科”早在唐玄宗时开设，用来选拔博学能文的“通儒硕学”供朝廷委用，是封建统治者在正规科举制度外的一种笼络读书人的手段。关于康熙设博学弘词以网罗遗民的背景，《清史稿·选举四》载：“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著书送京师。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祔礼成，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山林隐逸之士。自后历朝推恩之典，虽如例行，实应者寡。”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所下诏，已颇有一网打尽、使野无遗贤之意。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一载：“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弘词，以备顾问著作之选。肤几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如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京内京外，各举所知，联将亲试录用。”康熙严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及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终在“康熙十八年三月丙申，御试博学鸿词于保和殿。”共取50征士，授为翰林，其中侍读l人，侍讲4人，编修18人，检讨27人，“俱入史馆，篡修《明史》。” 这次“征士”范围之广，动静之大，都是空前的。各省督抚十分卖力，为此动心奔走者不乏其人。一时间四方硕儒名士云集京城。当时陕西举荐者共9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颙表现最为激烈，托辞有病，还被用床板强抬至省城，进而水米不进，以死相抗，“坚不屈，放还”，“自是闭关，不与人接，惟昆山顾炎武及同邑惠思诚至则款之。”（l1）卷三“国史儒林传”王弘撰虽至京，亦托病拒上考场；其余7人，孙枝蔚、李因笃、李念慈、李大椿、王孙蔚、王必升、赵廷飏均上了考场，结果除李因笃一人中式、孙枝蔚赐衔外，其余五人均落第。李、孙二人也因此丢掉了遗民的资格，并受到友人的谴责。实际上，与李颙同为关中三李之一的李因笃在被荐举时，推辞不过，“涕泣就道”，金榜题名后，又不愿出仕，只得以一份情词恳恻的《告终养疏》请求放归，不到一月即诏许回乡侍母。母殁，仍不出。其内心的矛盾和隐痛也流露于诗文之中。孙枝蔚被荐举时，人尚在扬州，明遗民诗人杜濬闻讯即作《与孙豹人书》，劝孙枝蔚“毋作两截人。不作两截人有道，曰，忍痒。忍痒有道，曰，思痛。至于思痛，则当年匪石之心……且夫年在少壮，则其作两截人也，后截犹长；年在迟暮而作两截人，后截余几哉？”孙枝蔚“屡求罢不允，促入试”，试卷未答完就出了考场。“天子雅闻其名，命赐衔以宠其行，……特予中书舍人”放归郑方坤《国朝名家诗抄小传》。即使这样，现存各种《明遗民录》中，都没有孙枝蔚的名字，孙枝蔚也为自己的进京行为感到羞惭，有“素衣今已缁，顾之窃有愧”（3）《咏怀十三首》句，得知李颙等拒不应诏时，更自检讨“平生未识李中孚，只道相逢在帝都。不上征车拼饿死，闻风愧煞懦顽夫。”（3）《李中孚》面对征召，孙枝蔚虽无李颙的激烈表现，但强烈的遗民心态贯穿始终，这也是其诗遭禁毁的原因。故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仍将孙枝蔚诗入“前编”，归入遗民行列。（6） 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少年时因母命勉强应童子试，康熙十六年（1677），按当时贡举制度，老秀才优等，可由地方贡举出仕杂职，这也是满清王朝笼络文人的一种手段，被李柏断然拒绝。第二年，李因笃被征“博学鸿词”入京，在京城“数称先生贤”，接着就有接二连三的征书荐文，都被李柏坚决拒绝了。由于李柏文名远扬，客居汉南时，洋县知县两次请他纂修《洋县志》，他也以老病为由婉拒。 屈复的态度更为决绝，康熙五十七年（1718），尚书巢可托三次推荐屈复为博学端人，作清宗室怡贤亲王之顾问，并以年资千金为酬。屈复均婉言谢绝，作《贞女吟》明志；后“张尚书廷枢（韩城人）欲上章荐，力辞不就”；乾隆元年（1736），尚书杨超又荐举“博学鸿词”，不赴。屈复与举主杨超素不相识，也不拜谢。杨超亲至寓所劝告，屈复作《感遇诗》三十首，诗后评语叹道：“杨公荐一素不相识之人奇，金粟不往谢奇，本省府君急催就道檄再四不已，金粟坚不应更奇”。屈复先后居京近二十年，达官贵人来访，不迎不送，人说他行为怠慢，他对答：“以地位而言，布衣怎敢与公卿交往，以文章道义而言，恐诸公不得以俗礼责我。”沈德潜称屈复“不屈志节，固是有守之士。” 正如吴怀清《三李年谱自序》中所说：“二曲抗节不屈，尚矣。天生以母故，勉应鸿博征，授职未就，遽乞养归，终身不出，与雪木遵母命应学使试，母没即弃巾服，同一锱尘，轩冕不渝初衷。盖三先生身遭易代，惓念先朝，至今读其遗书，故国旧君之思，油然溢于楮墨，道德文章均足信。”（11）当时，以李柏等三李为中心的陕西士子，和以孙枝蔚、屈复为代表的客居外地的陕籍诗人，其出处态度和人格特征是颇为一致的，“诗言志”，尤其是作为诗人的李柏、孙枝蔚和屈复，其存世的大量诗作直抒胸臆，自然为统治者所忌惮，其作品难逃禁毁的命运。但历史是最为公正的，三人诗集因其在清初诗坛所独具的价值而流传下来。 3三部诗集及作者的文学地位 陕西关中在明清之际，人文氛围之浓厚、诗学之繁盛闻名海内，孙枝蔚、李柏、屈复时为当时及后世论清初艺文者所称扬。吴怀清《三李年谱自序》中即云：“吾秦当有清之初，人文颇盛，隐逸为多，王山史、孙豹人、王复斋、雷伯签诸贤尤卓卓者。而当时雅重，尤以三李之道为最尊。”（11）另外，路德所作《受祺堂文集序》亦言：“关中当清初时，以诗名海内，卓然成一家言者，有悔翁、豹人、子德三先生。”（12）即指屈复、孙枝蔚和李因笃。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也说：“关中人文，自中孚、雪木、天生三李外，推孙先生豹人。”