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范式是库恩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库恩的论述中，这一概念有多种不同的含义。总的看来，可归结为三种，其一，范式是处理问题的规范；其二，它是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准则；其三，给出具体的范例，以作科学研究的示范。[1]库恩将科学的发展看作是范式的演变，范式无疑就成为了传统。 一般认为，我国古典目录学正式产生于西汉末期，这主要是因为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的书目活动所致，而其成果《七略》即成为一种范式，给整个古典目录起了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目录学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这一范式及其演变与概括总结。 这个范式包括这样几个组成部分：一、有一个分类体系，二、有一个总说明，三、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的学术源流，四、每书都编写有叙录（提要）。 这个范式对整个古典目录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及其变形共同组成了古典目录系统。刘纪泽在论目录体例时说：“目录之书，盖有三类：一、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一、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一、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2]前一种和后一种我们分别称为“俱全者”和“并无者”。“俱全者”和“并无者”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对立，因此，有人即认为“并无”目录是书目编纂的另一种传统，亦即另一种范式。但将“并无”目录看作是“俱全”目录的变形也是成立的。 2.郑樵的目录学会通思想是郑樵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所做出的一个理论总结，是与他的史学会通思想相一致的。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雍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 据《宋史》记载，郑樵字渔仲，兴化郡莆田人。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郑樵年轻之时读书极多，并对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他在《献皇帝书》中写道：“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由这种博大的志向和广泛的知识面，得以形成他会通古今的思想。 郑樵生活于两宋之际。宋初中期的基本承平局面为各种学术和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展现机会。但宋朝崇文黜武，游牧民族在西北的窥伺使之隐患重重。王安石变法的短命失败使王朝的隐患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急剧，积重难返。终于不幸而发生靖康之变，徽钦二帝为金人掳之而北，高宗偏安江南。作为一个学者，郑樵对国事的关注表现为对历史的兴趣，而历史是无所不包的，所以他一旦“得召对”，即向皇帝痛陈“班固以来历代为史之非”，表明他对断代史作法的不满，高宗亦有“相见恨晚”之叹。他所作《通志》即是一部通史，会通是其精神所在。 这种会通思想，据朱天俊先生的研究，“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考察，从千头万绪的历史现象中，描绘出各种事物从古至今的发展过程。”[3]基于这种会通思想，郑樵对目录学便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主张通记古今图书，不仅记书，而且记图；不仅记有，而且记亡，要做到广古今而无遗。郑樵认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在一个严谨、详明的类例之下，通记古今有无之图书，这样，学术源流自现，因此，对于是否作注释或提要就要视情况而定了。有不应释者，如《唐实录》十八部即不应释云“唐人撰”；有应释者，如《隋志》于霸史一类，因其“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释或不释，不可执一概而论，而“泛释”则“无义”。[4]。郑樵并编写了《艺文略》，将他的目录学思想用之于实践，创立了一个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的书目分类体系，广收古今图书。 其二，郑樵之书目分类较之《七略》又有所不同。由于通记古今有无图书，在考虑整体图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书目分类，与图书分类和学术分类的结合更加紧密，现代图书分类更多地是考虑到科学分类，可以说郑樵之所为已使书目分类向图书分类迈进了一步。 郑樵的“类例”、“通记”、“泛释无义”论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书目编纂理论，这个理论直接为他的目录应反映学术源流的目录学观服务。