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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开始，历代朝廷都重视史志目录和官修目录的编撰，但作为指导读者治学、指示读书门径、传播国学知识的国学举要（推荐）目录却重视不够。晚清时期，随着新旧两种文化的激烈交锋，为了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这种目录形式得以迅速发展，成效卓著者，当推张之洞、康有为和梁启超。 1张之洞与《书目答问》 张之洞（1837-l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人，生于贵州兴义。同治二年（1863）一甲三名进士，历任两广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齐名，号称晚清“四大名臣”。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并以重视教育著称，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等。当军机大臣时，又主管学部，提倡兴办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 《劝学篇》和《书目答问》是张之洞的代表作，广为流传，其中尤以《书目答问》影响最大，被旧学者尊为读书之门径。《书目答问》成书于1875年（光绪元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1]，当时，清政府已经刊行了《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提要》对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书进行了考订和评论，内容比较繁杂，初学者要从如此多的书籍中分清其轻重缓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之从《提要》完成至《书目答问》问世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术界又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这就需要一部新的简约目录学著作来为初学者作入门指导，《书目答问》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最下问世的。《书目答问》所录之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2]。张之洞认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3]。因此他撰写《书目答问》具有明确的目的，主要为初学者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应读何书”；二是“书以何本为善”。“（《书目答问》）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4]。总结《书目答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以“实用”作为《书目答问》的选书标准。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曾说：“读书宜读有用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以是否实用作为《书目答问》的选书标准，规定：“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讹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椠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5]。又说：“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6]。 （2）在分类体例上首创五部分类法。张之洞谓其编撰《书目答问》乃随手记录，并说为了想使初学者便于翻检，不像藏书家一样编次目录，不完全用前人的书目体例。他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之外，增加了“丛书目”一类，列举古今合刻及清代一人自著丛书一百多种，在图书分类方面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类目说明，多所独见。每类按时代先后为序，类下再详分小类，不另设名目，仅在每小类之后，用“乙”号作标志。同时，在经部之下设立“群经总义”目，史部之下设立“古史”目，子部之下首列“周秦诸子”。附录一“别录”之下专录初学读本，由浅入深，渐识读书门径，附录二“国朝著录诸家姓名略”是为诸生选择良师而编的，初学者可以从中窥见清代学术概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叶德辉盛赞其书“损益刘班，自成著作”[7]。姚名达评价说：“《书目答问》在分类史上之地位，不在创造，而在对《四库总目》加以他人所不敢为之修正……张氏虽绝对无意于打倒《四库》，而《四库》之败坏自此始萌其征兆也“[8]，“虽未能破坏四部内质，然已示人之不必拘守”[9]。 （3）著作下列举若干重要或通行的版本和注本，并加以一定的比较和评论。如卷一经部《子夏易传一卷》下云：“孙冯翼刻问经堂丛书辑本，又张澍二酉堂丛书辑本，又玉函山房辑本。此唐以前人依托，今通志堂、汉魏丛书所收十一卷本，乃宋以后人伪作”[10]。《说文解字十五卷》下曰：“汉许慎。宋徐铉校定附字。平津馆小字本，小学汇函重刻孙本，汲古阁五次剜改大字本，朱校大字本即毛本，藤花榭额氏中字本，广州新刻陈昌治编录一篆一行本，苏州浦氏重刻孙本。孙本最善，陈本最便”[11]。卷三子部《管子尹知章注廿四卷》下注：“旧题唐房玄龄注。明赵用贤校本，即管韩合刻本，附刘绩补注。十子本同上，但多评语，不善”[12]。卷五丛书目《汉魏丛书》下释：“明程荣刻三十八种，何允中刻七十六种。国朝王谟刻八十六种，又广为九十四种，编校不善”[13]。廖廖数语，便有利于初学者对各种版本进行鉴别和选择，起到指导读书治学、指示读书门径的作用。康有为对《书目答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其“精要且详”，并劝告他的学生，若“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14]。 