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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历史，人类经过狩猎、农耕、工业等多次文明的跃升，如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多重严峻挑战，人类将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去适应或支撑信息时代的需要和发展，以避免以往文明跃升中所衍生的负面效应，这将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新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反省，共同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和普遍关联的全球化浪潮中，人类已有的各种文明形态，只有通过相互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才能达到彼此之间的互补和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一种文化的合力，以纠正或克服当今人类由单一文化所造成的种种缺失，这可能是摆脱和克服人类困境的必由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通过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结合不同的历史现实和生活实践，创造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人合德”的生态伦理、“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等文化价值体系。儒家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而不同”、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价值理念，不仅通过个体表现为强烈的道德主义、积极的社会关怀、稳健的中庸精神、严肃的自我修养，而且也表现为人道主义、理性态度、重视传统和秩序的整体性格。由于儒家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根源、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以及由于儒家在传承文化方面的自觉努力，不仅使得历代主政者无不重视儒家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且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的主体。儒家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疏，把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考察中国学术史及文献史，在构成中华传统的儒、释、道三家之中，唯独儒家没有编纂《儒藏》。其中原因很多，但概括起来，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学说性质不同。《佛藏》、《道藏》是佛、道二教的经典文献总集，它们均以宗教的内容和形式为标榜，因此对于当时的儒家来说，如果编纂《儒藏》，就有把儒家或儒学宗教化的嫌疑。而历代多数儒者或儒学大家，虽也常常“出入佛老”，但均不以儒家或儒学为宗教。二是学说地位不同。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或主流，而佛、道二教在其发展进程中，历经磨难、坎坷和曲折，最终都不得不向占主导地位的儒学靠拢。因此，在儒家看来，虽三家并称，但地位却不能等同，因此也就不愿以《儒藏》的形式，自认与《佛藏》、《道藏》鼎足为三。第三，学说的作用、功能不同。佛、道二教以宗教为号召，其最大功能在劝人为善，具有道德教化作用。而儒家的思想体系，除道德教化外，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世俗化的教育功能。佛、道二教在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建国治国方略、世俗化的人才培养等诸多领域无法与儒家相比，因此儒家在自己的文化经典体系的表现方式上，也自然不愿追随佛、道，以“藏”设限。第四，在明、清两朝，虽也有少数儒家学者，如明末的曹学诠、清代的周永年、刘音等人，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并提出“儒藏说”和“广儒藏说”以为鼓吹，但均因上述可能的原因而未能实现。 历史上虽无以《儒藏》名书的事实，但历代王朝都有过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明朝的《四书大全》、清代的《皇清经解》及《十三经注疏》等各种形式的儒家经典汇编。这些汇编，实际上都体现了我们今天所称之的“儒藏”精华部分，只是还不够全面和系统，同时也没有汇编成我们今天所谓的“《儒藏》大全”。《四库全书》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儒家经典“大而全”的问题，但由于该书编纂的直接动机，是为体现盛世修典和大一统皇权至上的指导思想，从而使该书虽然有《儒藏》之实，但尚不能完全代替一部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能超越政治标准、文化眼光和历史局限，且具有学派性质的儒家文献典籍之精华及大全的《儒藏》。因此，能够集全国几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共同编纂这样一部《儒藏》，将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儒学能否冲破民族、地域的籓篱而走向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并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关键之一在于其自身的现代化改造。因为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东亚的，更是世界的。编纂一部有断句、标点、校刊（精华本）的《儒藏》，本身即是实现转化的一种外部形式。要对儒学作现代诠释，首先须提供一个现代人能够方便利用的现代版本。因此编纂《儒藏》是实现儒学现代转化的第一步。 其次，编纂《儒藏》是为文化创新提供文化继承的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说，继承与创新、诠释与转化，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离开创新的继承和离开继承的创新都是不可能的。此即古人所说：“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则；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 第三，“国于天下，有与立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有其足以立国兴邦的思想文化基础。今天看来，这立国兴邦的思想文化基础或来源之一，便是积淀了几千年并已凝聚在民族文化基因中的优秀思想成果和那些足以代表民族智慧的思想精华。 总之，我们今天编纂《儒藏》，不仅仅是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有着与历代编纂大书更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为不同文明体之间的沟通、对话和交融，提供一个多少有别于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明参照系，以便使人类以更加理性的态度进入一个多极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新时期。 原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