他认为目录对于文献“必究本末”，使“上有源流，下有沿袭”。 自《七略》而后，目录反映学术源流的方式由类例和叙录逐渐演变，类例是一直保持着的，其演变是由六分、七分等而基本定型为四分。叙录则一删为注，再变为传录，再省至无。郑樵象他的前人一样，无疑都注意到了这点，不过其前人如魏征、毋田等只看到了变省之不足，郑樵则另创新说，认为在通记古今有无之书的前提下，只要类例详明，学术源流亦可清楚地得到反映。 3.目录反映学术源流的思想至清为章学诚再度发挥。章学诚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总结的时代，考据之学使人们埋首故纸堆中，探寻义理的基础——文字和文献，并由此而全面总结了前代学术。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就是一部从目录文献入手探寻目录学义理的会通之作。他认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这一思想与郑樵之目录应反映学术源流的论述如出一辙，所以他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代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也。”[5] 以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与郑樵相比，可以说他们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概括是有所不同的。郑樵之时，《七略》已经失传，叙录经过一删再变再省，已与《七略》范式大为不同，《崇文总目》尽管继承《七略》传统，但因其编者的粗疏，不足与此，更使郑樵发现了其中的缺憾，再加上史书的体例，使他形成了类例通记泛释无义的书目编纂理论和由类例反映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思想。章学诚之时，《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使《七略》范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完善，[6]章学诚自己对学术源流的认识使他看到了从周官官守体系到《七略》书目分类体系的演变，并认为《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自符体系”，所以他“宗刘”，即是对《七略》范式的直接回归。章学诚除了强调类例，认为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外，更注重叙录等方式，即“表现于目录中的类序、小序、叙录和提要等项”，[7]他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互著第三），“而郑樵顾删去《崇文》叙录，乃使观者如阅甲乙簿注，而更不识其讨论流别之义焉，乌乎可哉!”（宗刘第二）。章学诚并深入研究了互著别裁之法，作为解决对类例间学术互相联系现象的一种方法，使得学术源流更为明晰。 整个古典目录学基本上都是基于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归纳和阐发，所以姚名达曾说整个目录学之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这时代精神主要是指目录辨考学术源流的精神无论是郑樵的类例（俱无），还是章学诚的叙录（俱全）抑或不全（无提要）者，“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8] 4.书目控制（Bibliographical Control，以下或简称BC）则是一个西方现代目录学的概念，它出现于维纳控制论诞生后的第二年，即1949年。这一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伊根和谢拉在《编目与分类杂志》上发表了“Prolegomena to Bibliographical Control”（书目控制初论）一文，对于BC“模仿控制论力学中的‘机器’概念，从控制论角度给予了明确的定义”，[9]这一定义最终与提供一种可检索手段相联系。[10]1950年，UNESCO与美国LC对BC的看法是：控制与掌握书目所提供的人类已出版的全部文献，达到书目原有的目的。这一目的显然过于宏大，所以UNESCO于1967年即表明书目控制表达着一种思想，其目的是可望不可及的。 1968年，P·威尔逊对书目控制功能作了深入探究，提出书目控制具有描述控制和揭示控制两种功能，描述控制着眼于文献外形特征，揭示控制则控制文献的主题内容。[11] 此后，学者们广泛引进控制论和系统论，围绕着书目控制结构和功能问题，使得书目控制研究更为深入。美国H. Wellisch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书目控制的Wellisch模型。[12] 书目控制是一个有广泛争议的概念，争议的根源主要在于“Control”一词。戴维森在所著《Bibliographic Control》一书中作了探讨。他首先从图书馆员选书入手，认为书目控制有时被看作是对出版物作审查和价值判断的尝试，因为书目编者（bibliographer）长久以来就一直在编收图书文献时体认着选择（selection）和删汰（rejection）的功能，这样，控制就是一个具有抑制（repressive）和审查（censoring）作用的装置。