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学家一向视明代的书目著录为苟简和粗疏。主要是因为明代目录学家没有采用解题这种方式来揭示文献。中国目录学界普遍认为，解题是揭示文献的最有效方式，是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文献揭示方式，例如注释，就没有价值了。明代的书目编纂比较普遍地采用了注释的方式来揭示文献，这是对中国书目编纂方法的重大发展。此外，明代书目著录项目趋于完整和有序，在版本和载体形态项目的著录上都有创新和发展，并采用或发明了互著、别裁和表格式著录，明人对于书目著录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使书目工具书化的历史进程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 明代书目著录内容和项目的增加 1．1 明代书目著录内容和项目增加的历史过程 《文渊阁书目》在著录内容上开了本朝书目著录的风气。其著录内容一般有书名、部、册数以及完全、残阙三等情形，并收录一种书的复本。偶或著录著者，以文集、诗词二类居多(其中许多还是书名的一部分)。方志书并连全阙情况也未著录；新志一类，甚而将部，册数也略去不计，这样的著录内容，使书目成为藏书登记的帐簿，历来国家藏书目录，如汉代《别录》、《七略》、南朝宋《七志》、唐代《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宋代《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都是有提要或作者小传的书目，这些重要的书目，在编撰方式上铸造成一种传统，那就是国家藏书目录应当在校理图书、编撰提要的基础上完成。这种著作式而不是工具书式的书目使书目的编撰成为学术创作。而《文渊阁书目》的编撰既没有以校理图书为基础，又没有编撰提要，违背了代代相传的传统，开创了国家藏书目录简略著录的风格。 终明一世，没有哪位目录学家对《文渊阁书目》的编撰方式提出过异议；事实上，明代目录学家纷纷效仿了这种编撰方式，并逐渐发展和完善，最终完成了题录性书目的定型；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注释性书目的体例。 《文渊阁书目》对明代书目的影响，除了著录简略外，还表现在具体内容上，例如载体形态项及全、阙、残情形。 《文渊阁书目》没有以卷数作为必要的著录内容，我们知道，卷数在古籍中十分重要。一书卷数不同，说明版本不一。而《文渊图书目》不录卷数，只录部数、册数，使书目著录的计量单位发生了重要变化。明代的书目著录是沿着只录卷数不录册(部)数，只录册(部)数不录卷数，既录卷数又录册(部)数，不录卷数也不录册(部)数四个方向展开的，已经没有统一的标准。 首先著录残缺情形的是《隋书经籍志》，例如在“薛莹《后汉记》六十五卷”下注“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明代《文渊图书目》广泛采用了这一方法。不过，它著录的完、残、阙的著本单位们是部数、册数，而不是卷数。《脉望馆书目》也是著录本数、套数，其注残阙较之《文渊图书目》更为详细，方法也更为多样。如“地字号”经书二： 春秋明志一本，抄本 不全 这是笼统地说“不全”。另如元(玄)字号正史类：南监本元史五十本 内缺志五十至五十三卷这是标明所缺卷数。另如二“地字号”经书二： 张无垢注论语集解一本 缺学而至宪问这是标明所缺章数。另如“列字号”类书类： 翰 大全十四本 后丁一第三页脱起至后戊集止 这是标明所缺某卷的一部分。另如“收字号”集类三： 高丽板杜诗七本 缺一本 中唐诗十一本 缺孙逖一本 这是标明所缺本数以及何本。有些情况特殊的书籍，则标明得更为详细。如“冬字号”集类四： 刘贡父彭城集 十九卷之二十六卷烂。二十七卷无字。三十二卷第十二页少尾张。三十三卷脱第一号至第五。二十四卷至第五号脱，四十三卷脱第七号。四十五卷至四十七卷并脱，四十八卷脱第一号又第四至八号。五十三卷脱第一号至第三号。六十卷十六号脱至尾。 明代中期以后，书目记载版本事项渐次增多，项目也比较完整。《李蒲汀家藏书目》开明代书目著录版本的先河，著录了家藏的一些宋本书籍。