（13） 孙枝蔚诗，康熙时即受到力尊盛唐的诗坛盟主王士祯所推重，但其文旷达洒脱，其诗直抒胸臆，风神气骨，独树一帜，（14）实与士祯异趣。汪懋麟在《溉堂文集》序中说孙诗“最喜学宋，时之人大非之。”施闰章在《溉堂续集》序中说：“其诗操秦声，出入杜韩苏陆诸家，不务雕饰。”沈德潜《清诗别裁》称孙诗“辞气近粗，然自有真意”。《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其诗：“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大抵如昔人评苏轼词：如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也。”（18）尤其到了后期，孙诗质朴的风格越加突出，《溉堂后集》王泽弘序说“海内论先生诗者，以朴之一字蔽之，其推尊也至矣。”当举世崇唐之际，孙枝蔚独以学宋自处，其学宋不在形似，在于质朴，常“快所欲言”，“岸然自得”，表现出溉堂独特的性情面貌，在清初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孙枝蔚门下学诗者众多，其中陕西合阳王幼华名最盛，有《黄湄诗集》。 对李柏的评价，偏重关学研究方面，近世贺瑞麟在《创修李雪木先生祠堂记》中写道：“吾秦当国初，多硕儒鸿才，博学高士……先生（李柏）修德立言，亦自有其理学，亦自有其文学，尤与二曲、天生性情气谊深相契合者也。”（7）余堃在《学宪余公履邑候》中说：“《槲叶集》逸情高韵，托旨遥深，不谓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关中元气醇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7）钮琇《觚剩》、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等均言“雪木所著《槲叶集》，冷艳峭刻，如其为人。”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将李柏诗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十二家明遗民诗集列为“不废江河万古流”者。（15）时人王心敬称“其文率自出胸臆，不蹈袭前人；诗则自成一家，而声韵颇与彭泽近”（7）《上心敬太白山人雪木先生墓碣》李柏诗作多以平实简朴取胜，不刻意模唐拟宋。 屈复诗浑劲朴质，独开生面，与流行于当时诗坛一味追求风神韵致、内容空疏的“正统”诗风大相径庭。李因笃在读了青年屈复的诗作时，即大加赞赏：“三秦之秀，尽在是矣，他日成就非余所能量也。”荷泽刘藻在清嘉庆七年（1802）桐荫草堂刻《唐诗成法》序中说：.“关中屈征君悔翁以诗名海内垂四十年，一时习为声律者多从之游。”后人称其诗“沉郁顿挫，悲壮苍凉，笔惊风雨，词泣鬼神”、“其诗大抵意气苍莽，才力富赡，而亢厉之气，一往无前，失于粗豪者盖亦有之，所谓利钝互陈者” 明末清初陕西诗人受世代相承的关学的影响，总体来看创作中的理性化特征较为明显，其审美特征偏于沉郁、凝重、大气，孙枝蔚、屈复等，青年时即出走关中，与外地尤其是南方诗人的交流频繁而活跃，因而打破了地域的局限与隔膜，给陕西诗歌创作带来了生气与活力，孙枝蔚等人的诗歌，除保持了雄浑、硬直的秦风秦韵，体现出关中独具的自然景象与人文精神，也浸染了南人的圆润、飘逸和才子味道，加上三位诗人所共有的不以唐宋为门户，以朴实自然为旨归的作风，其存世诗歌在陕西诗坛以及清初诗坛均有其独具的价值。 4三部诗集留存版本 正是由于诗集本身具有的思想和文学价值.虽在乾隆时遭到禁毁，还是有许多漏网之本流传下来，并有后印本： 《溉堂集》：其中《溉堂前集》九卷，有清康熙十六年（1677）刻本，《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文集五卷诗余二卷》，有清康熙刻本，《溉堂前集九卷后集六卷续集六卷文集五卷诗余二卷》，为清康熙刻康熙六十年（1721）增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收集部第1407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收集部第2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收为《清人别集丛刊》。1990年兰州古籍书店影印收入《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六辑·西北文学文献第六卷163》。另有民国间陕西教育图书社铅印本。 《太白山人槲叶集五卷南游小草一卷》：有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四库禁毁丛刊》影印，收集部第89册。另有清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清宣统三年（1911）刻本、民国二年（1913）李象先刻本、民国三十二年（1943）西京茂记铅印本等。 《弱水集》二十二卷，北师大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藏清乾隆二十九年（1690）刻本，邓之诚跋；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七年（1742）贺克章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收集部第1423-24册重庆北碚图书馆有《金粟诗草》二十卷，清抄本，清马濮、陈长镇等评，卷端所题著者、评者俱同于《弱水集》刻本，抄本中评语均写在屈氏诗句之右侧。另有清光绪间资益馆铅印本。《国初十家诗钞》收《弱水诗钞》八卷。 参考文献 （l）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8 （2）姚觐元、孙殿起.清代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70，120，129，269，289 （3）（清）孙枝蔚.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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