总的说来，对于书目控制，戴维森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由两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短语所组成，即“人类交流的记录”（the record of human communication）和“系统编目”（systematic listing），并认为系统编目的目的是保证那些可获得的人类写下的或其它形式记录下来的知识不被拒之于编目之外或被控制。[13] 尽管书目控制含义不确定，但综合各种定义，我们仍能发现其基本意义在于控制人类的一切记录下来的文献。 我国七十年代始正式引入这一概念。这段时期，“国家加强了对图书情报工作的管理，图书情报界也在书目控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通过标准化，建立全国各类书目的体系。”[14]八十年代初则开始翻译介绍书目控制论，第一篇文献即是H. Wellisch的文章。翻译介绍持续到85年。以后，“有中国特色、有创新内容的文章比重逐渐增加”，据统计，81年以后的十年间，我国共发表关于书目控制的译文、译著、专著、论文等共46篇，81—85年共17篇，专论性的有7篇；86—90年7月共29篇，专论性的有23篇，其中88—90年7月就有18篇。[15] 我国关于书目控制，现在大家基本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1）书目控制的对象是文献或文献流。 （2）书目控制的基本构成为描述控制和开发控制，其它如人的控制、版权控制、文献编目源控制、书目技术方法控制、书目系统控制、主观信息控制、启发信息控制等观点和出现使得书目控制的构成得到了更充分的总结。 （3）书目控制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它离不开计算机等现代科技设施。可以说控制技术是实现书目控制的关键，它包括“文献数据的识别、转换、组织和检索”等“互相关联的四个环节。”[16] （4）关于书目控制的发展步骤，一般认为应先做到NBC，然后达致UBC，而且NBC必须与UBC配合，即尽量采用UBC的有关标准，以求得NBC向UBC靠拢时尽量减少关碍。 5.正因为书目控制的对象是文献或文献流，所以刘正福（笔名石蔓）在书目控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所谓的文献控制论（Bibliocybernetics）。他认为文献控制就是指“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其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行结构的调节，以具有确定功能的信息输出作用于文献流，从而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缩小其状态变化的可能性空间这样一种控制行为；它是一个对文献揭示系统运动变化的诸现象进行整体性描述的概念”，而书目控制则是指“书目系统同其控制对象文献流间的信息作用，是指书目控制系统文献流分布状态的行为。”[17]刘正福将书目控制看作是书目系统的行为，将文献控制看作是文献控制系统的行为，并认为书目系统是文献揭示系统的一个特例，这引起了蒋永福等人的极大兴趣，他们将文献控制当作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是书目控制的上位类，认为“BC仅仅是文献信息控制的一种手段方法，正如谢拉和伊根所说是‘文献交流系统中的诸种装置之一’，它不可能解决文献信息控制的所有问题”，而“文献控制论是以整个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特征及其控制机理的科学理论。” 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蒋永福等人所给出的这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见《图书馆》1993.1），就会失望地发现，原来文献控制与书目控制并无多大差异，只是在文献源控制上关于“A.文献信息数量的增长控制，即生产控制”与“B.文献信息思想内容的政治倾向性控制，即意识形态控制”这两个方面甚至只是在A上有所不同，而且这里的文献生产控制不是文献学的任务。至于B.书目可以通过类例及叙录等方式予以某种“控制”，其余则是国家上层建筑主管机构的事情。 因此，根据蒋永福等人的论述，我们倒是不难发现“文献控制”即是“书目控制”的另一称呼，并无上下位类之别。因为书目控制的对象是文献，书目控制以文献为出发点并以改变文献分布为目的，文献控制也一样。书目控制并给出了一个控制文献的“书目”方法，这使许多人以为书目控制就此局限于“书目”本身，但“书目”的可能性空间很大，科尔舒诺夫即将书目系统看作二次文献系统。如果将文献控制看作是文献与读者间没有什么中间行为的直接交流控制，那么，文献控制就处于科学交流系统的另一个层面。否则，照刘正福、蒋永福等人的说法，即使文献控制以控制对象文献来命名，而其控制方法也超不出“书目”方法的可能性空间。 6.书目控制论尽管源自西方，但无疑与文献的大量出现有关，现代文献爆炸促进了书目控制研究。文献的增长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乔好勤先生说“书目控制的历史渊源很早，可以说自从有了一定数量的文献，也就有了人类对文献的书目控制”，[18]这也就是《隋志》所言“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之意，不过古代“纲纪”文献，只采用目录形式，至现代则逐步发展为“书目系统”或“文献控制系统”。彭斐章先生则特别提出《七略》范式和十二世纪郑樵的目录学思想，作为我国书目控制思想早期出现的例证。 对书目控制研究得越深入，我们就越容易感到蕴涵其中的一种目录学精神，这种精神，无论东西方都很早就开始觉悟。