重视当代版本著录，始于《宝文堂书目》。本书目的版本记载，以其内容的出色的丰富，足以考见明代板本源流。它著录了关于官刻、私刻、坊刻的各种版本类型。如关于官刻有经厂刻(或内府刻)、南监刻等；关于家刻有周府刻、晋府刻等；关于坊刻长未注明具体坊肆名号，但已包括在所著录的刻书地区中；关于刻书地区，有闽、杭、扬、楚、常州、苏州等；关于刻书时代有旧版、宋、元、近(或新)、弘治、宣德等刻本；关于制板工艺有刻本、活字本、铜活字本等；其他还有宋巾箱刻、绵纸、竹纸等记载。另外，《赵定字书目》，《脉望馆书目》之专设“内府板书”，“宋板书”，“元板书”类，李鹗翀《得月楼书目》一卷之对于190余种书都记注版本，有助于考见宋元明版刻源流。 《读书敏求记》是明末清初钱曾选择家藏最珍重的宋元精椠和精抄本，并予以解题编辑而成。书中提出从版式、行款、字体、刀刻和纸墨颜色来鉴定雕印年代，并从祖本、子本、原版、修改来定版本的价值，堪称我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的专著。 《文渊图书目》不标著者。书名之下著录著者本是中国书目著录的传统。受《文渊图书目》的影响，明代书目著录著者项或者不全，或者干脆不录。明代书目著者项著录最全的是《百川书志》。它标出著者时代，姓名、职官、籍贯、字号和著作方式等内容。如经部中庸类： 中庸说一卷 皇明御史中丞漳郡刘驷宗道著 再如经部易类： 周易本义四卷 图说一卷 宗晦庵先生新安朱熹元晦撰 这是通例。有的著者项也并不是这样完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的所在多有。例如同一著者，在先著录的图书下面，标注比较齐全，再行著录时，就比较简略了。这证明《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是把书目作为著作对侍的，没有考虑单个款目的完整性。如经部中庸类： 中庸章句一卷 宋朱文公章句 一些著者项不明者，也就略而不注。为了表示尊崇或避讳，《百川书志》对于本朝君主的著录往往不标姓名，著录“今上嘉靖”，“大明宣宗”字样，对于分封的藩王也循此例，如“国朝唐王殿下”、“皇明秦藩永寿王”。 《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称《百川书志》“如晁公武之例”。主要是指高儒的著录方法，尤共是著者项继承了《郡斋读书志》的方法。 同一书而其卷数、册数、版本不同的，在书名上加一“又”字，另行著录，也是由《文渊图书目》首开先例，其后的《内阁藏书目录》、《脉望馆书目》、《澹生堂书目》等也宋用了这一方法并有所补充。《脉望馆书目》并依顺序依次标出甲、乙、丙。 这样，可使同一图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一书不同版本的收藏的增多，使这种方法的产生。 广泛地采用注释方式来揭示文献的内容和形式特点，是明代书目著录的重大发展。我们将在“明代的书目注释”一节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明代书目著录内容和项目由初期的简略而至中期渐次变得简明。我称之为题录性书目。正是采用注释而不是提要使题录性书目的共同点是简明。简明，是指文字简要，项目内容此较全面，又有条理。这是明代书目著录的风格。明代书目著录的简明，一直延续到《四库全书总目》(18世纪末期)编撰之前。《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清代的书目著录回归到提要的传统上去了。明人没有来得及总结自己的著录实践。清人孙庆增在《藏书记要》中作了比较合理的总结，《藏书记要》所记载的著录内容和项目，正是明人简明目录的境界。孙庆增说： 检阅清楚，门类分晰，有条有理，乃为善于编目者。一编大总目录。分经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书目行款，或照《经籍考》，连江陈氏《书目》，俱为最好，可谓条分缕析，精严者矣，前后用序跋。每一种书分一类写，某书若干卷，某朝人作，该写著者、编者、述者、撰者、录者、注者、解者、集者、纂者、各各写清，不可混书。系宋板、元板、明板、时刻、宋元钞、旧钞、明人钞本、新钞本、一一记清。