诚然，《书目答问》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继承《四库全书》的“正统”观念，认为词曲作品卑劣、作者卑下而排斥对戏曲、小说的收录，以致像苏轼的《东坡词》、辛弃疾的《稼轩词》等均不录。第二，张之洞所说的“今胜于古”、“经世致用”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只是为封建社会制度培养“有用之材”，因此他坚决抵制有碍清朝统治的书籍[15]。《书目答问》对清修《四库全书》时被禁毁的一些书籍也没有作应用的补充，等等。《书目答问》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它仍不失为一本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国学入门书目。 2康有为与《桂学答问》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厦，先后号长素、明夷、更生、天游化人、西樵山人、南海老人，1858年3月19日（清咸丰八年戊午年二月初五日）出生于广东南海丹灶银塘苏村敦仁里的一个官宦世家，后人尊称他为“康南海”或“南海先生”。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从小聪颖过人，七岁就能写文章，开口便圣人如何如何，被人赐雅号“圣人为”，人称“康圣人”；他八岁便接受经学教育，诵读《书经》，数遍就能背记；十一岁时他的父亲病故，跟随祖父生活，这时他就开始读《明史》、《三国志》等书籍；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人，二十一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为了传播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康有为自觉地以目录学为武器，写就了《新学伪经考》、《日本书目志》等目录学著作，对我国近代目录学的开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桂学答问》成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一年康有为因为著书讲学被议，游于桂林，应桂林士子之请，为述读书之次弟及方法而成此书。纵观《桂学答问》，有如是下几个特点： （l）以叙述而不是以目录的方式为众学子列举各种所应读之书。虽然看似一篇松散的读书方法论，实际是一种严谨的国学推荐书目，全篇虽然没有严格的次序，但基本上是按内容或者说学科划分来进行编排的。如“史”、“目录之学”、“兵学”、“地志”、“西学”、“数学”、“辞章”等等，没有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来罗列书籍。在书的后面，康有为总结出七类应读之书：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但是正文并没有按照这种分类来排列图书，因此显得有些零乱。 （2）只列书名，不注版本。如“西汉时书皆经说，宜读。如陆贾《新语》，贾子《新书》、《盐铁论》，刘向《说苑》、《新序》、《烈女传》，皆今学家纯完之书……”[16]经学多伪作，而且版本良莠不齐，若没有一定的学识和辨别能力，很难辨其伪善，这样就不利于一般士子对图书的鉴别和选择。 （3）对一些书籍进行精辟的评述。如“读史当读掌故。掌故则三通并称：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也。而《通考》最详……若《通典》，详于礼而多伪说，《通志》惟二十略为精，余皆史文，故应不如《通考》”[17]；又“《史记》多孔门微言大义，殊不易读。虽有窜乱，然至可信据矣。《汉书》虽为刘歆伪撰，而考汉时事，舍此不得。《后汉》为孔子之治，风俗气节至美”[18]。这样的评论比比皆是，加深了学者对这些图籍的认识。 （4）给出读书的进度及所需花费的大致时间，一些书标出有大约的价格。如“廿四史宜全读。新学读史，日一、二卷，其后渐习，日可三、四卷。《史记》一百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除表三十卷不能遍读，皆百卷。《后汉书》亦百卷。一日一卷，三百日可毕；一日三卷，百日可毕”[19]。“书目博深，莫如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一百二十本，价二、三金，必应购买。每日随意涉猎，数月可毕。”但是，康有为给出的时间进度并不可取，因为每一个人的学识根基不一样，每个人的知识接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读书时间多寡亦不一样，他以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学士是不合理的。康有为说：“……期年而小成，有基可立矣。三年则诸学毕贯，此为中人言之。若上智之才，尚不待此；即使下才，倍以年月，六年亦可大成矣。”显然，这些话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并不一定能行得通。 不管怎样，《桂学答问》的面世都或多或少地给后学者以一定的启迪和鞭策。正像顾颉刚所说的，康有为“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确曾有过很光荣的历史……学术史上，他所努力得来的成绩实在不容我们轻易忽略过”[20]。 3梁启超与《学要十五则》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人。自幼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级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0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896岁创办《时务报》，次年主讲时务学堂。维新运动时期，同康有为一道，鼓吹维新思想，并称“康梁”，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是近代史上才华横溢、知识渊博的学者，一生涉猎广泛，著述宏富，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21]。