如西方，Gesner（1516—1565）1545—1555年间所编出之《世界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其收录了西伯莱语、拉丁语及希腊语等诸语种文献，无疑是一种国际书目控制的早期尝试。而在中国，它更很早就被总结为一种鲜明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郑樵的类例理论，就是章学诚的辨考理论；这种精神，就是郑樵的会通精神，就是章学诚的辨考精神。 轨道的对接是在详明类例和广记古今图书这两点上。我国一向是用书目分类体系来收录并类分图书，自西方图书馆学传入后，即开始根据科学分类来构建图书馆分类法，自七十年代接触西方书目控制论后，加强了对《中图法》的编制，《中图法》现在已出版了第3版，是我国的标准图书分类法。广记古今图书与对全部出版物的控制思想是一致的，郑樵甚至更深入，主张记“无”，因“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本所系而求”，如不记亡书，“不惟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 详明类例可以“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总之，其精神在于使人能明了学术源流。而“自1973年IFLA把UBC作为第三十九次大会主题以来，UBC和UAP成为七、八十年代图书情报界两大目标和理论研究的两大课题。”[19]UAP即Universal Availabitity of Publications，一般广义理解为世界文献资源共享，它与UBC相辅相存，甚至就是UBC的目的或目标。拿书目控制论与郑樵和章学诚的理论相比，郑樵的理论更接近书目控制论。郑樵之类例通记泛释无义的理论，如果我们不考虑其明辨学术之说，则无疑就成为书目控制论了。章学诚之叙录互著别裁理论，则过分强调辨考学术源流，它是古代过分关注文献整理的结果。现代，文献与读者间的书目情报传通成为目录学的主题，“深入”的辨考就只能成为现代目录学的目标之一。它“深入”就无法“全面”，无法达到全面的书目控制，无法与世界文献资源共享的目标相比。 7.从会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书目控制论，可以说是目录学从全面（有限的）到深入再到全面的过程。这使我们发现，所谓传统总是处于一种演变过程之中，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许有人会说，一成不变也是有的，如善本书录之类，那么，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在古代，辨考是古典目录学建筑的大门，现在它仍然是同样的大门，但我们已在其它地方开设了更大的门而形成现代目录学新建筑，在这个新建筑中，古典目录学的大门就显得象是窗户了，这门也就在没有改变中被演变了。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42 [2][8]刘纪泽.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34见：彭斐章等编.目录学资料汇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140.144 [3]朱天俊.郑樵目录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3） [4]以上有许多句子直接用郑樵《通志·校雠略》语，不一一注明，以下所引该书语亦不加注。 [5]《校雠通义·自序》 [6]清修《四库全书》从1772年下诏，至1781年编成《总目》初稿，至1787年基本上定稿，后由于李清问题，又有一番修改，至1793年冬刊成。章学诚《校雠通义》初稿写于1779年，1788年作彻底修正。章氏1775年至北京，1776年做国子监典籍，1778年中进士。（据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228—258整理）尽管在开馆之初章学诚限于科第没能入馆，但不能否认《四库全书》的编纂及《四库全书总目》对他是有相当影响的。 [7]谢灼华.论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四川图书馆学报.1984（3） [9][11]石蔓.关于引进控制论进行目录学理论研究诸问题的思考.湖北高校图书馆，1987（2） [10]杨廷郊译.书目控制论——文献检索系统的哲理论.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1（6） [12]参见：刘正福.文献控制论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1987及[10] [13]Davinson D. Bibliographical control. Seeond ed.London: Clive Bingley Ltd，1981.11~14 [14][16]彭斐章等.概论书目控制论.图书情报论坛.1990（2） [15]秦宜敏.我国书目控制研究述评.图书馆，1992（3） [17]刘正福.文献控制论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系，1987及[9] [18]乔好勤.书目控制.图书与情报，1982（3） [19]柯平.试论以书目情报为基础的书目控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3） 原载：《图书馆》199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