校过者写某人校本，下写几本几册。有套无套。 就明代书目的整体来看，真正依照上述内容来著录的，尚无一部。往往是以部、册数来计量的，缺少卷数，而以卷数来计量的，又无册、部数；著录版本的，也不是每种书都标示出来。随意性较大而缺乏一脉相承的著录内容和项目，是明代书目的通病。 1．2 明代书目著录项目和内容增加的历史原因 就书目著录内容和项目的增加、变化而言，明代书目著录的两个主要特点是书籍计量单位的变化和版本著录的明确。分析明代书目著录项目和内容增加的原因，就从这两方面谈起。 书目著录内容和项目是在逐渐演进的。内容由少到多，项目有不完全到完全，由无规范到有序，是书目著录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人们对书籍，对书目认识不断全面、不数断深化的结果。代代累积的书目成果给后人提供了借鉴之资，而书籍制度的变化，书籍生产方式的改革以及人们对个体书籍认识的全面，加上书籍制作、书名、著者标识的约定俗成的标准，也使书目著如内容不断调整，以著者项而言，先秦时代的书籍对于署名是不措意的，时有时无，隋唐以后才变得复杂化，同时也更全面了。唐代的很多文集，已经著录著者时代、姓名、字号、籍贯、官职、封号和著作方式。著作方式也经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究其原因，主要跟儒经的注释性著作的增多有关系。大约到隋唐时期，已经出现近50种著作方式。不同的著作方式显示出作者对于著作所担负的不同责任，和所付出的劳动，在书目中著录著作方式就是为了反映这一点的。所有这些，都表示了书目著录进步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的、书籍的，而书目编者，只是对书籍的客观记载和反映。 明代书目著录中书籍计量单位的由卷到册、部数的变化，应当是书籍的制作方式所引起的。当《别录》《七略》以篇卷分别作为简策和帛书的计量单位时，实际上就是考虑到简策和帛书的装帧特点。随着书籍制度的演进，明代的书籍装帧形式以线装为主，线装书籍的计量单位是册(本)，而函套成为图书的必要的附加品。卷数当然仍是图书的基本计量单位，很多明代书目仍在书名之下标出卷数。但书籍的存放、全阙情形、数量统计，依靠册(部)已能说明问题，换言之，册(部)作为计量单位，其作用已和卷数基本上相同。所以明代书目著录中册和卷并存，正好说明两者同样重要。 明代书籍制作方式的主体是梓刻，但活字印刷技术也比较普遍，抄书也仍然流行于藏书界。刻书单位众多，刻书地域更广。活字印刷术材料更多。明代中后期，宋元版本日益见重藏书界。所有这些，使得明代藏书家版本收藏众多。版本众多，成为书籍显示自己特点的重要形式。同一书而有不同版本，版本不同，其内容往往有差异，所以，在书目中著录版本显得非常必要。由于不同版本在内容上的差异，所以藏书家往往收藏一书的不同版本，在书目著录时，为了全面反映藏书，就要把不同版本的同一种书全部录，于是，书目中著录“部”也便应运而生。另外，版本时代、地域、出版家和制作方式的不同，也使得版本项内容变得更加复杂。所以明代书目著录版本项，往往标记版本时代、地域、版刻单位和制作方式，看到本项的内容趋于完整了。 中国古代书目著录中的标目，以书名为主，偶而也有以著者标目的。前者，古人称为“以人类书”，后者，古人称为“以书类人”。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认为，“以书类人”有两个弊病，一是把一人不同的书籍归入一类。如皮日休《文薮》十卷，当入集部总集类，《文集》十八卷，当入集部别集类。而《新唐书艺文志》采取了以撰者为主要标目的方法，就把皮日休的著作集于一处，而致使总集和别集没有区别；二是“大有相妨”，即使著者和部分书名难以分明，使例如： 如管辰作《管辂传》，《唐》省文例去“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郑樵认为，如果是文集，置若者于书名之上则无相妨，曰某人集可也，因为没有“某人作某人文集之理”。 明代书目标目，也以书名标目为主，然而明代也间有采用以著者标目的，如《脉望馆书目》史类： 荀悦前汉纪 十本 袁宏后汉纪 十本 《千顷堂书目》的著录，则多以著者标目。