近代史上，梁启超的目录学著述宏富，既有国学举要书目，又有西学推荐书目，亦有解题书目、佛经书目等等，为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形成和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学要十五则》是梁启超编撰的国学举要书目，它是《桂学答问》刊出后，康有为“尚虑学者疑其繁博”，于是“属门人梁启超，抽绎其条，以为新学知道之助”[22]。梁启超遵照康有为的嘱咐，作了此文。因此，《学要十五则》是《桂学答问》的相辅之篇。 梁启超说：“四库之书，浩如烟海”。关于经学，“必以《春秋》为本”，而言《春秋》，“尤以《公羊》为归”。关于史学，指出“《后汉（书）》名节最盛，风俗最美，读之令人有向上之志……最可学，亦最易学，故读史当先《后汉书》”，并引用陆桴亭、康有为的读史方法，分为六事：一曰政，即典章制度之文；二曰事，即治乱兴亡之迹；三曰人，即为贤为恶，可法戒者；四曰文，即或骈或文，可诵习者；五曰经义；六曰史裁。关于诸子，“欲悉其源流，知其家数，宜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指’一段、《汉书·艺文志》中‘九流’一门、《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然后以次读诸子”。关于义理之学，“入学之始，必惟义理是务”，“读《象山》、《上蔡学案》，以扬其志气；读《后汉·儒林》、《党锢传》、《东林学案》，以厉其名节；熟读《孟子》以悚动其神明。大本既立，然后读《语类》及群学案以养之”，“凡读义理之书，总以自己心得，能切实受用为主……不必以贪多为贵也”。关于西学之书，梁启超说，“读西书，先读《万国史记》，以知其沿革；次读《瀛环志略》，以审其形势；读《列国岁计政要》，以知其富强之原；读《西国近事汇编》，以知其近日之局”[23]。 梁启超于群学言其简要之道，但“尚虑学者未知所择，故更综而录之”，形成了“最初应读之书”书目。“最初应读之书”亦分经学、史学、子学、理学、西学五部分。经学书开列了十五种，史学书十种，子学书十三种，理学书二十四种，西学书七种。书目后面附有“按月而为之”的“读书次第表”，使读者能一目了然，并可依照此表循序渐进地进行学习。 纵观《学要十五则》，与《桂学答问》相比，有十分明显的特点： 第一，即以叙述的方式阐述群学入门之道，又以列目的方式按先后顺序罗列各种应读之书。如果说《桂学答问》的内容编排显得有些零乱而让人模糊，那《学要十五则》的表述是再有序且清晰不过的了。《学要十五则》最后还以表格的形式，按月份罗列各种最初应读之书目，使人一目了然，成竹于胸。 第二，《学要十五则》比之《桂学答问》有更加精要的评论，以让读者能区分何者为“专精”之书，何者为“涉猎”之书。梁启超说：“学者每日不必专读一书，康先生之教，特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24]。如子学类第一月所应读之《孟子》条下云：“宜专留心其言养气厉节各条”；理学类第五月应读之《晦翁学案》条下日：“甚劣，姑读耳”。 第三，按月份共半年时间罗列各类所应读之书，还在一些书目之下注明具体的读书进度。如在经学类第一月份应读之书《公羊释例》下云：“释例择其要者数篇先读之，一二日可卒业，再读其诸篇，六七八日可卒业矣”；又《春秋繁露》条目之下云：“先择其言《春秋》之义者读之，其言阴阳天人者暂缓之，五日可卒业矣”[25]。这种对读书时间的全面而具体的安排，使读者能较好地把握读书的时间进度，起到事半功倍的读书效果。 当然，《学要十五则》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如也是只列出书名，没有注明版本或注本，没有注明价格，等等，使读者无法辨别、选择和购买。但无论如何，《学要十五则》都不失为一本优秀的国学举要书目，在我国近代目录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4结论 晚清时期，新旧两种思想激烈交锋，为了传播新思想和文化，指导众学子“应读何书”以及“书以何本为善”，“述读书的次弟和方法”，“以为新学知道之助”，张之洞、康有为和梁启超以自身深厚的国学功底，为学子开列了影响深远的国学举要书目，使我国国学举要书目的编撰在晚清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张之洞打破了“四库”的藩篱，创新了图书的分类和书目著录体例；康有为和梁启超不仅对图书类例进行了进一步的革新，还在著作下撰写了精要的评论，给出了读书的进度和时间，而且还开列了一定数量的西学著作，即弘扬了封建传统思想和文化，又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技术。晚清国学举要书目的编撰为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注释 [l]、[2]、[3]、[4]、[5]、[6]、[10]、[11]、[12]、[13]张之洞撰.范希增补正.书目答 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4，7，51，140，243 [7]、[8]、[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北京：商务印刷馆，1998：143-144，420 [14]、[16]、[17]、[18]、[19]、[20]康有为.康有为学术著作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34-37，39，43 [15]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322 [21]李喜所.《饮冰宣文萃丛书》序言.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2]、[23]、[24]、[25]梁启超.《学要十五则》序.见：康有为.学术著作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华书局，1988.45-48，57-58 （作者信息：郑永田，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录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硕士研究生；乔好勤，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目录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硕士生导师，邮编：510006。） （作者工作单位：华南 师 范 大 学 图 书 馆;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原载：《新世纪图书馆》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