不过，易于混淆的类，也往往以书名标目，如史部年谱类传记目： 端峰遗范录 仁和郡锐男存省集 古代没有标点符号或其他方法(如空格)以资区别，以著者作标目，的确容易造成作者和传主、谱主相混的情况，所以古代书目标目的主要形式是书名。 2 明代的书目注释 明代书目著录一改传统的提要性书目的作法，老向了简明著录的路子，发展了注释方法，完善了注释性书目的体例。 2．1 从《百川书志》的提要谈起 《百川书志》是最为后人称道的明代书目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浓厚的传统色彩。在类例上，它遵循四部成法，子目更具条理，更为详悉；在著录上，它继承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解题方法。然而，作为明代唯一的一部带有解题的综合性书目，《百川书志》已不足以代表一代风气。我们之所以对它介绍分析，不是因为它在明代书目中的特殊性，而是从其成败得失中明了明代目录学家所面临的境况，以作为我们讨论明代书目走向注释方法的原因的起点。 高儒《百川书志》序称： 以类相从，省著大意，条目昭明。一览之余，仰见千载圣贤用心之确。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称《百川书志》， 每书之下，略叙简要。不冗不漏，可为成法。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的评价则是： 间有注崖略者，亦皆习见之文。 丁丙、周中孚两人对《百川书志》的看法大相径庭。我以为是两人的出发点不一样造成的。丁丙的评价，是从解题方法出发的，所谓“可为成法”，而周中孚是从解题内容出发的，所谓“皆习见之文”。实际上，《百川书志》的解题方法确实有可取之处，然而其内容与《郡斋读书志》相比在对图书的介绍、考证和评价方面相差甚远。所以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两人的看法都是正确的。 根据钱亚新的专题研究，《百川书志》提要的主要特点，一为择要编写，略古详今；一为不拘一格，弃旧布新。钱氏列出《百川书志》前代和明代著作提要类别统计表：
《百川书志》共著录2，112种书，撰写提要964篇，占总数的45．7%。这可以说明并不是每书都有提要，而是有选择的。在2，112种书中，前代1，268种，明代844种，把它们的提要加以比较，前者为533篇，后者为431篇，以绝对数字论，前代比明代为多，但以相对数字来说，结果正相反，前者篇数为种数的49%，后者篇数为种数的51%，这就说明为明代著作而写的提要要比前代的每百种书要多9篇。钱氏认为，这种略古详今，与薄古厚今的收书原则是吻合的。 《百川书志》的解题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一种书的解题，如子部纵横家类： 战国策 十卷 汉刘向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 先秦纪事之书也。载西周、东周、赵、魏、齐、楚、韩、燕、宋、卫、中山十一国事。凡四百九十七章。太史分作《史记》，尝据此书。今参诸本，分为十卷。 这是《百川书志》解题的通例(当然，《百川书志》并不是每书都有解题)，另外一种方式是把两种以上的书放在一起编写提要，如史部小史类： 娇纪记 二卷 元儒邵庵虞伯生编辑。闽南三山明人赵元晖集览。 钟情丽集 四卷 国朝玉峰主人编辑。 艳情集 八卷 国朝郴阳南谷静斋雷世清编著。 李娇玉香罗记 三卷 国朝闽南三山赵元晖编辑。 怀春雅集 二卷 国朝三山凤池卢民表著。又称秋月著。双偶集 三卷 国朝贵溪樊应魁著。以上六种，皆本《莺莺传》而作。语带烟花，气含脂粉。凿穴穿墙之期，越礼伤身之事，不为庄人所取。但备一体，为解睡之具耳。 大凡这样的书籍，往往是性质(内容或体裁)相近似的。这样的解题方式，既避免了每书都注而显得冗长的弊病，也能在省略笔墨的情况下揭示其特点，这种方式最能体现“不冗不漏”的特点。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是单个款目检索点的丧失。高儒是把书目看作著作而非工具书的。 《百川书志》的解题内容，以揭示图书内容为主，间或有评论之语，但其内容，大多流为“习之文”，即对图书内容和特点的揭示缺乏深度，甚至缺乏准确性，这恐怕是高儒学养不足以相副的缘故。 作为明代唯一带有解题的综合性书目，《百川书志》的解题内容的肤浅苍白，是引不起当代其他目录学家重视的。在明代，宋代以前的图书大多已被历代目录学家编著了提要，而明朝自己的图书，因为难以定论的缘故，也很难作出此较准确的评价。面对数万卷藏书，除非竭毕生之精力，无以撰写出高质量的解题来。清修《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提要》历时15年之久，集中4000余人，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才编制完成，而且它还采用了新的解题方法，从偏重于考订的角度揭示文献。这都是明代日录学家的不具备的背景和条件。《百川书志》解题内容的不成功，说明了在明代有志于撰写解题的目录学家是很难有什么成就的。明代的学风没有走上精微的对于一个一书一事的考订，对于解题的撰写不是明人关注的内容。另外，明人的目录学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书目不再被视为表达学术思想的著作，而只是用于记录和检阅藏书的工具书。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明代目录学家抛弃了解题的传统，而走上了比解题简略的道路，采用了注释的方法。实际上，《百川书志》的所谓解题，就内容的份量言，已比传统的解题简略多了，只是高儒对注释法的理解并不透彻罢了，所谓“于疑晦处则释之”，高儒并没有做到。 除了现实的原因外，郑樵目录学思想中的“注释”论对明代目录学影响很大。 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大著作。在这部著作里，郑樵以其哲学，学术思想的“整体论”作为也发点，系统阐述了他的书目类例，文献记录、文献揭示等目录学思想，郑樵的文献揭示思想的核心是“泛释无义”。其主要观点是： (1)应当“取简而易晓”。“文集之作甚多。唐人所作，自是一类，宋人所作，自是一类，但记姓名可也，何须一一言唐人撰，一一言宋朝人撰。”即书目著录的内容应简单明了。 (2)书有应释不应释之分。例如出自当代的实录，见名知义和睹类知义的书，就不必注释，而一些类，如杂史类这错杂其间者，霸史类的所有书，都应予以注释。要这，“盖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而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今为观其可不可”。 (3)“泛释无义”。郑樵赞扬《隋书经籍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的作法，反对《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强为之说，使人意怠”的作法。郑樵编撰的《通志艺文略》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自己目录学思想的实践。《通志艺文略》各书无提要，注释则视具体需要而定，简明，多样，实用，得体。这样的思想和实践，被学风粗疏，好新慕异的明代目录学家接受了。 2．2 明代的书目注释内容 从今天存世的明代书目来看，其著录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仅录书名，卷(或册、本)数，著者姓名，这以《文渊图书目》、《赵定宇书目》、《脉望馆书目》为代表，沿袭了魏晋六朝题录性书目(旧称藏书性书目，这个名称不能揭示此类书目的特点，依其著录内容和方式当称为题录性书目)的传统；另一类则是除了基本的著录内容外，尚有注释，这以《宝文堂书目》、《国史经籍志》、《红雨楼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千顷堂书目》为代表。我们选择几部书目加以介绍和分析。 2．2．1 《红雨楼书目》的注释 《红雨楼书目》的注释内容主要有： 2．2．1．1 注书之内容。如“本朝世史汇”类。 致身录一卷 史仲彬记建文出亡事 2．2．1．2 注版本(抄本，刻本，旧刻，新刻，手书刻)。如“易类”： 陆德明音训周易白文一卷 元板 2．2．1．3 注书之体例。如“春秋”类： 左记十一卷 钱祖奎编 分国 2．2．1．4 注著述之旨。如“小说类”： 尊攘正书二卷 谢宫花驳西学 2．2．1．5 注撰著者事迹。如“本朝世史汇”类： 龙飞纪略八卷 嘉靖中诏安李朴著。朴字毕甫 布衣 2．2．1．6 注同书异名。如“农圃类”： 茶事类辑四卷 钞本。又名茶薮。朱子价盛仲交。 2．2．1．7 注附录。如“韵”类： 千字文音韵二卷 百家姓附 2．2．1．8 注图像。如“总诗类”： 武林怡老会诗一卷 钞本 有图像 2．2．1．9 注起讫时间。如“总诗”类： 皇明古虞诗集二卷 上党谢谠辑 自洪武至隆庆 2．2．1．10 注作品集之种类。如“传奇”类： 凌霞新剧 三十五种。俱茅维著。 2．2．2 《国史经籍志》的注释 《国史经籍志》的著录是史家笔法，既要简明，还要能与史书的其他部分相参证。大量地运用注释方法是《国史经籍志》的一大特色，这与《通志艺文略》一脉相承。在揭示图书内容方面，《国史经籍志》主要采取了注释著作内容，著述主旨、书之传主、所记时代起讫等方法；在揭示图书形式方面，注释书之残阙、附录、语种、篇数、篇卷分合、篇卷变化、著者情况、撰书时代、书名之由来等。 2．2．3 《内阁藏书目录》的注释 《内阁藏书目录》的基本著录内容是书名、册数、全阙、著者时代、姓名、著作方式。此目在版本著录上，凡抄本必一一注明。以上通例，不属注释的范围。《内阁藏书目录》的注释内容比较广泛有些文字较多，已走向解题路子。其注释内容和方式如下。 2．2．3．1 注图书内容。如“御制部”： 御制资世通训一册全 洪武八年 御制以训百官众庶者，凡十四篇。首以人君所当为者十四事，次言人臣所不当为者十七事，其三其四则为民用章，又以士农工商各为一篇，合僧道为一篇。 念此之愚痴，欲共教子，戒其造言，示以祸福，又各为一篇以劝惩之。 2．2．3．2 注同书异名。如技艺部： 铜板经一册全 抄本。一名列宿演义。 2．2．3．3 注著述主旨。如传记部： 历代公主录一册全 莫详编辑名氏。始隋兰陵公主，终唐襄阳公主。分善恶二类，以为劝戒。 2．2．3．4 注附录，如理学部： 尹和靖先生言行录二册全 宋淳熙间尹 门人祁宽编。内附上蔡语录。 2．2．3．5 注内容起讫时间。如传记部： 百将传四册全 宋东光张预撰。集古今名将，起于周齐太公，至五代刘词，凡十卷。 2．2．3．6 注撰者事迹。如传记部： 名臣顾公家乘四册全 公名佐。官都御史 谥端肃 2．2．3．7 注序者。如集部： 雪庐稿一册全 元至正间鄱阳释克新著 周伯琦序 2．2．3．8 注版本。如集部： 李文公集二册全 邵武新板 2．2．3．9 注卷数。该目以册作计量单位，但往往在注释中标明卷数。如集部： 皮日休文集日休，唐咸通巾人。自名曰文薮。有柳开序。凡十卷。 明代书目注释方法多样，内容广泛，基本上达到了以最简洁的文字揭示图书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的境界，做到了“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使书目注释在新历史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2．3 题录、提要和注释的比较研究 题录性书目、提要性书目和注释性书目三者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以其方法和内容的相互补充共同汇聚成古代中国丰富多彩的目录学内容，构成中国源远流长的目录学传统。 题录性书目著录简略。作为藏书的清册，它可以提供某一种书在某一类的收藏，但不能提供一书的特点。作为一种书目类型，它是有价值的，但它本身于目录学的发展的贡献也因为它自身的难以发展而受到较大局限。这种由魏晋六朝时期目录学家开创的书目方法传统一直不绝如缕，并不断随着后世书籍制度的变化调整自己。 提要性书目可以揭示文献的基本内容、著述主旨、作者生平事迹和文献价值。依照常规的分类，我国古代书目提要可以概括为三大类，一是叙录体，一是传录体，一是辑录体。 叙录体提要是由西汉刘向创立的。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叙录之体，源于书序。刘向所作书录，体例略同列传，与司马迁、扬雄自叙大抵相同。 叙录体提要的内容，主要有(1)审定和鉴别图书的版本；(2)评价作者生平及其学术思想；(3)评价书的内容。叙录体的创制，主要在于当时藏书错讹脱简很多，整理者必须说明定著篇章的理由，同时也是向当时的帝王负责，便利帝王阅读利用，并整定正本，昭示天下。 传录体提要肇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它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实际上是叙录体的关于著者生平事迹介绍部分的发展。传录体的产生，与魏晋时期人物品评之风的兴起是有关系的。 辑录体提要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该目辑录诸家书目所评，和其他书内有关的议论，引用成文，间或附加编者的按语。辑录体被马端临广泛采用，是因为作为史学家，马端临恪守中国史学的传统，即在新的体例下，力求保持史料的原始性，真实性。所谓“成一家之言”，往往是就史书体例而言的。体例新，则自成一家言。史料的选择以及按语，才表现历史学家的严谨与否。在马端临那里，“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则辑录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记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者，则具载焉。”而到了清代书目编者那里，则已演变成辑录书序的程式，虽号为辑录体，但与马端临相比，其内容，价值已不可同日而语。学识的高下，判然有别。创造者和景从者的境界，于此可见。 提要性书目对于目录学方法的贡献是较突出的。刘氏父子开创的这个传统成为后世书目评价的范式。但提要性书目编制质量的高低，端赖编者的学术水平。实际上，正如郑樵所指出的，一些书目提要格于体例，往往不免强为之说。一些没有特点的文献，也要编写提要，这就使提要走向了程式化，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作为有效的揭示文献的方式，提要一旦走向程式化，就会被滥用；而提要如果不能揭示文献的内容和形式的特点，就成为空泛无物，千篇一律的东西了。 提要产生的学术背景是：中国古代精雕细琢的学风和个人学术见解的表达。当一个时代不具有精雕细琢的学风，有更多表达学术见解的方式，或一个时期学术思想没有重要突破时，就很难编制出高质量的提要。况且提要也只是揭示文献内容和形式的一种方式而已。 注释性书目肇始于《汉书艺文志》。经过宋代郑樵的阐述(《通志校雠略》)和实践(《通志艺文略》)，已逐步走向成型，明代书目佳注释方法变得更为多样，内容也愈加丰富。 注释，是用来揭示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的。如果一种文献不具备特点，就不予以注释。从传统书目的实践来看，注释的方法和内容避免了千篇一律的程式化的弊病，是揭示文献的有效方式，并且把最有用的文献信息浓缩在最简短的文字上。书目注释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书名、著者、版本、载体形态诸项的补充说明上，而且可以提高编目活动的效率，提高文献检索速度。注释的采用，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了。 总之，题录、提要、注释在文献揭示上各有长处，但一般说来题录过简，揭示的文献信息有限，提要过繁，编制既不易，也影响检索速度，而且许多信息是冗余的。注释简明扼要，又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献信息。作为工具的书目，采用注释的方法应该说是最合理的。(未完待续)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 郑州 450052) 原载：【《图书与情报》199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
|||||||||||||||||||||||||||